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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总是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换言之，如果谁打算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向别的民族输出，在别人的土地上长出与自己的文明一样的花朵，他难免失败；反过来，如果谁想把别国的文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也总会劳而无功。
读过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长篇历史小说《异国之恋》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尤其是后一点。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发生在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从十二月党人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到思想上的酝酿，起义的爆发，直到他们失败后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一小批年轻的俄国贵族军官要求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而发动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暴乱。作为贵族，而要求实行民主，这其中显露出一种不和谐。
民主思想产生于市民或平民阶层。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却并没有西欧那样的城市。也许有人会说俄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但那是都市或城堡，而不是城市。西欧的城市是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聚落而成，逐渐取得自己独立于封建采邑地位的，它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同于作为采邑政权中心的城堡，在城市中生活的，从市长到市民都是平民，作为近代阶级出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都产生于城市。而当时的俄国，还只有贵族和农奴，没有市民。那么，十二月党人的政治口号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八一四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争失败，沙皇亚历山大带领俄军占领了巴黎。始料未及的是，一批在俄罗斯荒蛮草原上长大的纯朴青年贵族却因此而眼界大开，滋生了不利于沙皇统治的思想。正如十二月党人尤里·阿尔马佐夫所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过国，没有任何比较。后来，他们不慎把我们放到大千世界中去，我们就顿开茅塞。我们到法国去打仗为的是反对波拿巴这个暴君，可是我们回来时，就爱上了自由。”(《异国之恋》，第318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批青年贵族希望把他们在法国领受到，并且深深迷恋着的法国的民主、自由、共和、平等等移植到俄国，这就是酿成十二月起义的最直接的原因。
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纯粹意识领域内的革命，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既无物质的、经济的基础，也无群众基础，甚至没有思想基础。这是一次法国民主自由精神与俄国贵族的文化教养之间的精神恋爱，是一次把他国文明移植到自己国土上的尝试，它是注定没有结果，注定失败的。
在《异国之恋》中，作者特罗亚对小说主人公：法国青年妇女苏菲，和俄国青年贵族军官尼古拉的恋爱婚姻的描写，似乎正可以看成是这种精神恋爱的象征。
尼古拉象许多俄国青年贵族军官一样，受过法国式的教育：这在俄国贵族中可说是一种传统，俄国贵族的沙龙中正是通行讲法语，以法式的礼仪为有教养的标志的。这种法式教育使他们认识的法国，是贵族式的法国：奢侈、腐化、糜烂、堕落。当他们进入巴黎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出入于巴黎的“王宫、剧院、咖啡馆和美人的闺房”。(第11页)尼古拉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一位贵族情妇：德尔菲娜男爵夫人。
但是后来，尼古拉又恋上了苏菲。苏菲也是贵族出身，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但她生于大革命时代，自小受的是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且是一个革命的秘密小团体“红罂粟之友”的中坚分子。尼古拉对她的迷恋，完全不同于与德尔菲娜那种以肉欲为核心的冲动，而是一种崇拜，混杂着小学生对老师那样的敬畏和自信不足的恋人在情人面前那样的仰慕。
尼古拉通过苏菲认识了另一种法国人，是在俄国的法式教育中无法认识的法国人，体现着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国人。
不妨说，进驻巴黎，对尼古拉这样的纯朴青年，无异于进行一种强制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在愚昧、落后的环境中长大的人面对高度发展的文明时，不崇敬，不迷惑，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已麻木到对一切都已无动于衷。
然而，接触到法国近代文明的精髓，对于俄国本身来说，也许是幸事，但对于直接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却毋宁说正是悲剧的开始。
触到并景仰高度文明或文化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它、接受它是另一回事。
