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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媒体上一些改革语文教育的言论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着重辨析了“儿童本位”的语文教育改革“良药”的开方过程。并就儿童本位的教育主张和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等话题。提出了语文教育改革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依据教材创生课程经验不能漠视教材本身的规定性的观点。文章反思了媒体与教育“被生病”的现象，提出教育者应审慎地表达教育理想，增强“专业性”。强调语文教育改革应缘自教育内部的目的，并注意不断优化和调整，同时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
关键词：语文教育；改革
从教材有“毒”，到有关研究者开出“药方”，语文教育似乎又病入骨髓!我们不禁要问：小学语文教育得到“特别的关注”，真的是语文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吗?本文试就媒体上一些改革语文教育的言论略作分析与探讨。
一、质疑语文教育改革的“良药”
1.“药方”开出过程的审议。
2010年第6期《人民教育》所刊朱自强的《儿童本位：改革语文教育的一剂“良药”》、徐冬梅的《建构基于儿童的独立学科体系》等文章，从专论小学语文教材的角度看，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前者在文章中说“学者王富仁的这种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中，包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场。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一论断不知道基于何处，是否是一个准确的判断，笔者似有存疑，从行文的角度而言，更像是为了论述自己的主张而竖起的“想象的靶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先看王富仁到底是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的，他在《呼唤儿童文学》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教育，希望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能够严格限制在儿童自身充满兴趣的范围。把儿童在自然的心境中感到陌生的成年人的语言排斥在语文教学的内容之外，使儿童不致对语文教学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永远保持住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新奇感觉和喜爱的心情，永远在求知的乐趣中获得运用和创造民族语言的能力。直至现在，我仍认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这里忽略的却是有关教育的整体认识的问题。第一，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的。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成长为什么样的成年人的问题……第二，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是把不同的儿童编入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级进行集体教学的形式。仅就趣味而言，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仅男女儿童之间有天然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差别，就是同性儿童，由于家庭、环境、身体、习惯、知识范围等各种条件的不同，也会有彼此趣味的差异，趣味都是个体的，教学活动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趣味。‘因材施教’在这种集体性的教育中永远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
笔者之所以要大篇幅引用，是避免“断章取义”。因为但凡一种主张或观点的得出，它总有一个推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比结论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也更能展现他的思考深度。而朱自强在引用王富仁的论述时。却抽去了他的分析过程，使读者无法全面了解王富仁的思维路径。这种抽取的效果就是，王富仁的观点在改革的激进语境下自然成为需要被“革命”的落后主张。不仅如此，朱自强在文中随即将王富仁的这种个人观点上升为整个学校教育的主流形态，并以此作为语文教育需要改革、小语教材需要革新的理由。
王富仁的文章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的分析，这在题目《呼唤儿童文学》上就已经体现出来。如果说文章涉及教育，也只是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理解的教育，和一般公众所理解的“教育”还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朱自强将王富仁儿童文学的主张视作其教育主张，实质上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曲解了王富仁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王富仁的同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在知识技能的世界里，任何时代的成年人都优越于儿童，正是因为这样，少年儿童需要成年人的教育，需要由成年人灌输给他们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的知识技能。但在精神境界上，任何时代的少年儿童都优越于成年人。”王富仁并不否认儿童精神境界的超越性，也许这段话中的“教育”、“灌输”等字眼容易让人有异样的感觉，但是考察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班级授课制之所以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方式。不管我们怀有怎样的教育理想，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对此，郭华在《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一文中对“学校教育能不走‘寻常路’吗”部分已经剖析得十分清楚(详见《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笔者无须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王富仁在思考儿童文学的同时，把自己对教育以儿童为本位的理解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加以修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考量教育的本质。视野宏观。态度务实。而朱自强的行文则在有意无意间忽略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作为儿童生活背景的现实，从而使自己的立论对象表现为一个抽象的、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类的“儿童”。
2.两个药方的推敲与叩问。
现时许多药品。基本成分和功效并无不同，但名称各异，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从教育的角度看，“儿童本位”这一剂“良药”又如何呢?
