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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给我发了几张图,跟校园霸凌有关。最近的那篇文章《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也一直在刷屏。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或将来都会有孩子。
二十年后,依然很痛
几年前,有一个年底的酒局,我和几个朋友都喝大了。
一个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的报社记者冲着我直愣愣的走过来,一把揽过我的肩,“新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十二岁那年的他,还是一个粉嫩粉嫩的五年级学生。有一天,放学路上,他被一伙“坏孩子”堵住了路。“坏孩子们”把他拖到了河边,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把胳膊向后伸,美其名曰“白鹤亮翅”,之后又把他拖到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他的脑袋。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那一刻,他觉得连脑浆都被冻住了。
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眼珠子都不会动了,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回到家,爸爸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和脸上的淤青,问他怎么回事。他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间,“踢球不小心摔倒了。”
他给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哪怕我爸爸再追问我一句我可能都会说实话,然后让我爸帮我报仇。哪怕报不了仇,我心里也不会那么苦了。”
“因为那一刻,我孤立无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泪。
十二岁的他,有些晚熟,对男孩子们无形中形成的小帮派无感,但他却在辗转难眠之后,立志将来要做一名记者。至少可以听孤立无援的人说一句话,这是记者的价值。
二十年后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特别感激——在一个酒局,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外表粗犷豪放的男人对校园霸凌的最深刻的体会。
二十年后,想起来,他的心里依然很痛。
孩子的成长是一条单行线,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一辈子再也无可挽回。
这是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吗?
校园霸凌,未必表现在显性的暴力上,甚至被认为是“开玩笑”。
在山东的一所高校,我是一家传媒学院的客座教授。有一次,一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将来想做记者,我问她为什么。
她先是给我说,她要做架起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我说太扯了。
她又说,她想追求事件的真相,我说这没错,可是我觉得还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她瞪大了双眼,问我:“小新老师,我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可以。
她同样给我讲了小学时候她的经历。有一天下课,所有人都围在她的身后笑,笑得她脊梁骨凉飕飕的。后来,有人从她身后揭下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你的乳房很美”。
讲到这里,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哭。她说,更要命的是,放学后,老师把她和那个“做坏事”的男生留下来,让她打扫了班里的卫生,却跟“做坏事”的男生说,你走吧。
“我的老师怎么可以让那个男生就走了呢?”
“我的老师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一个玩笑!”
“从此,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一个老师了!”
一个学生与他(她)的同伴较为不同,那么他(她)就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个不同,可能是:沉默、家境、第二性征、性格、身高、说话的声调、等等……校园霸凌,不该只被解释为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
霸凌事件当中,
没有一方是幸福的
朋友圈里,有一个编辑的讲述:前几天一个家长找我,说他的孩子在班里成绩不好,还在一次校内测评里给班主任打了低分,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不能和他玩,在家里爸爸还经常拿鞭子抽。
孩子有一天突然说,我想收拾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当孩子内心积累太多的愤怒时,一种是向内攻击,表现为自残自杀,一种是向外攻击,表现为欺凌弱小,包括虐狗虐猫,包括成人后的打老婆和孩子。
这,应该就是暴力的源头之一。
其实在校园中,有些学生的行为性质的确非常恶劣,可是又因为年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将传统的工读教育的提法改为专门教育,可是“专门教育”在我们国家目前基本是停滞状态。
“好孩子”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坏孩子”在同一个班;“坏孩子”的家长拿法律条文来质问校方:凭什么侵犯我家孩子的受教育权?
但是你发现了吗?
法律,很无力。
对了,有一个提醒:
霸凌事件当中,“坏孩子”一方空虚寂寞冷,“好孩子”一方焦虑抑郁。
所以,霸凌双方,没有人是幸福的。
打人的中国式逻辑
遇到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
金星老师的标志性回答是——打回去。这个招数很解气,很金星式“暴力”,可是,万一你的孩子身体孱弱再次被欺负了呢?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那就认了”吗?金星老师的回答是有中国式逻辑的。
在中国,教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让他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因为太多的潜规则,太多的拿不上台面的黑幕。
所以,当本应该成为“国家应有之举”的反校园霸凌,国家此刻无能无力,那么只能依靠私力救济,就是打过去,或者父母帮忙打。
家长应该成为孩子的引路人,而不是孩子命运的安排者或者指挥者。
家长们最不应该问的就是: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打你而不打别人?
你为什么不打回去?