传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你小的时候，在你无法设防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意识，然后，它就作为习惯、禀赋、情感等沉淀在你的意识中，成为你根深的价值观念，就是说成为你判断一切事物的尺度。
而当你对一种与你固有的传统不同的价值产生了迷恋之后，你会从理性上把它当成你的判断尺度，从而对事物产生与过去不同的看法。
这样，在你心里就有了两种矛盾着的价值观。当所判断的事物与自身关系不密切时，当判断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未付诸实践时，这种矛盾并不显露出来，但只要一涉及行动，这种矛盾就出现了。
十二月党人从小受的是贵族教育，服从父辈和把沙皇当神明一样崇敬，早成为深入骨髓的教养，然而，良知却又告诉他们真正的正义在于自由和民主。于是，他们决定起义，而且他们知道，不流血，不杀死沙皇和大臣，理想无法实现。但是亲手去杀人，而且是父亲般的沙皇，虽然他们知道他只是个残暴的刽子手，却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了。他们希望废除农奴制，但却从未把自己家的农奴当作平等的人看待过，从不关心他们如何生活，他们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要求些什么。他们认为，“革命是一小批优秀分子的事业。人民只消享受革命成果，毋须表达这种愿望，更不必去为此战斗。”(第423页)这种把幸福或正义施舍给人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贵族意识的体现。
仅此也可以看到，十二月党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
然而，我这样强调文明的不可移植，却并不是要主张闭关自守，也不是主张对进步的文明取排斥态度，而只是主张，对于他国的文明，所应取的态度，不是吸收或移植，而是以它为借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
我以为，十二月党人正是对自身缺乏一种批判态度。
《异国之恋》中描写的尼古拉回俄国后的一次艳遇，很能反映这种对传统的非批判态度。
尼古拉和苏菲结婚后回到尼古拉的家乡生活。后来，尼古拉就偷偷姘上了一位邻居：女地主达里娅。乡间生活太平淡，尼古拉又是位精力过剩的青年，似乎有点艳遇也不奇怪。但奇特的是这位达里娅已是半老徐娘，年龄大到足以做尼古拉的母亲，而且并不美丽风骚。尼古拉怎么会迷上她的呢？
他是这样比较她和苏菲的：“一个高大、成熟、丰满，容貌温柔；另一个年青、娇小、目光炽热。他觉得她们两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命中注定是一对朋友。”(第374页)在苏菲的怀抱中，他感到激情的冲动，而且对她充满敬意；但在达里娅的怀抱中，他感到平静、满足，而且有一种充满自信的优越感。这两种感情，正是尼古拉身上新旧观念冲突的反映。作为革命者，他有着激情和冲动，但作为传统熏陶下的俄国乡村贵族，躺在传统广阔的胸怀上，他才感到踏实。这两种观念是互相冲突的，那么这两种情感也就无法同时满足。以为它们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以为它们会成为一对朋友，总难免是梦想。
这使我想到所谓“体用”之争。中国近代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现代又有人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但在我看来，在两种文化土壤上长出来的文明，却不可能有所谓体用关系，而是只有对立和冲突，把所谓西方文明中优秀的成分吸收到自己的传统中，或反过来把自己的优秀传统吸收到新的文明主体之上的企图都只能是徒劳。因为关键在于批判改造，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念，在于改变传统，而不是修补它或完善它。
例如，《异国之恋》中写到一位农奴尼基塔，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尼基塔是个很聪明的年轻农奴，在苏菲的帮助下，他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还学会了写诗，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一种文明教育。苏菲有意无意地在用他做一种试验，她希望他最终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而且，在苏菲的努力之下，他几乎已得到了自由人的地位，他离开了主人的家，自己去做工挣钱，而且做“白领”工作了。而且，他对苏菲也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这也可以看成是对西方文明迷恋的一种象征吧。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自由人，他把他所获得的一切，都看成苏菲——他的主人——的恩赐，他把她看成恩人。后来，他忠心耿耿地护送苏菲去西伯利亚——尼古拉的流放地，并在途中死去。这种忠心，也许正是作为农奴的一种美德，也让人感动之至，然而，它却与作为自由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对于尼基塔来说，最迫切需要的，似乎还不是知识，而是自由的意识。然而，这里似乎有一个怪圈。没有知识，自由的意识似乎也不易产生。但显然，自由的观念并不存在于知识之中。自由观，是不同于知识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无法教授，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形成。对于尼基塔来说，无论你对他讲多少道理，说明人生来是自由的，主人和农奴都是平等的人，也无法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奴隶而把苏菲和尼古拉看成主人。
对于尼基塔来说，最需要的是启蒙。
我原以为，对于启蒙，有一种误解，以为启蒙就是传播科学知识。其实，启蒙主要的一点是对旧传统，对愚民政策等进行批判。在西欧近代的启蒙运动中，的确有过传播科学知识的活动，但那直接的目的，是用近代意义下的科学来对抗神学世界观，启蒙的意义在于科学是对神学的批判。
启蒙若只是传播知识，那么启蒙工作会变得容易得多，当今世界教育的普及，早已超过近代的西欧，然而，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又有谁会否认，需要一种启蒙工作呢？
所以我说，启蒙是指对阻碍进步的传统的一种彻底批判，而不是指单纯的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可见这是一种需要几代人艰苦努力的工作，改变传统真是谈何容易。
