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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上少数人对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的破坏活动，距今已三年。两年多来，国内学界、业界抨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多，而反思我们对外传播工作中不足的少。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切入，通过对拉萨“3.14”事件的回望，检视我们对外传播工作中的不足。
一、突发事件报道时效落后于人
“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突发事件中，如果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公布真实信息、抢占传播先机、夺取舆论主导权，各种小道消息、谣言往往会不攻自破，从而避免因为缓报信息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有效减轻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信息化社会，舆论上的后发，往往意味着把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拱手让人，放弃舆论主导权。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电、外台之前。
而在拉萨骚乱事件的问题上，国内新闻媒体总是落后于西方媒体。虽然国内媒体报道了较为详细的真相，但却落后了一周的时间，西方媒体已抢得先机占据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道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实际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譬如，“3.10骚乱”[1]（新华社2008年4月2日稿：3月10日，西藏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的部分僧人，或冲出寺庙，或在广场聚集，挥舞“藏独”旗帜，呼喊“藏独”口号。）次日（3月1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就有报道，中国的官方报道至少落后两天。直到3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才召开首次“小范围新闻发布会”；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会则是在骚乱发生后的一个月（4月9日）才举行。
二、只有官方独家报道，缺少非官方渠道的多家报道
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西方受众所信任的信息源从高到低依次是：专家、媒体、政府，并认为宣传是贬义词。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政府所有，如果所有信息都是由官方发布，外国受众难免会有抵触情绪。非官方渠道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进行话语表达，而国家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界接受的“规则”和“秩序”。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逐渐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就成了一种逻辑的必然，它将更灵活有效地、更快进入国际传播领域（比如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正是通过与美国新闻集团的伙伴合作方式开拓全球传播空间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构成一种良性的逻辑链条：民间传播或非官方传播是当代国际认同的一种传播价值理念，当我们要融入国际循环体系，开放这个渠道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国家的良性形象显示；开放这个渠道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多种声音的传播，它包含不同意见的表达、争辩和讨论，这种“议会式”的传播形式更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传播过程中，争议并不表示混乱，因为舆论的核心是特定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舆论环境），舆论倾向（主导意见）通常会在争议中必然地倾向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方面。官方传播更多给人留下统治者政治态度的印象，而民间或非官方概念上的国际传播可以避免很多问题，获得更宽的话语空间。[2]
针对西方媒体对“3.14”事件的歪曲报道，有网友创建anti-cnn网站，通过互联网找到西方媒体在“3.14”事件中使用照片和文字的错误。海内外广大网民通过博客、网络留言等公民新闻方式，开辟了针对西方舆论的“第二战场”。这种非官方的民间传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向世界宣告“3.14”事件的真相，击败了西方的不实报道。
从新闻传播的效果而言，应该说多种媒体、多家新闻机构、多种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才能给公众传递及时、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多家独立报道互为补充、互相呼应，可以使新闻事件走向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更真实。各种形式的媒体之间有互动、有整合、有融合，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可以广泛参与、互补、互动、信息整合，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快捷、更丰富、更全面。多家独立报道形成的传播合力所达到的新闻传播效果，也远远是一家新闻机构所达不到的，汶川地震的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联合形成的传播合力。这种传播合力所达到的效果，连素来对中国不大友好的《华盛顿邮报》也感叹“中国迅速应对震灾赢得世界赞誉”。
三、注重事实输出，缺少意义输出
国家对外传播所要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缠结的世界。事实世界着眼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互利互惠，价值世界则强调意义分享和共同体观念的构筑。在拉萨“3.14”事件中，中国一直对外传达“事实议程”，而“价值议程”的输出则明显不足。譬如，我方始终强调数十年来对西藏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西方国家和达赖集团更关心的是精神、信念层面的议题。这种表达错位造成的阶段性后果是，我方被认为提供了“可疑的”事实版本和证据碎片，而对方则直接抓取了人心。[3]
四、对外传播中NGO缺失
在关于对外传播主体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同样重要。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对外传播活动中，非政府组织（简称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而在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中，却始终面临着国际NGO严重缺失、亲中NGO积弱的困境。由于亲中NGO积弱，国内NGO又没有充分活跃，因此，中国自身的民间组织很难发出与西方NGO一样获得国际信任与理解、支持的声音。[4]
