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万万想不到，有这样一个“超级死囚”，他虽贩毒海洛因550克，却只被判处死缓。投入劳改后，并不一定穿囚服，也不必去做那些艰苦的重活累活。他在高墙内经营着一个小卖部，腰里别着手机，不仅出入自由，而且就在“服刑”的日子里，还和外边的女人生了一个儿子。从1997至2000年间，短短三年，就从死刑减到有期徒刑16年。他对服刑地的选择就像人们选择旅游一样方便。他曾自豪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人说：“我是包吃包住，还有人给我站岗放哨，通风报信；身在监狱，却运筹于千里之外。”
　　这“超级死囚”是谁？他就是贵州省宁谷监狱的服刑犯——宋晓峰。
　　
　　一
　　
　　宋晓峰是因为贩卖海洛因557克在广东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宋晓峰开始是在广东服刑，因为家人要常去广东探监不方便，他父母便通过种种关系，于1996年7月把儿子从广东怀集监狱转到了贵阳监狱。
　　他父母为何会选中贵阳监狱？只因这贵阳监狱有个王宏，是监狱教育科的科长。这王宏家和宋家是两代世交，王宏的母亲和宋晓峰的母亲是六十年代的同班大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王宏的父亲落难时，宋晓峰家曾有恩于王家，如今宋晓峰的父母找上门来，王宏自当要涌泉相报。
　　这里，不仅王宏这个教育科科长，还有入监队队长周抗生、皮鞋监区三分监区长骆玉平也是全心全意为宋晓峰服务的。骆玉平是周抗生的下级，周抗生又是王宏的下级，王宏和宋晓峰既然是两代人的世交，那么，宋晓峰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宋晓峰除了晚上须回到号里睡，以示在服刑外，其余则基本属于自由人。在这个监狱里，皮鞋监区的活是最轻松的，但宋晓峰连最轻松的活也不干，而在监区里经营着他的小卖部。小卖部一半是货，一半是铺，一个人优哉游哉，想睡就睡，想喝就喝。若在里面呆烦了，一个星期可以出去遛个四五次。在这个监区里，来探监的人要属宋晓峰最多了，有點像什么大领导天天要接待各种客人贵宾似的。以至于宋晓峰在身为死囚的日子里和妻子离婚后，又在探监人员中物色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谢某“成了亲”。每每谢某来找宋晓峰时，骆玉平就把谢某直接带进监狱的号子里，让她到宋晓峰的小卖部里过他们的夫妻生活。宋晓峰什么时候想谢某了，掏出手机给“夫人”打电话，管教就会替他把夫人送到小卖部里来。这是在三监区包括服刑犯人在内人人皆知的事。
　　这种大违常理的照顾，除了有王宋两家的情谊成分在内，金钱其实起了关键的作用。
　　法庭上，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曰：“被告人王宏于1996年12月1日至1999年春节期间，三次共收受宋晓峰及其亲友送的人民币3万元。”而实际情形是这样的：1996年，王宏以请客为名向冯健索要2000元，1999年又以朋友购房缺钱为名向冯索要1.3万元。还有一笔，王宏说不是索贿而是“借”的1.5万元，这笔钱是王宏的兄弟因做生意缺钱而向宋晓峰父母借的。后来王宏的兄弟把钱还给了王宏，让其把钱代还给宋晓峰，可是王宏将此1.5万元据为己有一直未归还。
　　那个冯健又是谁？为什么王宏一说要钱就把钱给了王宏？其实冯健正是宋晓峰贩毒团伙中的一个重大同案犯，是宋晓峰一直未向公安机关交代而隐瞒下来的贩毒同伙。宋晓峰和冯健的这层关系，王宏岂能不知？他正是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来弄钱的，王宏向冯健索要，冯健便不敢不给。当然，这钱实际还是宋晓峰家里出，因为每次冯健都会打电话向宋晓峰具体报告情况。
　　王宏如此，周抗生，骆玉平也无不是这样向宋晓峰要求“有偿服务”的。就已经查实的部分事实而言，骆玉平就受贿过1万元，周抗生受贿1000元。
　　那么王宏、周抗生、骆玉平收了宋晓峰的钱，又是怎样为宋晓峰服务的呢？
　　
　　二
　　
　　如果没有立功受奖，是不可能得到减刑的。问题是像宋晓峰这样的，除了在监狱里和非法妻子生了一个超生儿子以外，又怎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评不上“劳改积极分子”，又怎能从死刑减为无期，再减为有期，而最终达到出狱的目的？
　　1996年7月16日夜，也就是宋晓峰刚从广东转来的第13天，和宋晓峰同监的两名罪犯打了起来，宋晓峰与其他同监犯一道进行劝架。就这么一件小事，周抗生就在《罪犯奖惩审批表》上把宋晓峰写成了“冒着生命危险避免了一起严重的恶性杀人事件的发生”的“英雄”，并建议对宋晓峰记一等功。审批表送到王宏那里，王宏立即在表上签署意见：“情况属实，该犯入监以来表现突出，同意提请给予奖励。”
　　这件事总算还多少与宋晓峰有点关系，不过是小题大做了一番，但接下来的作假则是完全的无中生有。
　　罪犯金某，在监狱干警的教育动员下，主动交代了自己以前未交代的一桩余罪。后经公安查实，其交代属实。这件事是有据可查的，包括何时何地哪位干警给金某做的工作，金某如何主动交代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可是周抗生却移花接木，把这功劳全记在了宋晓峰头上，为宋晓峰编造了一份“动员罪犯交代余罪”的记功材料，说是宋晓峰给金某做了大量的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终于使金某交代了余罪。这报告到了王宏那里，王宏明知是假，却在那报功材料上签署了同意报功的意见。
