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创建的军事工业，主要分布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区（晋冀豫）。太行区地处石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以西，白晋铁路（从山西祁县白圭到晋城的铁路）以东，黄河中游之北， 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全区除平汉铁路西略有平原外，大部为山区，山峦连绵，自古以来在军事上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天险要地。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都曾驻在这里，指挥华北抗日前线的对敌斗争。
　　太行区地质结构复杂，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铁、硫磺闻名，有发展军事工业的优越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在这里创办了一批兵工厂，形成了太行山区的敌后军事工业。晋冀豫根据地军事工业是以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管辖的兵工厂和修械所为主体。
　　敌后兵器制造工业的组成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先修后造、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广大职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厂房自己盖，机器自己造，原料就地搞，土洋结合，因地制宜，生产了近20种武器弹药。这些兵工厂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人民军队可靠的军火补给基地，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随军修械所时期（1937年11月—1939年初）
　　1937年9月，八路軍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率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先后由陕西省韩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以山西为中心，创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华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但人民军队从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武器的修造与研制。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各师都组建了随军修械组织。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为保证我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接济，在转战华北敌后的头一年，八路军总部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
　　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总部提出除每个师外，各旅、各团、每个游击支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制造地雷和手榴弹的工厂）。


　　从此，各抗日武装开办的修械所、修造厂、炸弹厂如雨后春笋，遍及太行山区，其规模小的三五人，大的百余人，参与军械修造的工人达1000人以上。这些工人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太原兵工厂的职工。太原沦陷前夕，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不少人回乡参加了八路军，成了各修械所的技术骨干；二是石太、同蒲线的铁路工人。日军入侵山西后，有2000多名铁路工人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和游击队，其中有100多名技术工人加入了八路军修械所；三是晋冀豫边界煤矿技术工人。山西石圪节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河北怡立煤矿、峰峰中和煤矿、致和煤矿被日军占领以后，近百名技术工人投奔根据地，由他们组建了晋冀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和一二九师骑兵团修械所；四是豫北的游动造枪工人。他们以手工造枪为业，流动到各地做枪，出售给当地军阀、土豪，以此谋生，在抗日呼声的感召下，他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修械所，一二九师豫晋游击支队修械所、武安县政府修械所就是由这些工人组成的；五是当地民间匠人。如铁匠、银匠、铜匠、木匠、石匠、瓷匠、爆竹匠，等等。这些民间匠人扩充到修械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抗战初期，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沿用制造爆竹的技术，组织起黑火药的生产。
　　此外，还有从河南巩县兵工厂、山西晋城针工厂、阳泉机械厂、榆次纺织厂的上百名技术工人，先后来到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这支由红军兵工战士、城市产业工人、民间手工匠人组成的修械大军，开创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军事工业。


　　各修械所开工伊始，没有一台机器设备，都是使用手工工具，如榔头、锉刀、錾子、锯弓和烘炉、火钳、铁锤等。这些工具只能进行简单的零件修配和小批量制作长矛、大刀片、刺刀、手榴弹与地雷。1938年，先后从河北磁县各煤矿，山西石圪节煤矿、阳泉机械厂、晋城针工厂等征收十余部机器，其中包括蒸汽机、锅炉、车床、刨床、钻床等。一些规模较大、场所比较固定的修械所逐步配上了机器。