支持达赖集团的西方NGO包括“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会”、“西藏基金”等380个集中分布于欧美地区的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的民间组织网络，在利益表达、社会资源动员特别是在民众发动方面，有时会超过政府（或政党）能量。“国际西藏支持组织协调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动员能量的NGO，该组织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和美国国务院的高级代表指导，以华盛顿为基地，主要负责全球300个组织协调工作。2007年5月11日至1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声援西藏大会”上有150多个国际“援藏”组织与39个达赖集团的激进组织，达成了全球“抗议活动”计划。该计划涉及“人权”、“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4个议题，并聘请专职人员在华盛顿总部“指挥世界范围的西藏行动”。“国际西藏运动”自1991年促成美国总统老布什与达赖会见，开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的恶例后，在该组织欧洲分部的鼓动下，不断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约见达赖。2000年，在“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等组织的阻挠下，世界银行被迫取消了资助青海都兰县的贷款计划，涉及金额达1.6亿美元。这些“挑衅者”的成功，既反映了NGO所具有的动员社会基层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民间外交通道利用不力，以及中国NGO的缺失。如何弥补上述中国对外传播中的NGO缺失、加快NGO的建设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当务之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关注国际NGO动态，适时启动民间反制力量，将国际NGO对华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
五、要善于利用外国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拉萨“3.14”事件初期，可能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我方请所有外国记者离开拉萨，结果只有极少数外国目击者的叙述传到国外。这些目击者传播的内容，总体上是有利我方的。后来我方及时做出邀请外国记者采访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又限定外国记者的采访。某些政府官员拒绝与媒体合作（西方媒体有采访录音为证）。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跟外国媒体打交道，更谈不上利用外国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和外国媒体打交道，通过他们讲出自己想讲而又不好讲、不便讲的话，是我们对外传播中重要的策略。比如《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军费开支缺乏透明度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反驳的言论文章是没有多大效果的，道理很明白：如果你想影响的是美国读者，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美国的报纸和杂志去影响他们，因为除了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大部分美国人是不读中方报纸的，即使是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也不读。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包括海外的大使馆应该主动地与国外媒体进行沟通，积极接受和邀请他们采访，还可以在外国媒体上撰写文章，从而充分利用外国媒体的影响力来传递我们的声音。针对发生在伦敦的少数人抗议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以及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与歪曲，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以一种过去并不多见的方式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2008年4月13日，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撰写的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随即引起广泛关注与支持。
2008年3月21日，法国《欧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西方某些政客和舆论为达赖背书，对报道中国采用双重标准，针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站在第三方从远离利益双方的角度评判事实，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从国际传播学角度说，这种辟谣和公正评论，要远比中国政府或内地媒体出面解释的分量要大得多。
要利用外国媒体，就要对外国的受众习性、思维方式和媒体理念相当清楚，而且还要把握好“度”。对外传播要以对象国受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还要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与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国际传播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必须充分考虑海外受众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有所不同的特点，遵循国际传播规律，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报道才能在海外受众中产生效果。2008年4月19日，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和美国洛杉矶等地集会，支持中国，抗议一些西方媒体关于奥运火炬传递和拉萨骚乱的不公正报道。此事产生的效果和影响远远比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发表的严重声明更为有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很多都是生在西方、长在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意识、游戏规则，能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说出西方人能接受的话。他们的抗议活动使用了西方社会和传媒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而且他们采取的每一个举动都直接在西方传媒的视野下上演，使之无法回避，无处遁形。
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海外华文媒体合作，不失为利用外国媒体的一种良策。例如《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与美国颇具影响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合办《国际日报华夏商务》版块，已成为该报在美国读者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版块。
六、舆论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亟需完善
“3.14”事件之后，我们针对各种来自部分西方媒体的“舆论围攻”做出的反应，几乎都是处于被动地位。我们的媒体总是处于解释、驳斥、抗议、声明等疲于应付的状态，甚至有的报道还缺乏策略。例如一中央级媒体最初集中报道“3.14”事件时，所有镜头都是汉族人受到伤害，这容易让人误读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汉藏矛盾而冲淡了“藏独”这一真实原因。在达赖企图用民族矛盾挑起事端时，我们又出来驳斥，大量报道“3.14”事件中藏族人受到的损害、藏族人对“3.14”事件的谴责以及藏族人如何掩护和解救受害群众等。很显然，我们尚未建立起针对“舆论危机”的成熟应急机制。当前最为迫切的是以“3.14”事件的“舆论危机”处理为契机，建立和完善“舆论危机”应急管理系统。我们应该建立起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评估制度，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科学评估，制定周详的舆论引导和控制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流言要有预先的判断和应急的对策。
注释
[1]3月10日，即出现小规模骚乱，事态发展到3月14日，骚乱总爆发，因此我们常说的还是“3.14”骚乱。
[2]黄晓钟：《中国“外宣”呼唤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第179页。
[3]胡百精：《权力话语、意义输出与国家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从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件看中国国家公关战略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16 页。
