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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给我发了几张图，跟校园霸凌有关。最近的那篇文章《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也一直在刷屏。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或将来都会有孩子。
二十年后，依然很痛
几年前，有一个年底的酒局，我和几个朋友都喝大了。
一个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的报社记者冲着我直愣愣的走过来，一把揽过我的肩，“新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十二岁那年的他，还是一个粉嫩粉嫩的五年级学生。有一天，放学路上，他被一伙“坏孩子”堵住了路。“坏孩子们”把他拖到了河边，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把胳膊向后伸，美其名曰“白鹤亮翅”，之后又把他拖到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他的脑袋。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那一刻，他觉得连脑浆都被冻住了。
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眼珠子都不会动了，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回到家，爸爸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和脸上的淤青，问他怎么回事。他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间，“踢球不小心摔倒了。”
他给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哪怕我爸爸再追问我一句我可能都会说实话，然后让我爸帮我报仇。哪怕报不了仇，我心里也不会那么苦了。”
“因为那一刻，我孤立无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泪。
十二岁的他，有些晚熟，对男孩子们无形中形成的小帮派无感，但他却在辗转难眠之后，立志将来要做一名记者。至少可以听孤立无援的人说一句话，这是记者的价值。
二十年后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特别感激——在一个酒局，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外表粗犷豪放的男人对校园霸凌的最深刻的体会。
二十年后，想起来，他的心里依然很痛。
孩子的成长是一条单行线，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一辈子再也无可挽回。
这是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吗？
校园霸凌，未必表现在显性的暴力上，甚至被认为是“开玩笑”。
在山东的一所高校，我是一家传媒学院的客座教授。有一次，一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将来想做记者，我问她为什么。
她先是给我说，她要做架起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我说太扯了。
她又说，她想追求事件的真相，我说这没错，可是我觉得还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她瞪大了双眼，问我：“小新老师，我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可以。
她同样给我讲了小学时候她的经历。有一天下课，所有人都围在她的身后笑，笑得她脊梁骨凉飕飕的。后来，有人从她身后揭下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你的乳房很美”。
讲到这里，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哭。她说，更要命的是，放学后，老师把她和那个“做坏事”的男生留下来，让她打扫了班里的卫生，却跟“做坏事”的男生说，你走吧。
“我的老师怎么可以让那个男生就走了呢？”
“我的老师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一个玩笑！”
“从此，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一个老师了！”
一个学生与他（她）的同伴较为不同，那么他（她）就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个不同，可能是：沉默、家境、第二性征、性格、身高、说话的声调、等等……校园霸凌，不该只被解释为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
霸凌事件当中，
没有一方是幸福的
朋友圈里，有一个编辑的讲述：前几天一个家长找我，说他的孩子在班里成绩不好，还在一次校内测评里给班主任打了低分，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不能和他玩，在家里爸爸还经常拿鞭子抽。
孩子有一天突然说，我想收拾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当孩子内心积累太多的愤怒时，一种是向内攻击，表现为自残自杀，一种是向外攻击，表现为欺凌弱小，包括虐狗虐猫，包括成人后的打老婆和孩子。
这，应该就是暴力的源头之一。
其实在校园中，有些学生的行为性质的确非常恶劣，可是又因为年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将传统的工读教育的提法改为专门教育，可是“专门教育”在我们国家目前基本是停滞状态。
“好孩子”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坏孩子”在同一个班；“坏孩子”的家长拿法律条文来质问校方：凭什么侵犯我家孩子的受教育权？
但是你发现了吗？
法律，很无力。
对了，有一个提醒：
霸凌事件当中，“坏孩子”一方空虚寂寞冷，“好孩子”一方焦虑抑郁。
所以，霸凌双方，没有人是幸福的。
打人的中国式逻辑
遇到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
金星老师的标志性回答是——打回去。这个招数很解气，很金星式“暴力”，可是，万一你的孩子身体孱弱再次被欺负了呢？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那就认了”吗？金星老师的回答是有中国式逻辑的。
在中国，教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让他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因为太多的潜规则，太多的拿不上台面的黑幕。
所以，当本应该成为“国家应有之举”的反校园霸凌，国家此刻无能无力，那么只能依靠私力救济，就是打过去，或者父母帮忙打。
家长应该成为孩子的引路人，而不是孩子命运的安排者或者指挥者。
家长们最不应该问的就是：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打你而不打别人？
你为什么不打回去？
你怎么这么没用，我忙着呢，找老师去。
逼孩子面对丛林法则，靠拳头混世界，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
柴静曾经做过一期非常牛逼的节目《双城的创伤》。
她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孩子的回答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想说，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但，“熊孩子”不会无故养成，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出了问题。
“熊孩子”的家长们，与其后来忏悔、道歉，你们早干嘛了？校园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的有效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及时、妥善处理，事件发生后的惩戒和科学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
教育，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应该保证有尊严、有温度、有质感。