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无论是儿童中心，还是教师中心，抑或教材中心，必然统摄于文化生长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从教育史上看，儿童本位不过是老生常谈，而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新鲜。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朱自强的文章并未给出一个答案，只是在对一种观点的评论中分辨“成人的标准”和“儿童的标准”，进而指出应该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但什么是“儿童本位”。却语焉不详，只用“儿童的标准”来替代。儿童本位，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不外乎顺性而教，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并不与当下主流教育理念相矛盾。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强化所谓的“儿童本位”，来消解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此类意义明确的共识表述。“儿童本位”虽则有着历史渊源，尤其在“启蒙语境”下有着召唤力、激进和解放色彩，但对广大教师而言，对“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较对“儿童本位”的理解意义更明晰，更加心领神会，也更能有效地指引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
儿童本位的倡导者如杜威，尚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述问题，而现今的一些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的学者多半还只能从自身的专业背景谈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儿童本位”的倡导者们。也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讲述着各自对儿童本位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下，笔者以为，与其强调儿童本位，还不如回归“教育”本位，即回到“语文教育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这一原点。
至于“确立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这一药方，对中国语文教育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旧方新开”罢了。毫无疑问，文学在语文教材中应当有其地位，但是居于什么位置、分量几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语文教材的问题，虽然核心或日本质是课程的问题，但是课程作为一种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为什么教、怎 么教、教什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必然要从“教育”这一层面加以审视。文学背景的人士重视文学教育并不奇怪，但是语文教育，毫无疑问不等同于文学教育，虽则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文学教育，也不仅是文学加教育，或者文学的教育。语文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教育，在教育的这个层面上，自然有教育的一般规律，合乎儿童身心发展这一规律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教育和教育不在一个层面上，不宜过分强调“文学教育”这一下位概念，使语文教育实际工作者在“教育”和“文学教育”上相混淆，误以为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划了等号。从而忘却了教学的“教育性”和教学本隶属于“教育”的本相。
文学教育旗帜下，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文学化的课程及教材处理方式对语文课程和教材规定性的漠视。语文教学中，涉及发展学生的想象和思维时，文学的想象和科学的想象不能混为一谈。以徐冬梅文章中援引的周益民执教《我长大了做……》的口语交际为例，这的确是一次极富创意的实践探索。它的意义在于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涵，启发教师在课程创生方面寻求理想之路。但《我长大了做……》作为口语交际训练的一个项目，它的教学目标首先在于发展学生的交际和表达能力。要达成这一目标。途径是多样的，至于是通过文学的浪漫途径，还是科学的认知方式，都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也发展了学生的文学想象能力和思维审美能力，都不足以动摇口语交际能力目标的基础性地位，即独特的教学设计所衍生出的发展功能应与该项口语交际内容的发展目标相一致，一句话，依据教材进行课程经验创生时不能漠视了教材本身的规定性，否则过犹不及。说“雪化了之后是春天”才是语文，“雪化了之后是水”就不是语文，则有失偏颇。
二、反思媒体的喧嚣与教育的“被生病”
媒体的信息筛选和现实真相存在着距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那在教育媒体，它的表现如何呢?几乎所有的发表文章都是以刊物的先在设计为方向的。于是，问题就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编辑(或刊物)的思路(判断)和教学现实之间距离有多远?还有就是，发表的文章是基于现实的实践总结，还是仅限于“为了切题”的思考?当前，许多教育刊物通过话题或发表专题文章的方式引起教师的关注，这是否就是当下语文研究的现状?其内容与语文教学的现实距离究竟有多远?这些都值得探讨和检视。
不少事情表明。一些所谓的改革和创新冲动，并不是因为现实差劲透顶，而只不过是出于一些人的想象或臆断，把个人的思考和期待误以为是群体的思考和诉求，全然无视现实的真正情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本来属于学者间探讨的相对私密的微观话题，硬是被放大成普罗大众关注的公共焦点，而媒体往往就是放大器和幕后推手。然而，随着鱼龙混杂的众声喧哗，教育的专业性却遭到消解，最终伤及教育自身。
此种背景下，教育者如何审慎地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使自己的教育主张具有无可挑剔的“专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周勇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悲剧命运》(见2010年第3期《读书》)一文中援引教育学院和医学院作比较，揭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的界外人士可以肆意“解构”教育学，但面对医学时，却很少有人能像福柯那样不被医学的知识权力“规训”。芝大教育系的教授无法产出“硬”的专业知识。又无意去教育中小学教师怎样解决教学问题，再加上“美国各界人士与中小学领域，一直都有一种‘反教育学’的倾向”，教育系的没落就不足为怪了。它启示我们：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又疏于和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合作沟通，既无理论的高度，又无实践的现实指导作用，这样的机构和所谓学者即使有所撰述，也只能是清议而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语虽则漂亮，但却鲜有用处。