[4]刘小燕、王晶：《论中国政府对外传播中的NGO缺失——基于“藏独—奥运”风波中的NGO分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第56页。
作者单位：张斌，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
张毅，湖北知音传媒集团《好日子》杂志
责任编辑：万燕萍
一、突发事件报道时效落后于人
“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突发事件中，如果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公布真实信息、抢占传播先机、夺取舆论主导权，各种小道消息、谣言往往会不攻自破，从而避免因为缓报信息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有效减轻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信息化社会，舆论上的后发，往往意味着把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拱手让人，放弃舆论主导权。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电、外台之前。
而在拉萨骚乱事件的问题上，国内新闻媒体总是落后于西方媒体。虽然国内媒体报道了较为详细的真相，但却落后了一周的时间，西方媒体已抢得先机占据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道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实际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譬如，“3.10骚乱”[1]（新华社2008年4月2日稿：3月10日，西藏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的部分僧人，或冲出寺庙，或在广场聚集，挥舞“藏独”旗帜，呼喊“藏独”口号。）次日（3月1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就有报道，中国的官方报道至少落后两天。直到3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才召开首次“小范围新闻发布会”；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会则是在骚乱发生后的一个月（4月9日）才举行。
二、只有官方独家报道，缺少非官方渠道的多家报道
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西方受众所信任的信息源从高到低依次是：专家、媒体、政府，并认为宣传是贬义词。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政府所有，如果所有信息都是由官方发布，外国受众难免会有抵触情绪。非官方渠道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进行话语表达，而国家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界接受的“规则”和“秩序”。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逐渐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就成了一种逻辑的必然，它将更灵活有效地、更快进入国际传播领域（比如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正是通过与美国新闻集团的伙伴合作方式开拓全球传播空间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构成一种良性的逻辑链条：民间传播或非官方传播是当代国际认同的一种传播价值理念，当我们要融入国际循环体系，开放这个渠道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国家的良性形象显示；开放这个渠道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多种声音的传播，它包含不同意见的表达、争辩和讨论，这种“议会式”的传播形式更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传播过程中，争议并不表示混乱，因为舆论的核心是特定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舆论环境），舆论倾向（主导意见）通常会在争议中必然地倾向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方面。官方传播更多给人留下统治者政治态度的印象，而民间或非官方概念上的国际传播可以避免很多问题，获得更宽的话语空间。[2]
针对西方媒体对“3.14”事件的歪曲报道，有网友创建anti-cnn网站，通过互联网找到西方媒体在“3.14”事件中使用照片和文字的错误。海内外广大网民通过博客、网络留言等公民新闻方式，开辟了针对西方舆论的“第二战场”。这种非官方的民间传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向世界宣告“3.14”事件的真相，击败了西方的不实报道。
从新闻传播的效果而言，应该说多种媒体、多家新闻机构、多种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才能给公众传递及时、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多家独立报道互为补充、互相呼应，可以使新闻事件走向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更真实。各种形式的媒体之间有互动、有整合、有融合，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可以广泛参与、互补、互动、信息整合，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快捷、更丰富、更全面。多家独立报道形成的传播合力所达到的新闻传播效果，也远远是一家新闻机构所达不到的，汶川地震的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联合形成的传播合力。这种传播合力所达到的效果，连素来对中国不大友好的《华盛顿邮报》也感叹“中国迅速应对震灾赢得世界赞誉”。
三、注重事实输出，缺少意义输出
国家对外传播所要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缠结的世界。事实世界着眼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互利互惠，价值世界则强调意义分享和共同体观念的构筑。在拉萨“3.14”事件中，中国一直对外传达“事实议程”，而“价值议程”的输出则明显不足。譬如，我方始终强调数十年来对西藏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西方国家和达赖集团更关心的是精神、信念层面的议题。这种表达错位造成的阶段性后果是，我方被认为提供了“可疑的”事实版本和证据碎片，而对方则直接抓取了人心。[3]
四、对外传播中NGO缺失
在关于对外传播主体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同样重要。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对外传播活动中，非政府组织（简称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而在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中，却始终面临着国际NGO严重缺失、亲中NGO积弱的困境。由于亲中NGO积弱，国内NGO又没有充分活跃，因此，中国自身的民间组织很难发出与西方NGO一样获得国际信任与理解、支持的声音。[4]
支持达赖集团的西方NGO包括“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会”、“西藏基金”等380个集中分布于欧美地区的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的民间组织网络，在利益表达、社会资源动员特别是在民众发动方面，有时会超过政府（或政党）能量。“国际西藏支持组织协调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动员能量的NGO，该组织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和美国国务院的高级代表指导，以华盛顿为基地，主要负责全球300个组织协调工作。2007年5月11日至1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声援西藏大会”上有150多个国际“援藏”组织与39个达赖集团的激进组织，达成了全球“抗议活动”计划。该计划涉及“人权”、“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4个议题，并聘请专职人员在华盛顿总部“指挥世界范围的西藏行动”。“国际西藏运动”自1991年促成美国总统老布什与达赖会见，开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的恶例后，在该组织欧洲分部的鼓动下，不断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约见达赖。2000年，在“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等组织的阻挠下，世界银行被迫取消了资助青海都兰县的贷款计划，涉及金额达1.6亿美元。这些“挑衅者”的成功，既反映了NGO所具有的动员社会基层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民间外交通道利用不力，以及中国NGO的缺失。如何弥补上述中国对外传播中的NGO缺失、加快NGO的建设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当务之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关注国际NGO动态，适时启动民间反制力量，将国际NGO对华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