从这里看，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似乎也是注定的。他们只是启蒙者，而不是新世界的直接缔造者。
我一再强调十二月党人的必败，一再强调他们希望移植西方文明于俄国的荒谬，却并没有丝毫贬低他们的意思。事实上，特罗亚对他们也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异国之恋》的法文原书名，叫“正义者之光”，而小说写在最前面的，是这样一句话：
“正义者之光赐人以欢乐”。
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后边还有一句：恶人的火焰终将熄灭。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终于将启蒙之光照进了俄国。
这似乎正应了我前边说过的一句话：接触到法国近代文明的精髓，对于俄国本身来说，也许是幸事，但对于直接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却毋宁说正是悲剧的开始。十二月党人迷恋法国式的民主自由的结果，是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大半时光。
看到这种悲惨的结局，似乎足以使有志于启蒙的人感到寒心。启蒙者似乎象蜡烛，照亮了别人，消耗了自身，带给别人欢乐，留给自己的却只是牺牲和痛苦。
对于这一点，我以为说几句牺牲精神的可贵之类的话是无力的。特罗亚对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的描写却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
特罗亚在“附记”中说，他写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写得象在地狱中。他认为，他们的精神是非常痛苦的，但物质条件逐步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他并且说这是有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作根据的。
如果十二月党人，或失败的启蒙者的遭遇，都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时的“死屋”那样骇人听闻，那也许真的只有死或自杀才是解脱，那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已使任何精神上的痛苦退居次要地位了。
然而一般说来，现代，乃至近代，这种肉体折磨都已逐渐成为过去。十二月党人的痛苦是精神的，精神的痛苦当然也以外来的迫害为条件，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内在的。
十二月党人的痛苦在于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他们总是对沙皇抱有某种幻想，以为有一天沙皇会大赦他们，恢复他们以前的自由生活。在欧洲的牢狱中，他们幻想沙皇不会处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流放成行之前，他们幻想沙皇会在临行前大赦他们，到了西伯利亚，每当沙皇打了一次胜仗或有了什么喜庆，他们就幻想会有大赦。因为他们有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于是他们一次次失望，而希望中的焦虑和失望的痛苦几乎同样难以忍受。
如果他们不寄希望于沙皇，而是象他们到了晚年那样，能随遇而安了，他们的痛苦就会小得多。
我在这里不是要否认一般的理想主义，不是要人不抱任何希望的麻木地生活，而是说，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恩赐上，等待上帝的眷顾，人是往往会失望，在逆境中人总会痛苦万分的。
人只能寄希望于自身。
寄希望于自身和寄希望于他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是希望某种外在的结果，某种将来到来的恩赐，而是为未来的到来做努力，即努力使今天的生活变得充实。
这并不是一种许愿：只要努力，目的就能达到；也不是一种保证：只要自己内心平静，则外在的痛苦也就不再是痛苦。痛苦总是痛苦。但是，体会到的痛苦和痛苦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不公正的对待而怨天尤人，徒然使自在的痛苦变得更难忍受。但放弃了对别人的幻想，承认了自身所处的现实，并且正视它，把它当成实现自己的理想，即继续进行启蒙的活动，这时，痛苦就变成了人生一种财富，反而使人生变得充实。
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逆境总是超过顺境，如果为了逃避痛苦而去选择平静的生活，只会使自己变得麻木，或受良心的煎熬。例如《异国之恋》中写了这样一位青年，他曾参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的秘密活动，但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他却不在场。此后的一生，他一直在歉疚中度过。他有着乡村地主平静的生活，外在环境似乎优裕、富足，但他始终感到空虚，想为自己的未能参加起义辩解，而又明知无法辩解。他鄙视自己，又怕别人鄙视自己，等等。看了他的一生，总觉得在他的生活与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相比，人们会更愿意选择去西伯利亚。
事实上，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对西伯利亚这个荒凉土地上的人们也正是一种启蒙，使他们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为了解放别人而自己受苦。同时，十二月党人也在流放地传播了教养和文化，为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痛苦是有代价的。
当他们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想在一天早上在俄国实行法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时候，他们失败了。而当他们正视了现实，切切实实地进行文化传播工作时，他们进行了真正的启蒙。
