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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树
邻居的阳台上有一棵树，恰好在我书房窗外的视野里，因此我便天天看着这棵树生活。发呆与冥想，愤怒与平静，这棵树都陪着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能看到这棵树，取决于这座楼房的格局。我住的是小户型，邻居是大户型，因而他们房子的阳台也像是舰船的尖头一般，向前迎去，迎住了暗潮汹涌的空无。那阳台在我的窗外的左侧，并不挡住我的光，但我的正前方摆放着电脑，我以正面姿势看到的是液晶屏幕，一个电子世界的入口。我们已经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那个屏幕里，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关机或停电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只是一面黑色的、几乎没有反光的镜子。我们自以为抵达了另一个世界，但我们的目光只是触碰在这样的冷冰冰的表面上，我们的眼睛不会撒谎，因此，我们的眼睛会感到异常的疲惫。疲惫的时候，我只能不看屏幕，在墙壁和屏幕之间的空隙，我望出去，望到的就是那棵树。
那棵树像是一面破碎的旗帜，每一片叶子在风中瑟瑟发抖，仿佛在不断坚持，有时，无风的时候，它的叶片纹丝不动，仿佛已经死去。
无论如何，那是一棵空中的树，我看不见它的树根，只看见它在阳台的护栏上探出来的部分，在那部分的后边，什么也没有，只有无穷尽的白光。看着它，总让我有种如临深渊的感觉。看得久了，我时常觉得我变成了它，正如我学会了法术，可以变成一棵空中的树，然后望着远方的薄雾。我很想把自己的枝叶伸展到薄雾的上边，每一片叶子都是我的眼睛，因而我可以看清薄雾上方的空无。
邻居家养狗，是一只淡黄色的拉布拉多犬，看上去已经很老了，不只是因为体型庞大，更因为它很少乱叫，只是站在树下，安静地望着阳台外的空无。它学会了植物的方式。据说，狗看到的世界，没有颜色，是黑白的，像是那种很古老的黑白电视机。我小的时候，只有那样的电视机，但那时的新奇感不亚于现在使用触屏手机。现在，看完一部黑白的艺术电影，都感到够呛，那种黑白竟然那么不自然，让人疲惫，耗费了大量的想象力去补充画面。但狗的世界，永远都是黑白色的。世界一定就是彩色的吗？看来也未必就是真理。那么，狗看到的空无和人类看到的空无，是否一样呢？狗能感觉到树的空无吗？
不管狗有多大的智慧，狗的出现，的确让这棵空中的树变得不再那么寂寞。这是真的。因为我时常变成那棵树，所以我能感到树的内心，树因为狗的存在而稍感放松。
除了狗，还有它的同类：小区里长着许多高大葱郁的树，但这棵空中的树凌驾在自己的同类之上，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吗？它俯视自己的同类，会感到孤独吗？我变成那棵树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因为那并不是一棵树应该待的位置，于是便要付出更多，才能与世界达成平衡。
这棵树对我而言，愈加重要。它像是一名虽败犹荣的战士，守在空无的前线。假如没有这棵树，我的视线只能完全与空无相接，那与现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树的枝干、细碎的树叶，把空无切割成不同的形状，我想那就是美。所谓美，便是对空无的巧妙遮蔽。但美的极致，又是一定要通向空无的深渊的。美，是空无的一种卓越的形式。
我们都有凝滞的时刻。凝滞的时刻有空中的树来陪伴，是一种幸运。我经常相信，我的凝滞，只有这棵空中的树才能明白。因为，我难道不是一个生活在空中的人吗？我的双脚踩的是楼板，楼板的下面住的是别的什么人，我的双脚踩的并不是真正的大地，只是一大块悬空的楼板。我的双脚和树的根须一样，被围困了。围困树的是一个巨大的花盆，围困双脚的，是看不见说不清的事物。因而，这种围困就像我望向树的目光，我的目光里隐含着探询与疑惑吗？
这是一棵空中的树，一棵和我在空无中共生的树。
丢失的身份
恐怕没有几个人意识到，与身份证匹配次数最多的一个词语竟然是“丢失”。每次在使用身份证过后，总有好心人提醒你：拿好你的身份证啊，小心别丢了。而丢失身份证的故事更是时常萦绕耳边。某某朋友把身份证丢啦，你打电话过去安慰，朋友的愤激诉说让你觉得他已经掉进了悲惨世界。你的安慰反而在激发着他的愤激，他说：我宁愿再多丢几百块钱也不愿意丢掉身份证！这么一场对话在你的心里就会种下恐怖的种子：
丢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丢掉身份证！
我有段时间就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卡放在一起，我为了生活的方便，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身份证了，没有身份证，你将无法向别人说明你是谁。你所说的话没有身份证的确认只是小丑的谎言。你说得越多，辩解得越急切，身份证的意义就越突出，这个时候，身份证简直如同救世主一般了。我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就是想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有力的突围。但是热情的朋友是不会答应我这么做的，“因为这样太容易丢失了！你怎么能把身份证和公车卡、打折卡什么的放在一起呢？”我有些支吾了，我说：“都是一样大小的卡片，放在一起好保管。”这样的回答只会让朋友更加生气，“这怎么能一样呢？！”
