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整个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艺术概括并划分为“上帝之死”、“作者之死”和“语言之死”三种形态和三个阶段。尼采在19世纪末宣称:“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确,对于将宗教作为其文化的基础并将上帝视为“人的完整性的唯一保证”的西方人来说,神性的失落带来了文化价值标准连锁性、毁灭性的崩溃。面对一连串不断的“死亡”,文化艺术的未来在我们眼里呈现出一片盲人般的黑暗。然而,正如神学家的悲观绝望,经济学家的欢欣鼓舞,对于现代文明,不同的观照角度必定会产生不同的判断结果。作为具有生命意志和高超智慧的人类,其所选择的必然是趋利避害,绝处求生。有道是“天地之间无新事”,对于西方人来说,生命在灵与肉的和谐与失衡中曲折延续是其永恒的规律。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写道:“作者的死亡不仅是写作的一个历史事实:它彻底改变了现代的文本（或许这样说也是一样的,文本从此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书写和阅读,于其中,作者在所有的层次上都不再存在）。”沃霍尔的那些不带有作者痕迹的作品的确为“作者之死”的论断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我想它的第一个范例仍然非杜尚莫属）。但是,正如不表达观念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观念艺术,沃霍尔的不表达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即麻木冷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