当然，十二月的起义本身也是启蒙，它毕竟提出了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使人们认识到，俄国的旧传统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
(《异国之恋》，〔法〕亨利·特罗亚著，李宝源、陈祚敏译，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10.50元)
读过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长篇历史小说《异国之恋》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尤其是后一点。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发生在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从十二月党人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到思想上的酝酿，起义的爆发，直到他们失败后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一小批年轻的俄国贵族军官要求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而发动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暴乱。作为贵族，而要求实行民主，这其中显露出一种不和谐。
民主思想产生于市民或平民阶层。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却并没有西欧那样的城市。也许有人会说俄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但那是都市或城堡，而不是城市。西欧的城市是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聚落而成，逐渐取得自己独立于封建采邑地位的，它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同于作为采邑政权中心的城堡，在城市中生活的，从市长到市民都是平民，作为近代阶级出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都产生于城市。而当时的俄国，还只有贵族和农奴，没有市民。那么，十二月党人的政治口号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八一四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争失败，沙皇亚历山大带领俄军占领了巴黎。始料未及的是，一批在俄罗斯荒蛮草原上长大的纯朴青年贵族却因此而眼界大开，滋生了不利于沙皇统治的思想。正如十二月党人尤里·阿尔马佐夫所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过国，没有任何比较。后来，他们不慎把我们放到大千世界中去，我们就顿开茅塞。我们到法国去打仗为的是反对波拿巴这个暴君，可是我们回来时，就爱上了自由。”(《异国之恋》，第318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批青年贵族希望把他们在法国领受到，并且深深迷恋着的法国的民主、自由、共和、平等等移植到俄国，这就是酿成十二月起义的最直接的原因。
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纯粹意识领域内的革命，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既无物质的、经济的基础，也无群众基础，甚至没有思想基础。这是一次法国民主自由精神与俄国贵族的文化教养之间的精神恋爱，是一次把他国文明移植到自己国土上的尝试，它是注定没有结果，注定失败的。
在《异国之恋》中，作者特罗亚对小说主人公：法国青年妇女苏菲，和俄国青年贵族军官尼古拉的恋爱婚姻的描写，似乎正可以看成是这种精神恋爱的象征。
尼古拉象许多俄国青年贵族军官一样，受过法国式的教育：这在俄国贵族中可说是一种传统，俄国贵族的沙龙中正是通行讲法语，以法式的礼仪为有教养的标志的。这种法式教育使他们认识的法国，是贵族式的法国：奢侈、腐化、糜烂、堕落。当他们进入巴黎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出入于巴黎的“王宫、剧院、咖啡馆和美人的闺房”。(第11页)尼古拉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一位贵族情妇：德尔菲娜男爵夫人。
但是后来，尼古拉又恋上了苏菲。苏菲也是贵族出身，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但她生于大革命时代，自小受的是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且是一个革命的秘密小团体“红罂粟之友”的中坚分子。尼古拉对她的迷恋，完全不同于与德尔菲娜那种以肉欲为核心的冲动，而是一种崇拜，混杂着小学生对老师那样的敬畏和自信不足的恋人在情人面前那样的仰慕。
尼古拉通过苏菲认识了另一种法国人，是在俄国的法式教育中无法认识的法国人，体现着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国人。
不妨说，进驻巴黎，对尼古拉这样的纯朴青年，无异于进行一种强制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在愚昧、落后的环境中长大的人面对高度发展的文明时，不崇敬，不迷惑，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已麻木到对一切都已无动于衷。
然而，接触到法国近代文明的精髓，对于俄国本身来说，也许是幸事，但对于直接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却毋宁说正是悲剧的开始。
触到并景仰高度文明或文化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它、接受它是另一回事。
传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你小的时候，在你无法设防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意识，然后，它就作为习惯、禀赋、情感等沉淀在你的意识中，成为你根深的价值观念，就是说成为你判断一切事物的尺度。
而当你对一种与你固有的传统不同的价值产生了迷恋之后，你会从理性上把它当成你的判断尺度，从而对事物产生与过去不同的看法。
