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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借鉴“枫桥经验”，在以往自治、法治、德治各自“单兵作战”的基础上，桐乡市高桥街道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联合兵团”做法，开启了首个“三治融合”试点。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在浙江，有这样一个地方，不仅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而驰名中外，在基层治理探索道路上同样硕果累累：201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试点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2014年，浙江省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将“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经验推向全省;2015、2016年被授予“全国普法先进集体”“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县（市、区）”等荣誉称号;2017年，发源于此的“三治融合”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全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全国高峰论坛相继召开;2019年，“三治融合”入围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这个地方就是桐乡。
开启首个“三治融合”试点
4月的桐乡，满眼望去尽是新绿。下了高铁站，沿着乌镇大道一路向南，一波碧水穿村而过，一排排崭新精致的小洋房，房前屋后绿树掩映。“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映入眼帘。
还来不及感叹浙江“千万工程”和美丽建设的成就，记者跟随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走近了桐乡市越丰村村部中央，一连排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别有特色，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去年揭牌的全国首个“三治融合馆”。“三治缘起”“三治探索”“桐乡经验”……通过静态的实物展示、图文介绍和动态的“互联网+”智慧互动，展馆将桐乡“三治融合”的起源、形成和获得的成果展现在大家眼前。
嘉兴是“红船精神”的发源地。据悉，到2013年，嘉兴已实现平安创建“八连冠、满堂红”，但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很多社会新问题不断出现，传统的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在千头万绪的社会现象背后，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基层自治缺少空间等问题尤为突出。”如何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期疑难杂症的药方？
2013年，借鉴“枫桥经验”，在以往自治、法治、德治各自“单兵作战”的基础上，桐乡市高桥街道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联合兵团”做法，在党政主导下，以自治、法治、德治为手段，建起“百姓参政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开启了首个“三治融合”试点。
记者了解到，在高桥街道越丰村桐斜线道路改造前，因涉及沿街个别店主代表要求提高拆迁补偿，提出店面安置、养老保险等突破全市道路改建政策的诉求。街道對此特地组织百姓参政团和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召开会议进行商讨。
经商讨，现场的其他村民代表一致认为，道路改造后受益的是高桥南部所有群众，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私利破坏公平，拆迁应严格按照现有政策执行。议事现场成了统一政策思想的阵地。
不仅如此，“道德评判团”和“百事服务团”也是村委的“左膀右臂”。
在龙南村某小组，有四兄弟对母亲的赡养问题存在分歧，经常闹矛盾，不愿意赡养母亲，不仅影响到老人家的身心健康，在村中也造成了极差的影响。
为此，道德评判团成员屡次上门，多次调解。经过劝说和教育，四兄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纷纷表示愿意赡养母亲，并承诺按相应份额进行出资，最终四兄弟母亲的赡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像这种道德上的问题，我们村委直接插手，会让百姓心里有一种‘这是我们家务事，你们不要来多管闲事‘的排斥感，所以我们当时就委托‘道德评判团’成员，通过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去解决这个问题。”桐乡市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表示，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核心部件，“一约两会三团”
“2017年，源于我市的‘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实践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这让全市上下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桐乡市政法委的同志表示，通过多年的实践，“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桐乡经验，不仅让桐乡实现了平安建设“十三连冠”，也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治融合”经过试点的不断整合，目前，桐乡市已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这“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
一约“聚民智”。通过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树起了基层文明新风，让乡风民风逐渐好起来、人居环境逐渐美起来。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农村中的“歪风邪气”要治理，需要“久久为功”，光采取政府强制手段显然是不可取的，而“村规民约”反而是很好的切入点。
两会“汇民意”。百姓议事会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的成员和非固定的利益相关者，成员们就便民服务、停车难、电瓶车偷盗、楼道清洁、绿化保养、安全出行等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为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意见建议。乡贤参事会一般由村里有较高威望的人组成，他们或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或是热心家乡建设的商界精英、文化能人，又或是教育工作者、道德模范等。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乡贤参事会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三团“化民忧”。实践中，百事服务团成了解决村民燃眉之急的首选，帮助村民处理修水管、办宴席等服务。据悉，一部分是红色义工服务队，由村里的党员带领村民为村里的贫困户、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另一块是法律服务团以法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治宣传教育为重点。而道德评论团是在法律之外的一些问题，以村民公约为依据，以道德评判的形式来解决。 “一约聚民智，两会汇民意，三团化民忧。其创新之处和最大生命力在于，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合力增效，共同构成社会善治的‘三脚架’。”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桐乡“三治融合”模式，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闭环，既有村民自治的传统，也有法律规范的引导，为越趋多元和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最初，我们对‘三治’的定位是治未病，即在矛盾爆发前，就进行沟通和疏导，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但慢慢在工作中发现，‘三治’作用很大。”桐乡市高桥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三治融合”所瞄准的已不仅是简单的治理社会矛盾，更致力于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稳定大局。
