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西南角那处幽静而普通的教师住宅区里，一个竹篱笆围成的小院便是张光斗老人的寓所。院中有他已故夫人钱玫荫亲手栽种的两排整齐的玉簪花，使小院绿意盎然。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周总理的照片以及三峡工程、密云水库、葛洲坝水库的照片，显示出老人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因手抖得厉害写字很吃力，张光斗老人在85岁时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
　　当笔者得知56万字的自传书稿《我的人生之路》，是张老借助放大镜，在计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时候，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一
　　笃志报国
　　张光斗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1924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后经交通大学预科升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习结构工程。1934年秋天张光斗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
　　到美国后，他先后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七七事变”给了张光斗极大的震动，他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逃离沉船”，赴美工作。然而他回答：“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自己多年参与查勘、积累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可他就是不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了出去，20大箱真资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将这些资料全部捐赠出来，成为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二
　　献身水利
　　在新中国规模空前的水利水电建设中，张光斗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造诣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就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的贫乏，他钻研、摸索了一套教学大钢，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
　　60年代，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资料，结合实践经验，编写了《水工建筑物》一书，然而未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辛辛苦苦写就的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混乱中散失。这对他是多大的打击啊！多年之后，年老的他每日伏案，重著此书，相继于1992、1994、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共3部学术巨著。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密云水库告急。为了抢险加固，北京市委急召在外地的张光斗火速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当时张光斗还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他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在蒙受如此不公正待遇的恶劣环境中。他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地仔细审查，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三
　　率先启用数字技术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张光斗是60多年来三峡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直至开工建设这一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任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核心专家组的组长，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他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
　　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担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的施工现場进行检查与咨询。2000年末，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又一次来到三峡工地，他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攀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的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他就用手去摸孔壁。之后张光斗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以确保工程质量。在场的人们望着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老人瘦弱的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四
　　淡泊名利
　　张光斗是个“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他的身影频频出现。
　　现在年愈九旬的张光斗每天早上六时半起床，吃完早饭，就要步行到办公室，进门第一件事情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在办公室里，他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每天还要阅读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文献材料。遇到新出现的问题，他马上就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写信，提出建议。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还会去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有关部门与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但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他说我的住房条件很好，新房还是让给年轻的院士吧。近年来，他在国内国外屡屡获得大奖，并被人们称赞为“当代李冰”。对这些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得少。”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7月0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