这样，在你心里就有了两种矛盾着的价值观。当所判断的事物与自身关系不密切时，当判断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未付诸实践时，这种矛盾并不显露出来，但只要一涉及行动，这种矛盾就出现了。
十二月党人从小受的是贵族教育，服从父辈和把沙皇当神明一样崇敬，早成为深入骨髓的教养，然而，良知却又告诉他们真正的正义在于自由和民主。于是，他们决定起义，而且他们知道，不流血，不杀死沙皇和大臣，理想无法实现。但是亲手去杀人，而且是父亲般的沙皇，虽然他们知道他只是个残暴的刽子手，却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了。他们希望废除农奴制，但却从未把自己家的农奴当作平等的人看待过，从不关心他们如何生活，他们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要求些什么。他们认为，“革命是一小批优秀分子的事业。人民只消享受革命成果，毋须表达这种愿望，更不必去为此战斗。”(第423页)这种把幸福或正义施舍给人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贵族意识的体现。
仅此也可以看到，十二月党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
然而，我这样强调文明的不可移植，却并不是要主张闭关自守，也不是主张对进步的文明取排斥态度，而只是主张，对于他国的文明，所应取的态度，不是吸收或移植，而是以它为借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
我以为，十二月党人正是对自身缺乏一种批判态度。
《异国之恋》中描写的尼古拉回俄国后的一次艳遇，很能反映这种对传统的非批判态度。
尼古拉和苏菲结婚后回到尼古拉的家乡生活。后来，尼古拉就偷偷姘上了一位邻居：女地主达里娅。乡间生活太平淡，尼古拉又是位精力过剩的青年，似乎有点艳遇也不奇怪。但奇特的是这位达里娅已是半老徐娘，年龄大到足以做尼古拉的母亲，而且并不美丽风骚。尼古拉怎么会迷上她的呢？
他是这样比较她和苏菲的：“一个高大、成熟、丰满，容貌温柔；另一个年青、娇小、目光炽热。他觉得她们两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命中注定是一对朋友。”(第374页)在苏菲的怀抱中，他感到激情的冲动，而且对她充满敬意；但在达里娅的怀抱中，他感到平静、满足，而且有一种充满自信的优越感。这两种感情，正是尼古拉身上新旧观念冲突的反映。作为革命者，他有着激情和冲动，但作为传统熏陶下的俄国乡村贵族，躺在传统广阔的胸怀上，他才感到踏实。这两种观念是互相冲突的，那么这两种情感也就无法同时满足。以为它们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以为它们会成为一对朋友，总难免是梦想。
这使我想到所谓“体用”之争。中国近代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现代又有人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但在我看来，在两种文化土壤上长出来的文明，却不可能有所谓体用关系，而是只有对立和冲突，把所谓西方文明中优秀的成分吸收到自己的传统中，或反过来把自己的优秀传统吸收到新的文明主体之上的企图都只能是徒劳。因为关键在于批判改造，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念，在于改变传统，而不是修补它或完善它。
例如，《异国之恋》中写到一位农奴尼基塔，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尼基塔是个很聪明的年轻农奴，在苏菲的帮助下，他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还学会了写诗，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一种文明教育。苏菲有意无意地在用他做一种试验，她希望他最终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而且，在苏菲的努力之下，他几乎已得到了自由人的地位，他离开了主人的家，自己去做工挣钱，而且做“白领”工作了。而且，他对苏菲也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这也可以看成是对西方文明迷恋的一种象征吧。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自由人，他把他所获得的一切，都看成苏菲——他的主人——的恩赐，他把她看成恩人。后来，他忠心耿耿地护送苏菲去西伯利亚——尼古拉的流放地，并在途中死去。这种忠心，也许正是作为农奴的一种美德，也让人感动之至，然而，它却与作为自由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对于尼基塔来说，最迫切需要的，似乎还不是知识，而是自由的意识。然而，这里似乎有一个怪圈。没有知识，自由的意识似乎也不易产生。但显然，自由的观念并不存在于知识之中。自由观，是不同于知识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无法教授，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形成。对于尼基塔来说，无论你对他讲多少道理，说明人生来是自由的，主人和农奴都是平等的人，也无法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奴隶而把苏菲和尼古拉看成主人。
对于尼基塔来说，最需要的是启蒙。
我原以为，对于启蒙，有一种误解，以为启蒙就是传播科学知识。其实，启蒙主要的一点是对旧传统，对愚民政策等进行批判。在西欧近代的启蒙运动中，的确有过传播科学知识的活动，但那直接的目的，是用近代意义下的科学来对抗神学世界观，启蒙的意义在于科学是对神学的批判。
启蒙若只是传播知识，那么启蒙工作会变得容易得多，当今世界教育的普及，早已超过近代的西欧，然而，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又有谁会否认，需要一种启蒙工作呢？
所以我说，启蒙是指对阻碍进步的传统的一种彻底批判，而不是指单纯的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可见这是一种需要几代人艰苦努力的工作，改变传统真是谈何容易。
从这里看，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似乎也是注定的。他们只是启蒙者，而不是新世界的直接缔造者。