据悉，“三治融合”不仅促进了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也引导了人们行为方式、规范了社会秩序。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约两会三团”等社会治理表达渠道和平台，使群众加深了对党委政府决策的理解和支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分类等中心工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神经末梢、落地见效，最大限度发挥了“三治融合”在协调经济社会关系、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据介绍，“三治”是方式方法，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是“内生力”，鼓励把群众自己办的事交给群众，以其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识，实施共治;法治是“硬实力”，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谋划社会治理、构筑底线，以其规则刚性、程序透明、准则有效而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德治是“软实力”，强化道德约束，以其核心价值、公序良俗、社会贤达而弘扬正气、引领风尚，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三治融合”即是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认为，“三治”结合乃至融合，并非“自治+法治”“自治+德治”等形式的简单相加和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效果也不是单独自治、法治、德治效果的简单相加，而具有“乘数效应”，即并非“1+1+1=3”（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而是“3×3×3=27”（自治中有法治德治×法治中有自治德治×德治中有自治法治=有效治理）。同样，“三治”缺一并不意味着治理效果“减一”。德治缺失，会导致大幅度提高治理成本;法治或自治缺失，基层社会治理就会崩溃。因此，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
基层治理走向包容共享的成长路径
55年前，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因乡村治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枫桥经验”闻名全国。从“枫桥经验”到“三治融合”，桐乡推动社会治理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从“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基层治理活力不断增强。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马斌指出，桐乡“三治”的组合创造了一个适合桐乡发展的治理体系，桐乡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层面，抑或是在国家层面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大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具有很高的热度，所以在这一点上看“三治融合”是成功的。但桐乡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东西要探索，不仅仅是自治、德治、法治这三者关系的问题，而是自治的形态在不断变化的问题。
“当前社会整个经济的发展、乡村的变迁、人们的道德水准等，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国家依法治国的层面也在不断推进，所以‘三治融合’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治理体系，它在应对不同的治理环境时，是一个动态的制度体系。所以未来的成长是包容性成长，是共享化成长，未来的“三治融合”也必然在这样一个包容共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深化。”马斌谈道。
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面临新的挑战，桐乡市又该如何突进才能使“三治融合”更好地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厘清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指出，“枫桥经验”吸纳“桐乡经验”之后，成为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原来本土意义的“枫桥经验”，而是涵盖了整个浙江乃至全国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
“社会治理改革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它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说，在未来桐乡的“三治”实践上，需要实践者去思考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学术界也要从理论的角度梳理清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清楚政府能做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竣也表示，“三治融合”实现了政府服务、公民自治、道德共建有机互动，还形成法律与村规民约的互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今后最大的困难将来自于政府，“三治融合”的根本原理，是在地方治理的公共域中，原来作为强势和起主导作用的政府自我断臂，让出一部分公共空间于普通的民众，使其有机会参与到公共域中。苏竣建议，政府要主动转变工作理念、简政放权，发挥市场、民众、道德、乡规的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逊达指出，桐乡“三治”建设体现民主原则，在共治框架之下，能够达到善治效果的共同方法和匹配的能力。但是同时也希望桐乡在“自治”上逐渐把重点关注农村转向重点关注城市社区的自我治理，同时更好地处理好与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三类组织的关系。
提升公民社会治理能力
郁建興指出，自治、法治与德治能否相互结合乃至融合，关键在于能否发挥社会力量的“鲶鱼效应”，激活基层社会治理活力，让社会运转起来，桐乡的“三治”核心在于广泛激发群众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关键在于创新一整套让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体制机制，让民众在参与中表达诉求，形成“有序参与—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高小平提出，桐乡的“三治合一”作了很好的探索，“三治”的落脚点在公民、家庭、居民，这样肌体性的运行和细胞的有序生长，形成了有效互动。“三治”相互支撑，体现了刚柔并济，也体现了管理与服务的统一，以及公民的自我管理和互相服务的统一。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可以“搭台”，但“戏”归根结底还是要民众自己去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认为，除了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使自治与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也要努力增强公民的社会自治能力，尊重公民的自治主体性，同时不断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创造各种条件、扩大各种渠道，让公民有机会参与自治。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原来本土意义的‘枫桥经验’，而是涵盖了整个浙江乃至全国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张文显希望，“桐乡经验”与“枫桥经验”一样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发展，最终走出浙江，在全国生根开花。