都是一样的卡片，却也是等级化的管制呢。不得已，我只好把身份证放在抽屉里，还上了锁，以防某只突然出现的老鼠叼走了它。
不过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身份证是安全了，可我的心却悬了起来，我预感到那种难以辩解的困境迟早就会与我遭遇。果然有一次，我和几位朋友正好路过一家博物馆，便想进去看看，但是人家问我们要身份证，他们说：“现在博物馆虽然免费了，但是卻一定需要参观者出示身份证。”我和另一个没带身份证的朋友便被阻隔在了外边，这时我懊悔了起来，一个封存起来的身份证和丢失了的身份证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我没有放弃对面前困境的反抗，我开始和博物馆门口的工作人员聊天，希望用花言巧语来软化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态度有所软化，但是身体的姿势却依然牢固，我突然想起钱包里其他的卡片，便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对方拿着我的名片端详了好久，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复杂，难以揣测，笑完后他竟然放我们进去了，不过他要求我们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为不是很贵，我们便也妥协了，顺利地克服了身份证缺席的困境。 我不知道小男孩此刻对于时间的感受，但我猜测他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至少是处在时间的边缘上。他穿着红色的拖鞋，上面沾满了灰尘，我却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脏”，或许世上就没有脏的事物，“脏”只在人的心里。可是成年人的世界却是由一堆判断和定义构建的，这些外在于我们的透明却真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什么？社会？那么时间又是什么？除了物理学上的定义，我觉得它几乎就是人的存在本身！除了社会建构出的时间概念，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对时间作出准确的说明，甚至是进一步的感知。因为个体的有限在永恒的无限面前所说出的任何话语，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沉默的加深。即使我们不谈永恒，仅仅谈论身边的事物，比如四周的树木，它们存在的历史都远大过人类。我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一篇小短文《巨人树》，他在面对这些从远古洪荒年代幸存下来的大树时被深深震撼，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在踏进森林里去时，巨人树是否提醒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还是乳臭未干，十分稚嫩的，这才使我们不安了呢？毫无疑问，在我们死后，这个活着的世界还要庄严地活下去，在这样的必然性面前，谁还能作出什么有力的抵抗呢？”有人說美国作家缺乏历史意识，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历史意识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我所认同的历史意识就是斯坦贝克这样的：直接穿透了人类为自己建构的历史，而触及了高于人类存在的整个宇宙。“宇宙”在人类的文化论述中并非总是一个大而不当的“虚妄之词”，它和我们的文化关系比我们设想的要密切得多。最起码，它提供了一个大于人类历史的尺度，当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源头穿越而出的时候，或许才是从另外的角度真正深入地进入了历史。
一个下午都在聆听自己的自言自语，周围显得很不真实，像是虚拟的空间，像是我转身离去就再也无法寻觅的神秘之地。我多么珍惜此刻的一切，我多么庆幸小男孩让我体验到了此刻的丰富与无限。在时间的裂缝中我暂时超越了我自己，尽管我知道无论怎样的超越总会“小于一”，但毕竟大于其他任何个别的事物。这些奇怪的想法小男孩不会知道的，但我感谢他作为一个单纯而抽象的理想之人的象征，唤醒了我对生活、世界、他人和童年的无限热爱。
探测周围的岸