三、探讨语文教育如何“不被生病”
事实上。语文教育从来不拒斥理想，但在自我变革之路上首先要明确改革的目的和起点。是什么让我们必须改革?难以为继的现状，还是外界的“喧嚣”?究竟是内部的矛盾要求我们改革。还是我们随波逐流，迷失了自我，疏离了生活和工作的实际?笔者坚定地认为：改革应当是我们对所处的环境(学校、课程、教学等)进行正确的评估后才付诸的行动。
任何一种语文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一定是某种历史的选择，也都有其涵养的对象。时下的语文教育是否需要改革，作为身处其中的教育工作者。是绝对不至于陷入“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迷茫的!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一线语文教师应当最先感受到。回顾那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改革，如顾泠沅、李吉林等人的成功探索。不都是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吗?所以，语文教育人应当对身处其中的教育如何走向进步充满自信。
我们应当形成一种共识：源自教育内部的目的才是变革的起点。事实上，教育改革若缺少自下而上的诉求，往往难以唤起一线语文教师的专业激情和创造潜能。
那么。怎样才能使语文教育的自我优化不至于变成语文教师的一种“奴隶式的工作”呢?良好的语文教育改革目的是基础性前提。它的产生机制应当是这样的：从人的发展对语文素养的要求出发，深入每一所学校，走进寻常课堂，在一贯的教学中接近语文教学的真相!在全面了解当前语文教育教学实践与研究实际的基础上，然后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的目的、设想和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目光投向儿童语文学习的真实生存状态。用务实的调查开启变革之路。而不是界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当然，良好的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优化和调整。诚如杜威所说：“一个良好的目的会调查学生目前的经验状况，制订一个试验性处理计划，并经常考虑这个计划。但是当情况发展时。就改变这个计划。总之，这个目的是实验性的，因而当它在行动中受到检验时，就会不断地得到发展。”
目的的调整与优化，还内在地包含了语文教师自觉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因为，一种理想的语文教学实践状态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教师的观念更新，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这就牵涉出发展语文教师素养的这一根本问题，即如何使具有实践性智慧的专业教师成为语文教师群体的主流。他们不仅有理论家的视野和深度，也具有将先进理念转化为日常教学实践的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语文教育要“不被生病”，或者“被生病”了依然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需要语文教育人更加具有专业性。用专业的知识不断地在内部优化语文教育，同时，即使面对“诘难”，依然可以用专业的水准“规训”一切随意“解构”语文教育的论调。
关键词：语文教育；改革
从教材有“毒”，到有关研究者开出“药方”，语文教育似乎又病入骨髓!我们不禁要问：小学语文教育得到“特别的关注”，真的是语文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吗?本文试就媒体上一些改革语文教育的言论略作分析与探讨。
一、质疑语文教育改革的“良药”
1.“药方”开出过程的审议。
2010年第6期《人民教育》所刊朱自强的《儿童本位：改革语文教育的一剂“良药”》、徐冬梅的《建构基于儿童的独立学科体系》等文章，从专论小学语文教材的角度看，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前者在文章中说“学者王富仁的这种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中，包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场。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一论断不知道基于何处，是否是一个准确的判断，笔者似有存疑，从行文的角度而言，更像是为了论述自己的主张而竖起的“想象的靶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先看王富仁到底是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的，他在《呼唤儿童文学》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教育，希望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能够严格限制在儿童自身充满兴趣的范围。把儿童在自然的心境中感到陌生的成年人的语言排斥在语文教学的内容之外，使儿童不致对语文教学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永远保持住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新奇感觉和喜爱的心情，永远在求知的乐趣中获得运用和创造民族语言的能力。直至现在，我仍认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这里忽略的却是有关教育的整体认识的问题。第一，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的。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成长为什么样的成年人的问题……第二，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是把不同的儿童编入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级进行集体教学的形式。仅就趣味而言，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仅男女儿童之间有天然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差别，就是同性儿童，由于家庭、环境、身体、习惯、知识范围等各种条件的不同，也会有彼此趣味的差异，趣味都是个体的，教学活动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趣味。‘因材施教’在这种集体性的教育中永远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