我一再强调十二月党人的必败，一再强调他们希望移植西方文明于俄国的荒谬，却并没有丝毫贬低他们的意思。事实上，特罗亚对他们也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异国之恋》的法文原书名，叫“正义者之光”，而小说写在最前面的，是这样一句话：
“正义者之光赐人以欢乐”。
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后边还有一句：恶人的火焰终将熄灭。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终于将启蒙之光照进了俄国。
这似乎正应了我前边说过的一句话：接触到法国近代文明的精髓，对于俄国本身来说，也许是幸事，但对于直接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却毋宁说正是悲剧的开始。十二月党人迷恋法国式的民主自由的结果，是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大半时光。
看到这种悲惨的结局，似乎足以使有志于启蒙的人感到寒心。启蒙者似乎象蜡烛，照亮了别人，消耗了自身，带给别人欢乐，留给自己的却只是牺牲和痛苦。
对于这一点，我以为说几句牺牲精神的可贵之类的话是无力的。特罗亚对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的描写却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
特罗亚在“附记”中说，他写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写得象在地狱中。他认为，他们的精神是非常痛苦的，但物质条件逐步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他并且说这是有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作根据的。
如果十二月党人，或失败的启蒙者的遭遇，都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时的“死屋”那样骇人听闻，那也许真的只有死或自杀才是解脱，那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已使任何精神上的痛苦退居次要地位了。
然而一般说来，现代，乃至近代，这种肉体折磨都已逐渐成为过去。十二月党人的痛苦是精神的，精神的痛苦当然也以外来的迫害为条件，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内在的。
十二月党人的痛苦在于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他们总是对沙皇抱有某种幻想，以为有一天沙皇会大赦他们，恢复他们以前的自由生活。在欧洲的牢狱中，他们幻想沙皇不会处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流放成行之前，他们幻想沙皇会在临行前大赦他们，到了西伯利亚，每当沙皇打了一次胜仗或有了什么喜庆，他们就幻想会有大赦。因为他们有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于是他们一次次失望，而希望中的焦虑和失望的痛苦几乎同样难以忍受。
如果他们不寄希望于沙皇，而是象他们到了晚年那样，能随遇而安了，他们的痛苦就会小得多。
我在这里不是要否认一般的理想主义，不是要人不抱任何希望的麻木地生活，而是说，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恩赐上，等待上帝的眷顾，人是往往会失望，在逆境中人总会痛苦万分的。
人只能寄希望于自身。
寄希望于自身和寄希望于他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是希望某种外在的结果，某种将来到来的恩赐，而是为未来的到来做努力，即努力使今天的生活变得充实。
这并不是一种许愿：只要努力，目的就能达到；也不是一种保证：只要自己内心平静，则外在的痛苦也就不再是痛苦。痛苦总是痛苦。但是，体会到的痛苦和痛苦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不公正的对待而怨天尤人，徒然使自在的痛苦变得更难忍受。但放弃了对别人的幻想，承认了自身所处的现实，并且正视它，把它当成实现自己的理想，即继续进行启蒙的活动，这时，痛苦就变成了人生一种财富，反而使人生变得充实。
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逆境总是超过顺境，如果为了逃避痛苦而去选择平静的生活，只会使自己变得麻木，或受良心的煎熬。例如《异国之恋》中写了这样一位青年，他曾参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的秘密活动，但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他却不在场。此后的一生，他一直在歉疚中度过。他有着乡村地主平静的生活，外在环境似乎优裕、富足，但他始终感到空虚，想为自己的未能参加起义辩解，而又明知无法辩解。他鄙视自己，又怕别人鄙视自己，等等。看了他的一生，总觉得在他的生活与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相比，人们会更愿意选择去西伯利亚。
事实上，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对西伯利亚这个荒凉土地上的人们也正是一种启蒙，使他们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为了解放别人而自己受苦。同时，十二月党人也在流放地传播了教养和文化，为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痛苦是有代价的。
当他们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想在一天早上在俄国实行法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时候，他们失败了。而当他们正视了现实，切切实实地进行文化传播工作时，他们进行了真正的启蒙。
当然，十二月的起义本身也是启蒙，它毕竟提出了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使人们认识到，俄国的旧传统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
(《异国之恋》，〔法〕亨利·特罗亚著，李宝源、陈祚敏译，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