五、要善于利用外国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拉萨“3.14”事件初期，可能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我方请所有外国记者离开拉萨，结果只有极少数外国目击者的叙述传到国外。这些目击者传播的内容，总体上是有利我方的。后来我方及时做出邀请外国记者采访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又限定外国记者的采访。某些政府官员拒绝与媒体合作（西方媒体有采访录音为证）。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跟外国媒体打交道，更谈不上利用外国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和外国媒体打交道，通过他们讲出自己想讲而又不好讲、不便讲的话，是我们对外传播中重要的策略。比如《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军费开支缺乏透明度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反驳的言论文章是没有多大效果的，道理很明白：如果你想影响的是美国读者，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美国的报纸和杂志去影响他们，因为除了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大部分美国人是不读中方报纸的，即使是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也不读。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包括海外的大使馆应该主动地与国外媒体进行沟通，积极接受和邀请他们采访，还可以在外国媒体上撰写文章，从而充分利用外国媒体的影响力来传递我们的声音。针对发生在伦敦的少数人抗议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以及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与歪曲，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以一种过去并不多见的方式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2008年4月13日，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撰写的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随即引起广泛关注与支持。
2008年3月21日，法国《欧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西方某些政客和舆论为达赖背书，对报道中国采用双重标准，针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站在第三方从远离利益双方的角度评判事实，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从国际传播学角度说，这种辟谣和公正评论，要远比中国政府或内地媒体出面解释的分量要大得多。
要利用外国媒体，就要对外国的受众习性、思维方式和媒体理念相当清楚，而且还要把握好“度”。对外传播要以对象国受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还要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与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国际传播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必须充分考虑海外受众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有所不同的特点，遵循国际传播规律，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报道才能在海外受众中产生效果。2008年4月19日，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和美国洛杉矶等地集会，支持中国，抗议一些西方媒体关于奥运火炬传递和拉萨骚乱的不公正报道。此事产生的效果和影响远远比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发表的严重声明更为有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很多都是生在西方、长在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意识、游戏规则，能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说出西方人能接受的话。他们的抗议活动使用了西方社会和传媒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而且他们采取的每一个举动都直接在西方传媒的视野下上演，使之无法回避，无处遁形。
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海外华文媒体合作，不失为利用外国媒体的一种良策。例如《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与美国颇具影响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合办《国际日报华夏商务》版块，已成为该报在美国读者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版块。
六、舆论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亟需完善
“3.14”事件之后，我们针对各种来自部分西方媒体的“舆论围攻”做出的反应，几乎都是处于被动地位。我们的媒体总是处于解释、驳斥、抗议、声明等疲于应付的状态，甚至有的报道还缺乏策略。例如一中央级媒体最初集中报道“3.14”事件时，所有镜头都是汉族人受到伤害，这容易让人误读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汉藏矛盾而冲淡了“藏独”这一真实原因。在达赖企图用民族矛盾挑起事端时，我们又出来驳斥，大量报道“3.14”事件中藏族人受到的损害、藏族人对“3.14”事件的谴责以及藏族人如何掩护和解救受害群众等。很显然，我们尚未建立起针对“舆论危机”的成熟应急机制。当前最为迫切的是以“3.14”事件的“舆论危机”处理为契机，建立和完善“舆论危机”应急管理系统。我们应该建立起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评估制度，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科学评估，制定周详的舆论引导和控制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流言要有预先的判断和应急的对策。
注释
[1]3月10日，即出现小规模骚乱，事态发展到3月14日，骚乱总爆发，因此我们常说的还是“3.14”骚乱。
[2]黄晓钟：《中国“外宣”呼唤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第179页。
[3]胡百精：《权力话语、意义输出与国家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从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件看中国国家公关战略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16 页。
[4]刘小燕、王晶：《论中国政府对外传播中的NGO缺失——基于“藏独—奥运”风波中的NGO分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第56页。
作者单位：张斌，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
张毅，湖北知音传媒集团《好日子》杂志
责任编辑：万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