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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时期有一个大臣丁谓，当过宰相，爵封晋公。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位丁谓在管理学教材尤其是在系统工程教材中时不时被提到，引用的概率可能仅次于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父子。这一切，都源于丁谓曾经在皇宫失火后主持过重建工程，而这一工程被一些今人看作是古代系统工程的一个范例。
在《宋史》本传中，关于丁谓的“系统工程”只有“大内火，为修葺使”七个字，看不出任何“系统工程”的迹象。后人的引用，来源于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一举三役》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簰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沈括赞扬这是“一举三役”，即取土、运输、垃圾回填用同一个工程完成。但是，据“一举而三役济”就把它赞誉为系统工程却是可疑的，“省费以亿万计”也无法核实。在没有其他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完全相信沈括的记载，我们也只能看到，为了修复宫室取土方便，直接把附近的大街挖开，能够在城市核心区域挖出可作运河的沟堑，对城市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然后通过这条运河输送建筑材料，等宫室完工，再把建筑垃圾填充到沟渠中恢复街道。这种所谓一举三役，本质是为了修缮皇宫而置其他利益相关者于不顾，是牺牲街道交通、城区居民生活以及相关城市功能的古代版“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许有人会认为，不管怎样，丁谓的一举三役，具有一定的整体观念，毕竟能够节约成本，所以看作古代的系统工程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一切为修葺皇宫让路是不是整体观念？节约成本怎样计算？《宋史》本传没有详载沈括所说的一举三役，说明这一工程在丁谓主持过的工程中还不算典型。如果对丁谓其人其事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有可能对这一“系统工程”形成新的认识。
丁谓人很聪明，少年时就出了名，被当时的文坛领袖王禹偁看作是文采不亚于韩愈和柳宗元的天才。中进士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最终当上宰相。丁谓能够得志，一个奥秘就是善于逢迎，“溜须”的故事就出自丁谓。他的发迹，是从精于算账开始的。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为了营造盛世气氛，炮制了一场天书下凡、东封西祀、全国官民热烈庆祝的神话祥瑞运动。这样隆重宏大的庆典，少不了烧钱。事前真宗对财力不放心，询问当时主管三司的财政长官丁谓，得到丁谓的全力支持，他声称财力充裕，这件事才得以拍板。庆典之后，真宗又提出在首都兴建感应上天的玉清昭应宫。有的大臣进谏批评，皇帝又同丁谓商量，丁谓直接对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宋史·丁谓传》）堵住群臣之口后，丁谓出任修玉清昭应宫使兼天书扶持使。为了讨好皇帝，丁谓扩大规模，不计工本，下令工匠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原定二十五年的工期七年完成，共有房屋两千六百一十楹的巍峨建筑拔地而起。此后，丁谓还主持建造过会灵观等建筑，官位也不断升迁，在皇帝面前红极一时。
丁谓所主持的所有宫室建设，按照他自己的算账，都是节约的。然而，正是这种节约和精打细算，把大宋积累的财富耗费到大量形象工程之中，由此也定格了他的奸臣形象。资深朝臣张咏在病危之际，还不忘给真宗进言道：“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宋史·张咏传》）丁谓的其他劣迹和小人行径我们暂且不去说他，仅仅就主持工程而言，也为害不轻。《宋史》把炮制天书的王钦若、营建玉清昭应宫的丁谓、擅长阴谋的夏竦三人合传，称“世皆指为奸邪”，三人之中，丁谓为尤。“真宗时，海内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故如是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丁谓都为害不浅。
问题在于，为何当今的管理学界会看中丁谓？也许，有人会说，不管丁谓是否奸佞，他在工程建设上还是值得称道的。或者认为，他的一举三役从工具理性角度还是有借鉴价值的。这种思路，会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割裂开来，导致人们只知小处算账而不知大处着眼。《宋史》称丁谓“机敏有智谋，憸狡过人”。有学者称他才比韩柳，而行如李林甫。《东轩笔录》称：“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启导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财，不可胜计。”即使单纯从工程建设角度看，他的一举三役也是不值得称道的；否则，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可以作为系统工程的典范。如果丁谓的一举三役，确实在预算和开支上有可取之处，倒也可以进行细节分析。然而，史书中缺乏这种记载，仅仅一句文学描述式的“省费以亿万计”，不足以作为研究依据。管理学中引用丁谓作为古代系统工程的例证，在具体操作层并不能提供借鉴作用，仅仅是表现一下引用者博古通今的形象而已。