期待，我们的孩子周围，不会有随时引爆的炸弹。
期待，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因为霸凌有哭红的双眼和无措的茫然。
期待，如果你曾经被霸凌，伤早一点愈合。
亲爱的小孩，
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二十年后，依然很痛
几年前，有一个年底的酒局，我和几个朋友都喝大了。
一个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的报社记者冲着我直愣愣的走过来，一把揽过我的肩，“新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十二岁那年的他，还是一个粉嫩粉嫩的五年级学生。有一天，放学路上，他被一伙“坏孩子”堵住了路。“坏孩子们”把他拖到了河边，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把胳膊向后伸，美其名曰“白鹤亮翅”，之后又把他拖到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他的脑袋。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那一刻，他觉得连脑浆都被冻住了。
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眼珠子都不会动了，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回到家，爸爸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和脸上的淤青，问他怎么回事。他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间，“踢球不小心摔倒了。”
他给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哪怕我爸爸再追问我一句我可能都会说实话，然后让我爸帮我报仇。哪怕报不了仇，我心里也不会那么苦了。”
“因为那一刻，我孤立无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泪。
十二岁的他，有些晚熟，对男孩子们无形中形成的小帮派无感，但他却在辗转难眠之后，立志将来要做一名记者。至少可以听孤立无援的人说一句话，这是记者的价值。
二十年后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特别感激——在一个酒局，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外表粗犷豪放的男人对校园霸凌的最深刻的体会。
二十年后，想起来，他的心里依然很痛。
孩子的成长是一条单行线，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一辈子再也无可挽回。
这是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吗？
校园霸凌，未必表现在显性的暴力上，甚至被认为是“开玩笑”。
在山东的一所高校，我是一家传媒学院的客座教授。有一次，一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将来想做记者，我问她为什么。
她先是给我说，她要做架起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我说太扯了。
她又说，她想追求事件的真相，我说这没错，可是我觉得还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她瞪大了双眼，问我：“小新老师，我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可以。
她同样给我讲了小学时候她的经历。有一天下课，所有人都围在她的身后笑，笑得她脊梁骨凉飕飕的。后来，有人从她身后揭下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你的乳房很美”。
讲到这里，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哭。她说，更要命的是，放学后，老师把她和那个“做坏事”的男生留下来，让她打扫了班里的卫生，却跟“做坏事”的男生说，你走吧。
“我的老师怎么可以让那个男生就走了呢？”
“我的老师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一个玩笑！”
“从此，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一个老师了！”
一个学生与他（她）的同伴较为不同，那么他（她）就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个不同，可能是：沉默、家境、第二性征、性格、身高、说话的声调、等等……校园霸凌，不该只被解释为一个“开过分了的玩笑”。
霸凌事件当中，
没有一方是幸福的
朋友圈里，有一个编辑的讲述：前几天一个家长找我，说他的孩子在班里成绩不好，还在一次校内测评里给班主任打了低分，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不能和他玩，在家里爸爸还经常拿鞭子抽。
孩子有一天突然说，我想收拾一个一年级的小屁孩。当孩子内心积累太多的愤怒时，一种是向内攻击，表现为自残自杀，一种是向外攻击，表现为欺凌弱小，包括虐狗虐猫，包括成人后的打老婆和孩子。
这，应该就是暴力的源头之一。
其实在校园中，有些学生的行为性质的确非常恶劣，可是又因为年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将传统的工读教育的提法改为专门教育，可是“专门教育”在我们国家目前基本是停滞状态。
“好孩子”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坏孩子”在同一个班；“坏孩子”的家长拿法律条文来质问校方：凭什么侵犯我家孩子的受教育权？
但是你发现了吗？
法律，很无力。
对了，有一个提醒：
霸凌事件当中，“坏孩子”一方空虚寂寞冷，“好孩子”一方焦虑抑郁。
所以，霸凌双方，没有人是幸福的。
打人的中国式逻辑
遇到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
金星老师的标志性回答是——打回去。这个招数很解气，很金星式“暴力”，可是，万一你的孩子身体孱弱再次被欺负了呢？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那就认了”吗？金星老师的回答是有中国式逻辑的。
在中国，教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让他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因为太多的潜规则，太多的拿不上台面的黑幕。
所以，当本应该成为“国家应有之举”的反校园霸凌，国家此刻无能无力，那么只能依靠私力救济，就是打过去，或者父母帮忙打。
家长应该成为孩子的引路人，而不是孩子命运的安排者或者指挥者。
家长们最不应该问的就是：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打你而不打别人？
你为什么不打回去？
你怎么这么没用，我忙着呢，找老师去。
逼孩子面对丛林法则，靠拳头混世界，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
柴静曾经做过一期非常牛逼的节目《双城的创伤》。
她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孩子的回答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想说，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谜。但，“熊孩子”不会无故养成，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出了问题。
“熊孩子”的家长们，与其后来忏悔、道歉，你们早干嘛了？校园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的有效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及时、妥善处理，事件发生后的惩戒和科学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
教育，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应该保证有尊严、有温度、有质感。
期待，我们的孩子周围，不会有随时引爆的炸弹。
期待，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因为霸凌有哭红的双眼和无措的茫然。
期待，如果你曾经被霸凌，伤早一点愈合。
亲爱的小孩，
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