　　2.八路军总军工部初建时期（1939年3月—1941年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是抗日前线的迫切需要。晋东南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胜利，为向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八路军很快又开辟了冀南和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连成片，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15.2万平方公里，辖有154个县，2000万人口，拥有10万抗日大军。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工业基地。


　　这时，虽然已经成立总部修械所，各部队和地方政府的修械所也有所扩大，工具设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总的来说，军火产量低，质量差。根据这种形势，1939年3月，总部决定成立第6科（军事工业科），统一领导和管理晋冀豫区的军工生产。为加速军事工业的建设，同年6月总部将第6科扩建为军工部，任命刘鹏为部长。11月调任孙开楚为军工部政委。1940年5月刘鼎任军工部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并先后从总部机关和延安中央军委军工局请调了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这批干部中有在红军担任过军、师职务的领导；有留学欧美、日本的工业技术专家 ；有从北京、天津、上海敌占区投奔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有归国抗日的侨胞；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的青年，形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的军工建设队伍。 　　军工部设在山西省黎城县西井区上赤峪村。兵工厂的建设以此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展开。从1939年6月至1940年底，在收编、整顿各修械所的基础上，先后兴办了4个步枪修造所（军工部1所、2所、3所、4所），一个复装枪弹厂（下赤峪复装枪弹厂），一个炸弹厂（柳沟铁厂），一个试验所，共有职工2566人。这些兵工厂除利用部分民房庙宇外，大都是动员当地的民工，就地取材，建成石头结构的工房。每个厂都建在地形险要的深山之中，十分隐蔽，敌人难以攻入。但交通不便，物资、产品运输全靠人背，肩扛，毛驴驮。建厂第一年就开始了步枪、手榴弹和复装枪弹的生产。军工部成立后，将总部韩庄修械所迁至黎城县水富山（距上亦峪村3公里）扩建为1所（亦称黄洞兵工厂），该所主要修理和生产步枪。随后又将部分游击支队和地方修械所集中起来，在平顺县西安里村、辽县高峪村、武安县梁沟村组建了2所、3所、4所三个造枪所。每个所都安装有蒸汽动力设备和金属切削机床，1所和4所还有电灯照明，当时被称为太行山上的“现代化工厂”。
　　这时各所造的枪，规格不同，零件不能互换，影响前线使用。1940年4月，军工部组织技术人员在1所研制新式步枪，8月1日试制成功了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枪比普通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全枪重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平时折伏在枪筒木托下，并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劈刺时能迅速甩出刺刀，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八路军将士为拥有这种枪感到自豪。制造这种枪的原料来源较可靠，金属零件全部用铁路道轨，枪托可用山区的核桃木。为此，军工部将这种枪的图纸和制作方法发到各所，组织统一生产，同时实行样板检验制度，使生产的步枪规格统一，保证质量。每月生产能力可达500多支。
　　五〇小炮是日军使用的一种小型火炮，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操作简单，适宜山地作战。1940年9月，彭德怀指示军工部组织研制。1941年1月，1所和3所，在测绘日式五〇小炮的基础上，结合根据地的生产条件，加长了炮筒，加厚了筒壁，取消了来复线，试制成功具有自己特点的五〇小炮。从此， 1、3两所逐步转产五〇小炮和炮弹。步枪集中到梁沟4所生产。
　　1941年是总部军事工业发展的一年。工人数量增加到3200人，比1940年增长了20%，工厂由7个发展到14个，产品由3种扩展到10种，军品产量增加了40%。生产的各类武器，不仅保证了晋冀豫区部队的需要，还支援了晋察冀、鲁西南、冀鲁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
　　3.反“扫荡”中艰难发展时期（1942年2月—1943年底）
　　1942—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军工生产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妄图把华北变为其后方基地，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企图围歼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党政首脑机关，摧毁军工设施，破坏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从1942年2月起日军接连发起“驻晋日军总进攻”。在敌人“扫荡”中军工厂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目标大的兵工厂，如3所、4所的厂房全部被毁。这一时期太行区遭受严重旱灾，农业歉收，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军工生产步履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军工战士以坚定的抗战必胜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克服了敌人频繁“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把军工生产进一步向前推进。
　　1942年2月，军工部遵照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原来几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以产品分类化大为小，分散设厂。其中在武安县垴沟村，邢台县南就水村、小芹泉村等地新建起了一批小型兵工廠。