反思丁谓修皇宫为何成为管理学中系统工程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何有学者批评工商管理教育培养不出眼光远大的人才，可以使我们看到失去人文情怀的管理学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向，更可以供我们思考学界是如何给面子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涂脂抹粉的。用史学之鉴观察丁谓，或许对管理学界有所启示。
在《宋史》本传中，关于丁谓的“系统工程”只有“大内火，为修葺使”七个字，看不出任何“系统工程”的迹象。后人的引用，来源于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一举三役》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簰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沈括赞扬这是“一举三役”，即取土、运输、垃圾回填用同一个工程完成。但是，据“一举而三役济”就把它赞誉为系统工程却是可疑的，“省费以亿万计”也无法核实。在没有其他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完全相信沈括的记载，我们也只能看到，为了修复宫室取土方便，直接把附近的大街挖开，能够在城市核心区域挖出可作运河的沟堑，对城市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然后通过这条运河输送建筑材料，等宫室完工，再把建筑垃圾填充到沟渠中恢复街道。这种所谓一举三役，本质是为了修缮皇宫而置其他利益相关者于不顾，是牺牲街道交通、城区居民生活以及相关城市功能的古代版“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许有人会认为，不管怎样，丁谓的一举三役，具有一定的整体观念，毕竟能够节约成本，所以看作古代的系统工程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一切为修葺皇宫让路是不是整体观念？节约成本怎样计算？《宋史》本传没有详载沈括所说的一举三役，说明这一工程在丁谓主持过的工程中还不算典型。如果对丁谓其人其事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有可能对这一“系统工程”形成新的认识。
丁谓人很聪明，少年时就出了名，被当时的文坛领袖王禹偁看作是文采不亚于韩愈和柳宗元的天才。中进士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最终当上宰相。丁谓能够得志，一个奥秘就是善于逢迎，“溜须”的故事就出自丁谓。他的发迹，是从精于算账开始的。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为了营造盛世气氛，炮制了一场天书下凡、东封西祀、全国官民热烈庆祝的神话祥瑞运动。这样隆重宏大的庆典，少不了烧钱。事前真宗对财力不放心，询问当时主管三司的财政长官丁谓，得到丁谓的全力支持，他声称财力充裕，这件事才得以拍板。庆典之后，真宗又提出在首都兴建感应上天的玉清昭应宫。有的大臣进谏批评，皇帝又同丁谓商量，丁谓直接对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宋史·丁谓传》）堵住群臣之口后，丁谓出任修玉清昭应宫使兼天书扶持使。为了讨好皇帝，丁谓扩大规模，不计工本，下令工匠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原定二十五年的工期七年完成，共有房屋两千六百一十楹的巍峨建筑拔地而起。此后，丁谓还主持建造过会灵观等建筑，官位也不断升迁，在皇帝面前红极一时。
丁谓所主持的所有宫室建设，按照他自己的算账，都是节约的。然而，正是这种节约和精打细算，把大宋积累的财富耗费到大量形象工程之中，由此也定格了他的奸臣形象。资深朝臣张咏在病危之际，还不忘给真宗进言道：“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宋史·张咏传》）丁谓的其他劣迹和小人行径我们暂且不去说他，仅仅就主持工程而言，也为害不轻。《宋史》把炮制天书的王钦若、营建玉清昭应宫的丁谓、擅长阴谋的夏竦三人合传，称“世皆指为奸邪”，三人之中，丁谓为尤。“真宗时，海内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故如是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丁谓都为害不浅。
问题在于，为何当今的管理学界会看中丁谓？也许，有人会说，不管丁谓是否奸佞，他在工程建设上还是值得称道的。或者认为，他的一举三役从工具理性角度还是有借鉴价值的。这种思路，会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割裂开来，导致人们只知小处算账而不知大处着眼。《宋史》称丁谓“机敏有智谋，憸狡过人”。有学者称他才比韩柳，而行如李林甫。《东轩笔录》称：“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启导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财，不可胜计。”即使单纯从工程建设角度看，他的一举三役也是不值得称道的；否则，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可以作为系统工程的典范。如果丁谓的一举三役，确实在预算和开支上有可取之处，倒也可以进行细节分析。然而，史书中缺乏这种记载，仅仅一句文学描述式的“省费以亿万计”，不足以作为研究依据。管理学中引用丁谓作为古代系统工程的例证，在具体操作层并不能提供借鉴作用，仅仅是表现一下引用者博古通今的形象而已。
反思丁谓修皇宫为何成为管理学中系统工程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何有学者批评工商管理教育培养不出眼光远大的人才，可以使我们看到失去人文情怀的管理学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向，更可以供我们思考学界是如何给面子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涂脂抹粉的。用史学之鉴观察丁谓，或许对管理学界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