在浙江，有这样一个地方，不仅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而驰名中外，在基层治理探索道路上同样硕果累累：201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试点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2014年，浙江省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将“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经验推向全省;2015、2016年被授予“全国普法先进集体”“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县（市、区）”等荣誉称号;2017年，发源于此的“三治融合”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全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全国高峰论坛相继召开;2019年，“三治融合”入围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这个地方就是桐乡。
开启首个“三治融合”试点
4月的桐乡，满眼望去尽是新绿。下了高铁站，沿着乌镇大道一路向南，一波碧水穿村而过，一排排崭新精致的小洋房，房前屋后绿树掩映。“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映入眼帘。
还来不及感叹浙江“千万工程”和美丽建设的成就，记者跟随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走近了桐乡市越丰村村部中央，一连排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别有特色，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去年揭牌的全国首个“三治融合馆”。“三治缘起”“三治探索”“桐乡经验”……通过静态的实物展示、图文介绍和动态的“互联网+”智慧互动，展馆将桐乡“三治融合”的起源、形成和获得的成果展现在大家眼前。
嘉兴是“红船精神”的发源地。据悉，到2013年，嘉兴已实现平安创建“八连冠、满堂红”，但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很多社会新问题不断出现，传统的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在千头万绪的社会现象背后，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基层自治缺少空间等问题尤为突出。”如何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期疑难杂症的药方？
2013年，借鉴“枫桥经验”，在以往自治、法治、德治各自“单兵作战”的基础上，桐乡市高桥街道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联合兵团”做法，在党政主导下，以自治、法治、德治为手段，建起“百姓参政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开启了首个“三治融合”试点。
记者了解到，在高桥街道越丰村桐斜线道路改造前，因涉及沿街个别店主代表要求提高拆迁补偿，提出店面安置、养老保险等突破全市道路改建政策的诉求。街道對此特地组织百姓参政团和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召开会议进行商讨。
经商讨，现场的其他村民代表一致认为，道路改造后受益的是高桥南部所有群众，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私利破坏公平，拆迁应严格按照现有政策执行。议事现场成了统一政策思想的阵地。
不仅如此，“道德评判团”和“百事服务团”也是村委的“左膀右臂”。
在龙南村某小组，有四兄弟对母亲的赡养问题存在分歧，经常闹矛盾，不愿意赡养母亲，不仅影响到老人家的身心健康，在村中也造成了极差的影响。
为此，道德评判团成员屡次上门，多次调解。经过劝说和教育，四兄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纷纷表示愿意赡养母亲，并承诺按相应份额进行出资，最终四兄弟母亲的赡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像这种道德上的问题，我们村委直接插手，会让百姓心里有一种‘这是我们家务事，你们不要来多管闲事‘的排斥感，所以我们当时就委托‘道德评判团’成员，通过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去解决这个问题。”桐乡市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表示，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核心部件，“一约两会三团”
“2017年，源于我市的‘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实践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这让全市上下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桐乡市政法委的同志表示，通过多年的实践，“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桐乡经验，不仅让桐乡实现了平安建设“十三连冠”，也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治融合”经过试点的不断整合，目前，桐乡市已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这“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
一约“聚民智”。通过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树起了基层文明新风，让乡风民风逐渐好起来、人居环境逐渐美起来。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农村中的“歪风邪气”要治理，需要“久久为功”，光采取政府强制手段显然是不可取的，而“村规民约”反而是很好的切入点。
两会“汇民意”。百姓议事会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的成员和非固定的利益相关者，成员们就便民服务、停车难、电瓶车偷盗、楼道清洁、绿化保养、安全出行等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为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意见建议。乡贤参事会一般由村里有较高威望的人组成，他们或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或是热心家乡建设的商界精英、文化能人，又或是教育工作者、道德模范等。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乡贤参事会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三团“化民忧”。实践中，百事服务团成了解决村民燃眉之急的首选，帮助村民处理修水管、办宴席等服务。据悉，一部分是红色义工服务队，由村里的党员带领村民为村里的贫困户、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另一块是法律服务团以法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治宣传教育为重点。而道德评论团是在法律之外的一些问题，以村民公约为依据，以道德评判的形式来解决。 “一约聚民智，两会汇民意，三团化民忧。其创新之处和最大生命力在于，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合力增效，共同构成社会善治的‘三脚架’。”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桐乡“三治融合”模式，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闭环，既有村民自治的传统，也有法律规范的引导，为越趋多元和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最初，我们对‘三治’的定位是治未病，即在矛盾爆发前，就进行沟通和疏导，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但慢慢在工作中发现，‘三治’作用很大。”桐乡市高桥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三治融合”所瞄准的已不仅是简单的治理社会矛盾，更致力于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稳定大局。