　　以上这一时期的兵工厂分散设置，厂与厂之间一般相距几十里、有的百余里，中间都有高山和深沟，日军无法集中兵力破坏。敌人若从平汉铁路线出发“扫荡”东面山区，西面山区的兵工厂则照常生产；敌人若从白晋铁路出发“扫荡”西面山区，东面山区的兵工厂则安然无事。每个工厂只制造一二种产品，从原料到产品出厂、自行完成。即使一个厂遭到破坏，也不会波及全局。同时，分散后的工厂进山较深，多为羊肠小道。敌人据点到工厂的行程最少在一天以上，日军大部队难以进入，小部队又怕遭到埋伏不敢冒然行动。这些工厂规模小，大的二三百人、小的三五十人，在战争环境下行动方便，机动灵活。职工实行劳武结合，平时坚持生产，并做好坚壁清野的准备。战时观察敌情，埋设地雷，上山打游击。
　　工厂根据总部军工部发布的反“扫荡”信息，可在8～16小时内将工具、在制品、机器、材料和粮食等全部埋藏完毕。埋藏地点都在距工厂1里之外，有的埋在山谷中，有的埋在大路旁，有的埋在沙滩里，有的沉入河水中，伪装巧妙敌人难以发现。日军到来之前，厂区内外布满地雷，老职工队伍转移到安全地带，青年职工组成武装自卫队，在工厂周围的山上和树林里，监视敌人行动，与之开展麻雀战，使敌人对埋藏之物不敢仔细寻找，常常放火烧着空房便匆匆撤走。敌人一走，工人自卫队立即通知职工，迅速挖出机器，抢修房舍，只要三四天就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这一时期，工厂多数利用民房、庙宇组织生产，职工也借居在农民家里。从表面看，找不到明显的工厂标志，日军“扫荡”时往往过而不见。根据地的农民为支援军火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是兵工厂所在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职工的好房东，热炕热饭，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原料不足农民献铜、献铁，组织民兵扒铁轨，组织妇女熬土硝，农会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运输困难，农民拉煤，背粮，送炮弹，不论天寒地冻，他们长年累月赶着毛驴翻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材料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交部队。劳力缺乏，农民主动进厂摇大轮，甩重锤。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敌情紧张，青年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工厂。老年人千方百计掩护职工。许多农民为保护兵工厂，家被烧、身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农民保护工厂，工厂爱护农民。工厂始终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拉货付运费，献物按价收购，出工计报酬，不乱要、乱摊派。每到农忙季节工厂职工帮助抢种抢收。逢年过节。职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驻地慰问演出。 　　这一时期，尽管日军“扫荡”窜犯十多次，工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整个军工生产一直延续不断，从未停顿。不少工厂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了设备和动力的不足，提高了生产效率。1942年，军工部先后3次精简机构和人员，正式职工由年初的3043人减少到年底的1368人，缩减过半。生产效率逐年提高。1942年比1941年提高了89.4%，1943年又比1942年提高了14.7%。
　　这一时期冀南根据地的军工厂同样面临困境。1938年4月27日，冀南军区成立，驻地在邢台南宫，宋任穷任司令员。下辖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总部及各分区都相继建立相应的军工机构。1942年3月，冀南军区决定将军区军事科研队同炸弹制造所合并，成立军区手榴弹制造所，并选定河北丘县刘云固村及周围几个村庄作为所址。所部和木工班、装配班驻辛鲜庄，翻砂班驻刘云固村，碾药班驻岭郝村。所长王文杰，指导员张增林，职工有40余名。制造所驻地距日伪军据点仅几华里，敌人在炮楼上就能望见村里化铁炉冒出的烟火。为了防止敌人白天出来“扫荡”，制造所一般都在下午或傍晚生火，夜间开始化铁生产手榴弹。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不得不中断手榴弹的生产。1944年，由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武委会主任沈铁民牵头，在群众基础好，党员人数多的抗战堡垒村河北武邑县花园村成立兵工厂，主要生产“独撅枪”，威力大而精准度稍差，主要供敌后武工队、民兵等二线部队使用。兵工厂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多为附近村子党员。敌情紧急时转移到地道中隐蔽。
　　4.调整扩大加紧生产时期（1944年1月—1945年8月）
　　1944年初，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日军节节失利，晋冀鲁豫根据地迅速扩大。为适应这个变化，从有利于发展生產出发，军事工业的组织形式由部、所、厂三级管理改为部、厂两级管理。取消了所的编制，军工部直接领导工厂。同时，对工厂本着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了调整。4所1、2两个分厂合并为兵工3厂，位于武安县垴沟村，后迁至邢台洺水村，生产枪支和五〇小炮。
　　整顿恢复生产以后，军工部总工会在原来开展“甄荣典运动”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号召全体职工，以军工生产为战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人人作贡献。1945年春，生产竞赛运动进入高潮，厂与厂、班组与班组、个人与个人之间，开展不同形式的竞赛。竞赛的中心内容是多造武器，支援前线。到1945年上半年，军工产品的品种发展到17种。产量大幅度上升，平均月产火炮60多门，炮弹近9000发，无烟火药1000多公斤，枪弹6万多发。生产量达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8年抗战中，总部军事工业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又到分散，再从分散到新的集中几个发展阶段，形成了能制造枪、炮、弹药的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总部军工部所属各厂所归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转为民用生产。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各厂立即恢复军工生产，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