笔者之所以要大篇幅引用，是避免“断章取义”。因为但凡一种主张或观点的得出，它总有一个推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比结论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也更能展现他的思考深度。而朱自强在引用王富仁的论述时。却抽去了他的分析过程，使读者无法全面了解王富仁的思维路径。这种抽取的效果就是，王富仁的观点在改革的激进语境下自然成为需要被“革命”的落后主张。不仅如此，朱自强在文中随即将王富仁的这种个人观点上升为整个学校教育的主流形态，并以此作为语文教育需要改革、小语教材需要革新的理由。
王富仁的文章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的分析，这在题目《呼唤儿童文学》上就已经体现出来。如果说文章涉及教育，也只是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理解的教育，和一般公众所理解的“教育”还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朱自强将王富仁儿童文学的主张视作其教育主张，实质上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曲解了王富仁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王富仁的同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在知识技能的世界里，任何时代的成年人都优越于儿童，正是因为这样，少年儿童需要成年人的教育，需要由成年人灌输给他们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的知识技能。但在精神境界上，任何时代的少年儿童都优越于成年人。”王富仁并不否认儿童精神境界的超越性，也许这段话中的“教育”、“灌输”等字眼容易让人有异样的感觉，但是考察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班级授课制之所以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方式。不管我们怀有怎样的教育理想，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对此，郭华在《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一文中对“学校教育能不走‘寻常路’吗”部分已经剖析得十分清楚(详见《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笔者无须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王富仁在思考儿童文学的同时，把自己对教育以儿童为本位的理解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加以修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考量教育的本质。视野宏观。态度务实。而朱自强的行文则在有意无意间忽略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作为儿童生活背景的现实，从而使自己的立论对象表现为一个抽象的、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类的“儿童”。
2.两个药方的推敲与叩问。
现时许多药品。基本成分和功效并无不同，但名称各异，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从教育的角度看，“儿童本位”这一剂“良药”又如何呢?
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无论是儿童中心，还是教师中心，抑或教材中心，必然统摄于文化生长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从教育史上看，儿童本位不过是老生常谈，而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新鲜。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朱自强的文章并未给出一个答案，只是在对一种观点的评论中分辨“成人的标准”和“儿童的标准”，进而指出应该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但什么是“儿童本位”。却语焉不详，只用“儿童的标准”来替代。儿童本位，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不外乎顺性而教，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并不与当下主流教育理念相矛盾。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强化所谓的“儿童本位”，来消解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此类意义明确的共识表述。“儿童本位”虽则有着历史渊源，尤其在“启蒙语境”下有着召唤力、激进和解放色彩，但对广大教师而言，对“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较对“儿童本位”的理解意义更明晰，更加心领神会，也更能有效地指引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
儿童本位的倡导者如杜威，尚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述问题，而现今的一些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的学者多半还只能从自身的专业背景谈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儿童本位”的倡导者们。也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讲述着各自对儿童本位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下，笔者以为，与其强调儿童本位，还不如回归“教育”本位，即回到“语文教育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这一原点。
至于“确立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这一药方，对中国语文教育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旧方新开”罢了。毫无疑问，文学在语文教材中应当有其地位，但是居于什么位置、分量几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语文教材的问题，虽然核心或日本质是课程的问题，但是课程作为一种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为什么教、怎 么教、教什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必然要从“教育”这一层面加以审视。文学背景的人士重视文学教育并不奇怪，但是语文教育，毫无疑问不等同于文学教育，虽则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文学教育，也不仅是文学加教育，或者文学的教育。语文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教育，在教育的这个层面上，自然有教育的一般规律，合乎儿童身心发展这一规律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教育和教育不在一个层面上，不宜过分强调“文学教育”这一下位概念，使语文教育实际工作者在“教育”和“文学教育”上相混淆，误以为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划了等号。从而忘却了教学的“教育性”和教学本隶属于“教育”的本相。