在南方的夏季写作，有着强烈的抵抗意味。此刻的阳光如同帝国最强盛的耀眼时分，喧嚣的万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耐心与耐力。作家余华谈及他早年在夏季的写作，那是在封闭的房间内正襟危坐，铺开稿纸，挥汗如雨，怕汗水打湿稿纸，就用毛巾把右手和笔都缠绕起来。这样的情景现在想来还真有些激动人心的感觉，写作看起来变成了一种苦修，但却是逃避炎热的最好方式。要是在八月描述寒冬大雪的场景，会不会因为过于投入而浑身打起冷战来？就像是福楼拜写完《爱玛》后服毒自尽，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极度恶心的中毒症状。的确，写作召唤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并非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谈论写作本身往往是危险的，因为写作不是一种现实的职业，而更多的是一种秘密的职业，一种精神上难以拭去的胎记。甚至，某些特殊的写作癖好就像是隐私一样令人羞于启齿。想起巴尔扎克那无与伦比的大肚子，每次写作他都要向那个皮肉构成的大袋子里倾泻无数杯劣质咖啡，让写作成为一种略显古怪的有些神经质的强迫性运动。而大诗人里尔克在晚年却经常要依靠通灵术与“幽灵”交谈而写作，将写作这个行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我在这里愿意谈及的不是这样的写作，我要谈论的是一种对写作的刻骨“仇恨”。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惶然录》中写到的有关写作的文字，是让我最感到揪心的文字：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种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
请原谅我这样的断章取义，似乎佩索阿成了中国语境中那种郁郁不得志的传统文人，但实际上佩索阿只是个小职员（甘心如此，正如卡夫卡）， 他从不怀“匡扶社稷、悬壶济世”之心，他只是觉得他写得不够好，却仍然在写，只是因为写作让他的存在变得没那么堕落，但这样反而成了对写作的一种玷污（一种伟大的写作难道仅仅是让自己显得没那么堕落吗？）如果你过分珍爱一件事物，那么你将无法容忍它身上任何一点儿的杂质；同样，如果你过分珍爱一件事物，你必将失落，必将幻灭，因为这世间本没有完美的事物。
佩索阿这样结束道：“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过，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到了沙滩上的浅池，浅池里的水被沙吸干，再也不会回到大海。”
引文的第一句话，很显然是佩索阿对自己的一种清醒的安慰，也是众人普遍的生活感受：一种不可逆转的失落过程。但更打动我的是后面的话，尽管字里行间全部由隐喻构成，不好理解，但却充满了对写作的最为本质的也是最为绝望的认知：那就是坦然面对了作者的必然死亡，而作品虽然也只是一种虚空，却毕竟在世界上留下了微弱的印迹，就像是被细沙过滤后的海水一样。这种看法在诗人奥登悼念伟大的叶芝的时候，表达得更为清晰：
因为诗不能让任何事发生：它活着
在它自身构筑的峡谷中，官僚们
从未想去干涉，它漂荡在南方
从孤立的农场和繁忙的悲痛，
到我们信任和死守的粗野小镇；它活着，
是事件发生的一条道路，一个出口。
是的，无论如何，诗歌必将活着，写作也必将活着，或说写作在试图创造一种长存于世的“活着”。只有这样的想法才能激励我的写作，给我生活与生命的勇气。在接近比自己更为永恒的事物时，人才能在不断地失落中去保持住自身的平衡。就目前而言，我尚年轻，写作这样的致力于语言与世界的活动，让我的内心充盈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幸福感。但是我却早已做好了准备：在数十年后，曾经困扰佩索阿的也必将困扰我。
卡内蒂（Elias Canetti，——我不得不再次引用，因为这里谈论的是写作，众多的大师都比我更有资格）说：“在这里，而非别处，你被允许写作。”一句惊心动魄的简单话语。与其说限定了一个作家的存在，不如说限定了一个人的存在。什么是这里，而什么又是别处？又是谁在允许？我感到深渊正在我的身后竖起，而我所需要做的正是用写作去探测自己周围的虚空。当我的根须生长得足够长，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够碰触到可靠稳固而又适宜生长的岸。 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
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我是在家的楼顶上想到这些的。广州的夏天由于过于漫长让人产生了一种时间凝滞的错觉。太阳西沉，黑夜涌现的时分，假如有风，站在楼顶上会感到世界还活着，还在呼吸。这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世界，像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星云，孕育着一些不知名的恒星和行星。我站在如外星般杂乱的楼顶，可以看到广州的标志——“小蛮腰”观光塔，它的特点就是吸引你不断凝视它，却一无所获。当黑夜越深，“小蛮腰”的光就越亮，反复提醒我处于黑暗之中，像是那些被黑暗所庇护的事物一样。可我，总是惧怕着那样的事物。
也許是因为我改变了一些事物，所以我才发觉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改变一件事物，就是要进入事物的核心，在那样的过程中自己也不得不被或多或少地改变。这种自身的改变，加剧了精神深处的无力感。我时常被无力感所困扰，就像我站在楼顶上眺望不远处的马路，街灯亮起，呼应着四面八方明晃晃的车灯，仿佛生活才刚刚开始，其实这不过是一场幻觉。我已经无法区分这是出自自己心底的幻觉，还是出自生活的客观的幻觉——假如真有这种分野存在的话。