　　有了这两人的默契合作，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宋晓峰的这两次“立功”都获得了监狱的批准。于是，1997年11月10日贵阳监狱以罪犯宋晓峰确有悔改及立功表现为由，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对罪犯宋晓峰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20年的减刑建议。
　　一般来说，减刑应该先从死缓减为无期，再从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宋晓峰的事迹感动了法官，贵州省人民法院于1998年1月8日裁定对罪犯宋晓峰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下子减为有期徒刑19年。这是连呈报减刑的贵阳监狱也意想不到的。看来，宋晓峰的事迹太有说服力了。
　　
　　三
　　
　　宋晓峰在贵阳监狱真是心想事成，如鱼得水。但是，不久宋晓峰及其家人却突发奇想，提出要转出贵阳监狱。为什么要转？宋晓峰在这里，探监看望他的人太多了，宋晓峰太特殊化了，他们怕时间长了，有人检举他们而被查出来。因此想转到一个相对安静又便于家人前往打点的地方，以图更大的发展。
　　换到哪里才理想呢？首先是那里必须有办事的铁哥们儿，因此有人建议去安顺的宁谷监狱，事情就这样办成了。1999年6月宋晓峰胜利完成了“服刑大转移”。
　　宋晓峰及其家人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原先在贵阳监狱王宏不过是个科长，什么事都还得监狱领导最后拍板，总有不方便的地方。而现在，宁谷监狱长就是王宏的铁哥们儿，一把手直接下命令，还有什么事办不成？
　　宋晓峰到了安顺宁谷监狱后，吴永刚监狱长就把宋晓峰分给了被服监区的副区长刘刚，他对刘刚说：“宋晓峰是王宏的同学，你可得多多关照啊！我们可不能对不起老朋友啊！”既是上级又是哥们儿，那还用说？刘刚也算够朋友，未等宋晓峰表示意思，就主动给宋晓峰分了一个最最理想的差事——到伙房当会计。一天只记几笔流水账，按几下计算器，其余时间都很逍遥，或打手机玩游戏，或与“老婆”谢某嬉戏等等。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宁谷监狱那几年，照宋晓峰的话说是前后共送了刘刚1万多元，还让“妻子”谢某送了一套价值1938元的西服。宋晓峰的父亲也亲自出马把4套精美的纪念币送到刘刚面前。在这里，宋晓峰是刘刚随叫随到的“贴身随从”，刘刚每每打牌输钱，只要向宋晓峰暗示一下，懂事的宋晓峰就会马上给刘刚把那“输了”的钱送到他的办公室。
　　宋晓峰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年年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以达到能够减刑的积分。当然这“劳改积极分子”不需要宋晓峰本人去争，而是由刘刚和吴永刚主动为他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宋晓峰和他的家人这些年送给吴永刚的人民币、铂金手链等总价值已达9900余元。
　　且看他们是怎样一边大讲公正执法，严格执法，一边又在干着徇私舞弊的勾当！
　　宋晓峰是1999年6月到宁谷监狱的，这年的12月份就应该给宋晓峰兑现减刑的承诺了。按规定，一个犯人要有8次以上表扬，还有月考核分达到120分以上等等才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于是，刘刚就安排部下陈某把宋晓峰的受表扬次数由4次改成8次，然后上报监狱。不料底下人员审查了监狱存档，发现宋晓峰根本不符合条件，就将他的材料扣了下来。于是吴永刚找到教育科的张某和王某说：“监区的同志最了解情况，我们要尽量尊重监区的意见。”领导的意图明明白白，于是两人立即将宋晓峰又报了上去。宋晓峰这年的“劳改积极分子”就是这样过了一关又一关，而且当年就上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对宋晓峰减刑2年，结果宋晓峰被减刑3年。
　　照宋晓峰的这个速度，这个当初的死囚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翻身做主人了。哪知道这却是高墙里的一场黄粱美梦。2003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挖出了这些司法败类。
　　2004年10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刘刚犯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吴永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王宏犯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周抗生犯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骆玉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另外，还有一名法官也为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