据悉，“三治融合”不仅促进了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也引导了人们行为方式、规范了社会秩序。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约两会三团”等社会治理表达渠道和平台，使群众加深了对党委政府决策的理解和支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分类等中心工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神经末梢、落地见效，最大限度发挥了“三治融合”在协调经济社会关系、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据介绍，“三治”是方式方法，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是“内生力”，鼓励把群众自己办的事交给群众，以其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识，实施共治;法治是“硬实力”，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谋划社会治理、构筑底线，以其规则刚性、程序透明、准则有效而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德治是“软实力”，强化道德约束，以其核心价值、公序良俗、社会贤达而弘扬正气、引领风尚，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三治融合”即是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认为，“三治”结合乃至融合，并非“自治+法治”“自治+德治”等形式的简单相加和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效果也不是单独自治、法治、德治效果的简单相加，而具有“乘数效应”，即并非“1+1+1=3”（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而是“3×3×3=27”（自治中有法治德治×法治中有自治德治×德治中有自治法治=有效治理）。同样，“三治”缺一并不意味着治理效果“减一”。德治缺失，会导致大幅度提高治理成本;法治或自治缺失，基层社会治理就会崩溃。因此，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
基层治理走向包容共享的成长路径
55年前，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因乡村治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枫桥经验”闻名全国。从“枫桥经验”到“三治融合”，桐乡推动社会治理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从“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基层治理活力不断增强。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马斌指出，桐乡“三治”的组合创造了一个适合桐乡发展的治理体系，桐乡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层面，抑或是在国家层面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大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具有很高的热度，所以在这一点上看“三治融合”是成功的。但桐乡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东西要探索，不仅仅是自治、德治、法治这三者关系的问题，而是自治的形态在不断变化的问题。
“当前社会整个经济的发展、乡村的变迁、人们的道德水准等，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国家依法治国的层面也在不断推进，所以‘三治融合’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治理体系，它在应对不同的治理环境时，是一个动态的制度体系。所以未来的成长是包容性成长，是共享化成长，未来的“三治融合”也必然在这样一个包容共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深化。”马斌谈道。
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面临新的挑战，桐乡市又该如何突进才能使“三治融合”更好地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厘清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指出，“枫桥经验”吸纳“桐乡经验”之后，成为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原来本土意义的“枫桥经验”，而是涵盖了整个浙江乃至全国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
“社会治理改革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它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说，在未来桐乡的“三治”实践上，需要实践者去思考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学术界也要从理论的角度梳理清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清楚政府能做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竣也表示，“三治融合”实现了政府服务、公民自治、道德共建有机互动，还形成法律与村规民约的互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今后最大的困难将来自于政府，“三治融合”的根本原理，是在地方治理的公共域中，原来作为强势和起主导作用的政府自我断臂，让出一部分公共空间于普通的民众，使其有机会参与到公共域中。苏竣建议，政府要主动转变工作理念、简政放权，发挥市场、民众、道德、乡规的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逊达指出，桐乡“三治”建设体现民主原则，在共治框架之下，能够达到善治效果的共同方法和匹配的能力。但是同时也希望桐乡在“自治”上逐渐把重点关注农村转向重点关注城市社区的自我治理，同时更好地处理好与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三类组织的关系。
提升公民社会治理能力
郁建興指出，自治、法治与德治能否相互结合乃至融合，关键在于能否发挥社会力量的“鲶鱼效应”，激活基层社会治理活力，让社会运转起来，桐乡的“三治”核心在于广泛激发群众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关键在于创新一整套让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体制机制，让民众在参与中表达诉求，形成“有序参与—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高小平提出，桐乡的“三治合一”作了很好的探索，“三治”的落脚点在公民、家庭、居民，这样肌体性的运行和细胞的有序生长，形成了有效互动。“三治”相互支撑，体现了刚柔并济，也体现了管理与服务的统一，以及公民的自我管理和互相服务的统一。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可以“搭台”，但“戏”归根结底还是要民众自己去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认为，除了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使自治与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也要努力增强公民的社会自治能力，尊重公民的自治主体性，同时不断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创造各种条件、扩大各种渠道，让公民有机会参与自治。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经不是原来本土意义的‘枫桥经验’，而是涵盖了整个浙江乃至全国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张文显希望，“桐乡经验”与“枫桥经验”一样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发展，最终走出浙江，在全国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