文学教育旗帜下，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文学化的课程及教材处理方式对语文课程和教材规定性的漠视。语文教学中，涉及发展学生的想象和思维时，文学的想象和科学的想象不能混为一谈。以徐冬梅文章中援引的周益民执教《我长大了做……》的口语交际为例，这的确是一次极富创意的实践探索。它的意义在于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涵，启发教师在课程创生方面寻求理想之路。但《我长大了做……》作为口语交际训练的一个项目，它的教学目标首先在于发展学生的交际和表达能力。要达成这一目标。途径是多样的，至于是通过文学的浪漫途径，还是科学的认知方式，都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也发展了学生的文学想象能力和思维审美能力，都不足以动摇口语交际能力目标的基础性地位，即独特的教学设计所衍生出的发展功能应与该项口语交际内容的发展目标相一致，一句话，依据教材进行课程经验创生时不能漠视了教材本身的规定性，否则过犹不及。说“雪化了之后是春天”才是语文，“雪化了之后是水”就不是语文，则有失偏颇。
二、反思媒体的喧嚣与教育的“被生病”
媒体的信息筛选和现实真相存在着距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那在教育媒体，它的表现如何呢?几乎所有的发表文章都是以刊物的先在设计为方向的。于是，问题就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编辑(或刊物)的思路(判断)和教学现实之间距离有多远?还有就是，发表的文章是基于现实的实践总结，还是仅限于“为了切题”的思考?当前，许多教育刊物通过话题或发表专题文章的方式引起教师的关注，这是否就是当下语文研究的现状?其内容与语文教学的现实距离究竟有多远?这些都值得探讨和检视。
不少事情表明。一些所谓的改革和创新冲动，并不是因为现实差劲透顶，而只不过是出于一些人的想象或臆断，把个人的思考和期待误以为是群体的思考和诉求，全然无视现实的真正情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本来属于学者间探讨的相对私密的微观话题，硬是被放大成普罗大众关注的公共焦点，而媒体往往就是放大器和幕后推手。然而，随着鱼龙混杂的众声喧哗，教育的专业性却遭到消解，最终伤及教育自身。
此种背景下，教育者如何审慎地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使自己的教育主张具有无可挑剔的“专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周勇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悲剧命运》(见2010年第3期《读书》)一文中援引教育学院和医学院作比较，揭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的界外人士可以肆意“解构”教育学，但面对医学时，却很少有人能像福柯那样不被医学的知识权力“规训”。芝大教育系的教授无法产出“硬”的专业知识。又无意去教育中小学教师怎样解决教学问题，再加上“美国各界人士与中小学领域，一直都有一种‘反教育学’的倾向”，教育系的没落就不足为怪了。它启示我们：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又疏于和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合作沟通，既无理论的高度，又无实践的现实指导作用，这样的机构和所谓学者即使有所撰述，也只能是清议而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语虽则漂亮，但却鲜有用处。
三、探讨语文教育如何“不被生病”
事实上。语文教育从来不拒斥理想，但在自我变革之路上首先要明确改革的目的和起点。是什么让我们必须改革?难以为继的现状，还是外界的“喧嚣”?究竟是内部的矛盾要求我们改革。还是我们随波逐流，迷失了自我，疏离了生活和工作的实际?笔者坚定地认为：改革应当是我们对所处的环境(学校、课程、教学等)进行正确的评估后才付诸的行动。
任何一种语文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一定是某种历史的选择，也都有其涵养的对象。时下的语文教育是否需要改革，作为身处其中的教育工作者。是绝对不至于陷入“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迷茫的!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一线语文教师应当最先感受到。回顾那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改革，如顾泠沅、李吉林等人的成功探索。不都是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吗?所以，语文教育人应当对身处其中的教育如何走向进步充满自信。
我们应当形成一种共识：源自教育内部的目的才是变革的起点。事实上，教育改革若缺少自下而上的诉求，往往难以唤起一线语文教师的专业激情和创造潜能。
那么。怎样才能使语文教育的自我优化不至于变成语文教师的一种“奴隶式的工作”呢?良好的语文教育改革目的是基础性前提。它的产生机制应当是这样的：从人的发展对语文素养的要求出发，深入每一所学校，走进寻常课堂，在一贯的教学中接近语文教学的真相!在全面了解当前语文教育教学实践与研究实际的基础上，然后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的目的、设想和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目光投向儿童语文学习的真实生存状态。用务实的调查开启变革之路。而不是界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当然，良好的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优化和调整。诚如杜威所说：“一个良好的目的会调查学生目前的经验状况，制订一个试验性处理计划，并经常考虑这个计划。但是当情况发展时。就改变这个计划。总之，这个目的是实验性的，因而当它在行动中受到检验时，就会不断地得到发展。”
目的的调整与优化，还内在地包含了语文教师自觉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因为，一种理想的语文教学实践状态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教师的观念更新，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这就牵涉出发展语文教师素养的这一根本问题，即如何使具有实践性智慧的专业教师成为语文教师群体的主流。他们不仅有理论家的视野和深度，也具有将先进理念转化为日常教学实践的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语文教育要“不被生病”，或者“被生病”了依然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需要语文教育人更加具有专业性。用专业的知识不断地在内部优化语文教育，同时，即使面对“诘难”，依然可以用专业的水准“规训”一切随意“解构”语文教育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