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
　　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
　　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预言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點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
　　“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于是，美国军队继续挺进“三八线”。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
　　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四伏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势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摘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