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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和闻一多，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诗人、学者，似乎不搭边。然而在抗战时期，两人同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抗战前，年轻的华罗庚因数学家、名教授熊庆来的推荐，得以在清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由此认识了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他读过闻一多把黑暗的中国比作“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的诗，读过诗人“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静夜》）的名句，这些诗句都曾在华罗庚的心头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华罗庚是那样敬佩闻一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过那时我只是无数仰慕先生风采的青年中的一个”。但要谈及二人的“亲密接触”，还要说是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大、清华和南开内迁，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4日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两人随学校的搬迁来到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闻一多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则全家搬到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屋遭空袭被毁，无家可归。闻一多听说后，主动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就同挤一室了。闻一多家的住房并不宽敞，两家当中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就这样开始了两家人都终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在此简陋的环境中，闻一多埋头搞“槃瓠”（泛指他当时从事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槃瓠”本身属于古代神话中关于人类产生的传说），华罗庚则潜心钻研数学。他俩不顾条件的简陋、生活的动荡，一心扑在学问上，最终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成了《伏羲考》，华罗庚也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纪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这首小诗明白如话，幽默风趣，是两家共患难的真实写照，真挚的情谊、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诗中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所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闻一多虽然是名教授，但他同所有国难当头的普通人一样生活窘迫，拿的薪水让一家八口人糊口都不够。于是他先在中学里兼课，后来又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在昆明街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但他不金钱至上，不趋附权贵，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对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僚送来象牙请他治印，他都一一回绝；而对朋友却是无限情深，无比热情真诚。他曾主动为华罗庚刻了一枚印章，在正文“华罗庚印”四个字外，还在边款上用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言简意深的“说明”：
甲申（1944年）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40字，五句同韵，俗雅结合，亲切自然，以谐写庄。这其中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夹叙夹议，表达了诗人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这则铭文记载了这一段印章缘，意味深长，使数学家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华罗庚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
经过血与火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人民所盼望的和平并未如期到来。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疯狂策划反人民的大内战。走出书斋的闻一多也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不断成长，从一个单纯的诗人、学者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民主斗士。正如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当时华罗庚应邀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他关切地对闻一多说：“一多兄，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小心才是！”“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后来华罗庚从苏联回国作了一场访苏报告，受到闻一多的称赞：“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华罗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交谈竟成了他和闻一多的诀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当场怒斥捣乱的国民党特务，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即兴演讲（即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当天下午就惨遭暗杀，年仅47岁。
当时，华罗庚离开昆明不久，正在由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当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后，他悲痛欲绝，挥泪写下了《哭一多》：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诗中“红烛”（闻一多的诗集名），一语双关，既是对闻一多作为诗人的高度评价，更有对烈士精神的深情讴歌。这首爱憎分明的小诗，先以景衬情表哀悼之意，后直抒胸臆叙控诉之情。相信大家读后都会为他们彼此之间至深的情谊所感动。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光辉形象，一直铭刻在华罗庚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来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文章最后又赋诗两首（《报先烈》），表达了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闻君慷慨拍案起，
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
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
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
哪管江海与荒丘。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交往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友谊是数与诗的交融，是情与义的结合。他们为年轻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永远的精神财富。
（责编 周志清）
抗战前，年轻的华罗庚因数学家、名教授熊庆来的推荐，得以在清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由此认识了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他读过闻一多把黑暗的中国比作“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的诗，读过诗人“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静夜》）的名句，这些诗句都曾在华罗庚的心头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华罗庚是那样敬佩闻一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过那时我只是无数仰慕先生风采的青年中的一个”。但要谈及二人的“亲密接触”，还要说是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大、清华和南开内迁，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4日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两人随学校的搬迁来到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闻一多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则全家搬到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屋遭空袭被毁，无家可归。闻一多听说后，主动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就同挤一室了。闻一多家的住房并不宽敞，两家当中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就这样开始了两家人都终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在此简陋的环境中，闻一多埋头搞“槃瓠”（泛指他当时从事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槃瓠”本身属于古代神话中关于人类产生的传说），华罗庚则潜心钻研数学。他俩不顾条件的简陋、生活的动荡，一心扑在学问上，最终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成了《伏羲考》，华罗庚也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纪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这首小诗明白如话，幽默风趣，是两家共患难的真实写照，真挚的情谊、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诗中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所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闻一多虽然是名教授，但他同所有国难当头的普通人一样生活窘迫，拿的薪水让一家八口人糊口都不够。于是他先在中学里兼课，后来又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在昆明街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但他不金钱至上，不趋附权贵，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对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僚送来象牙请他治印，他都一一回绝；而对朋友却是无限情深，无比热情真诚。他曾主动为华罗庚刻了一枚印章，在正文“华罗庚印”四个字外，还在边款上用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言简意深的“说明”：
甲申（1944年）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40字，五句同韵，俗雅结合，亲切自然，以谐写庄。这其中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夹叙夹议，表达了诗人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这则铭文记载了这一段印章缘，意味深长，使数学家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华罗庚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
经过血与火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人民所盼望的和平并未如期到来。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疯狂策划反人民的大内战。走出书斋的闻一多也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不断成长，从一个单纯的诗人、学者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民主斗士。正如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当时华罗庚应邀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他关切地对闻一多说：“一多兄，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小心才是！”“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后来华罗庚从苏联回国作了一场访苏报告，受到闻一多的称赞：“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华罗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交谈竟成了他和闻一多的诀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当场怒斥捣乱的国民党特务，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即兴演讲（即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当天下午就惨遭暗杀，年仅47岁。
当时，华罗庚离开昆明不久，正在由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当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后，他悲痛欲绝，挥泪写下了《哭一多》：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诗中“红烛”（闻一多的诗集名），一语双关，既是对闻一多作为诗人的高度评价，更有对烈士精神的深情讴歌。这首爱憎分明的小诗，先以景衬情表哀悼之意，后直抒胸臆叙控诉之情。相信大家读后都会为他们彼此之间至深的情谊所感动。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光辉形象，一直铭刻在华罗庚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来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文章最后又赋诗两首（《报先烈》），表达了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闻君慷慨拍案起，
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
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
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
哪管江海与荒丘。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交往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友谊是数与诗的交融，是情与义的结合。他们为年轻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永远的精神财富。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