你怎么这么没用,我忙着呢,找老师去。
逼孩子面对丛林法则,靠拳头混世界,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
柴静曾经做过一期非常牛逼的节目《双城的创伤》。
她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孩子的回答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想说,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但,“熊孩子”不会无故养成,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出了问题。
“熊孩子”的家长们,与其后来忏悔、道歉,你们早干嘛了?校园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的有效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及时、妥善处理,事件发生后的惩戒和科学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
教育,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应该保证有尊严、有温度、有质感。
期待,我们的孩子周围,不会有随时引爆的炸弹。
期待,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因为霸凌有哭红的双眼和无措的茫然。
期待,如果你曾经被霸凌,伤早一点愈合。
亲爱的小孩,
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二十年后,依然很痛
几年前,有一个年底的酒局,我和几个朋友都喝大了。
一个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的报社记者冲着我直愣愣的走过来,一把揽过我的肩,“新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十二岁那年的他,还是一个粉嫩粉嫩的五年级学生。有一天,放学路上,他被一伙“坏孩子”堵住了路。“坏孩子们”把他拖到了河边,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把胳膊向后伸,美其名曰“白鹤亮翅”,之后又把他拖到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他的脑袋。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那一刻,他觉得连脑浆都被冻住了。
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眼珠子都不会动了,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回到家,爸爸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和脸上的淤青,问他怎么回事。他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间,“踢球不小心摔倒了。”
他给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哪怕我爸爸再追问我一句我可能都会说实话,然后让我爸帮我报仇。哪怕报不了仇,我心里也不会那么苦了。”
“因为那一刻,我孤立无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泪。
十二岁的他,有些晚熟,对男孩子们无形中形成的小帮派无感,但他却在辗转难眠之后,立志将来要做一名记者。至少可以听孤立无援的人说一句话,这是记者的价值。
二十年后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特别感激——在一个酒局,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外表粗犷豪放的男人对校园霸凌的最深刻的体会。
二十年后,想起来,他的心里依然很痛。
孩子的成长是一条单行线,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一辈子再也无可挽回。
这是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吗?
校园霸凌,未必表现在显性的暴力上,甚至被认为是“开玩笑”。
在山东的一所高校,我是一家传媒学院的客座教授。有一次,一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将来想做记者,我问她为什么。
她先是给我说,她要做架起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我说太扯了。
她又说,她想追求事件的真相,我说这没错,可是我觉得还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她瞪大了双眼,问我:“小新老师,我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可以。
她同样给我讲了小学时候她的经历。有一天下课,所有人都围在她的身后笑,笑得她脊梁骨凉飕飕的。后来,有人从她身后揭下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你的乳房很美”。
讲到这里,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哭。她说,更要命的是,放学后,老师把她和那个“做坏事”的男生留下来,让她打扫了班里的卫生,却跟“做坏事”的男生说,你走吧。
“我的老师怎么可以让那个男生就走了呢?”
“我的老师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一个玩笑!”
“从此,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一个老师了!”
一个学生与他(她)的同伴较为不同,那么他(她)就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个不同,可能是:沉默、家境、第二性征、性格、身高、说话的声调、等等……校园霸凌,不该只被解释为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
霸凌事件当中,
没有一方是幸福的
朋友圈里,有一个编辑的讲述:前几天一个家长找我,说他的孩子在班里成绩不好,还在一次校内测评里给班主任打了低分,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不能和他玩,在家里爸爸还经常拿鞭子抽。
孩子有一天突然说,我想收拾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当孩子内心积累太多的愤怒时,一种是向内攻击,表现为自残自杀,一种是向外攻击,表现为欺凌弱小,包括虐狗虐猫,包括成人后的打老婆和孩子。
这,应该就是暴力的源头之一。
其实在校园中,有些学生的行为性质的确非常恶劣,可是又因为年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将传统的工读教育的提法改为专门教育,可是“专门教育”在我们国家目前基本是停滞状态。
“好孩子”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坏孩子”在同一个班;“坏孩子”的家长拿法律条文来质问校方:凭什么侵犯我家孩子的受教育权?
但是你发现了吗?
法律,很无力。
对了,有一个提醒:
霸凌事件当中,“坏孩子”一方空虚寂寞冷,“好孩子”一方焦虑抑郁。
所以,霸凌双方,没有人是幸福的。
打人的中国式逻辑
遇到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
金星老师的标志性回答是——打回去。这个招数很解气,很金星式“暴力”,可是,万一你的孩子身体孱弱再次被欺负了呢?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那就认了”吗?金星老师的回答是有中国式逻辑的。
在中国,教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让他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因为太多的潜规则,太多的拿不上台面的黑幕。
所以,当本应该成为“国家应有之举”的反校园霸凌,国家此刻无能无力,那么只能依靠私力救济,就是打过去,或者父母帮忙打。
家长应该成为孩子的引路人,而不是孩子命运的安排者或者指挥者。
家长们最不应该问的就是: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打你而不打别人?
你为什么不打回去?
你怎么这么没用,我忙着呢,找老师去。
逼孩子面对丛林法则,靠拳头混世界,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
柴静曾经做过一期非常牛逼的节目《双城的创伤》。
她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孩子的回答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想说,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但,“熊孩子”不会无故养成,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出了问题。
“熊孩子”的家长们,与其后来忏悔、道歉,你们早干嘛了?校园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的有效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及时、妥善处理,事件发生后的惩戒和科学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
教育,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应该保证有尊严、有温度、有质感。
期待,我们的孩子周围,不会有随时引爆的炸弹。
期待,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因为霸凌有哭红的双眼和无措的茫然。
期待,如果你曾经被霸凌,伤早一点愈合。
亲爱的小孩,
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