如果在夜色更加浓密的时分，比如午夜，站在楼顶上，还会有一番更加细腻的感受。也许，我什么都不曾改变过，因此才变得越来越无力，就像缺乏锻炼的肌肉。在缓慢蠕动的生活之流里，我们变幻着自己的位置，也许位置不同，本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人的存在是如此玄奥、如此多变，以至于是如此悲伤。这样的悲伤，让我想到自己是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事物，而且只能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我也不是他们，他们更不是我。这种想法不知道更能安慰人，还是更能伤害人？
楼下的小餐馆，过了午夜愈发热闹起来，人们大声吵嚷着，有时还会摔碎酒瓶，令人联想起一场场不堪入目的街头斗殴事件。我对此非常好奇：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白天生活，那种被残酷压榨、为了生存奔波忙碌的生活，并不能压垮人类，即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依然在内心隐藏着力量，而后在酒精的诱惑下那种力量倾泻而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斯巴达的猛士，会不会令他自己都暗自吃惊？也许这种吃惊只是一瞬闪过，他就被这种自己发出的力量所裹挟，抵达了一个自己的理性从未想过的地方。的确，谁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呢？我在生活最乏味的时候不也怀念那样的时刻吗？尽管那样的时刻痛苦远远多于快乐。
我眺望着楼下的一切，我深感无力。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也许是因为我经历的事物越来越多，而我的有限性正在凸显出来。我在许多个夜晚眺望着楼下的一切，不管是“小蛮腰”还是小餐馆，我都能体验到与它们深深关切的感受。我当然去过“小蛮腰”，也去过那些小餐馆，因此我有时可以用记忆去体验，但更多的时候，用想象便已足够。我体验着那种与它们、与很多事物共存于世的感受，然而，它们毕竟外在于我，远离于我，是如此冷漠，我不得不再一次被无力感所深深折磨。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的深义吗？
作者简介：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 《十月》 《作家》 《花城》《读书》等刊发表大量作品，并收入各种选刊、选本。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入选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出版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北京一夜》《生活课》等。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
责任编辑 韦 露
邻居的阳台上有一棵树，恰好在我书房窗外的视野里，因此我便天天看着这棵树生活。发呆与冥想，愤怒与平静，这棵树都陪着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能看到这棵树，取决于这座楼房的格局。我住的是小户型，邻居是大户型，因而他们房子的阳台也像是舰船的尖头一般，向前迎去，迎住了暗潮汹涌的空无。那阳台在我的窗外的左侧，并不挡住我的光，但我的正前方摆放着电脑，我以正面姿势看到的是液晶屏幕，一个电子世界的入口。我们已经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那个屏幕里，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关机或停电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只是一面黑色的、几乎没有反光的镜子。我们自以为抵达了另一个世界，但我们的目光只是触碰在这样的冷冰冰的表面上，我们的眼睛不会撒谎，因此，我们的眼睛会感到异常的疲惫。疲惫的时候，我只能不看屏幕，在墙壁和屏幕之间的空隙，我望出去，望到的就是那棵树。
那棵树像是一面破碎的旗帜，每一片叶子在风中瑟瑟发抖，仿佛在不断坚持，有时，无风的时候，它的叶片纹丝不动，仿佛已经死去。
无论如何，那是一棵空中的树，我看不见它的树根，只看见它在阳台的护栏上探出来的部分，在那部分的后边，什么也没有，只有无穷尽的白光。看着它，总让我有种如临深渊的感觉。看得久了，我时常觉得我变成了它，正如我学会了法术，可以变成一棵空中的树，然后望着远方的薄雾。我很想把自己的枝叶伸展到薄雾的上边，每一片叶子都是我的眼睛，因而我可以看清薄雾上方的空无。
邻居家养狗，是一只淡黄色的拉布拉多犬，看上去已经很老了，不只是因为体型庞大，更因为它很少乱叫，只是站在树下，安静地望着阳台外的空无。它学会了植物的方式。据说，狗看到的世界，没有颜色，是黑白的，像是那种很古老的黑白电视机。我小的时候，只有那样的电视机，但那时的新奇感不亚于现在使用触屏手机。现在，看完一部黑白的艺术电影，都感到够呛，那种黑白竟然那么不自然，让人疲惫，耗费了大量的想象力去补充画面。但狗的世界，永远都是黑白色的。世界一定就是彩色的吗？看来也未必就是真理。那么，狗看到的空无和人类看到的空无，是否一样呢？狗能感觉到树的空无吗？
不管狗有多大的智慧，狗的出现，的确让这棵空中的树变得不再那么寂寞。这是真的。因为我时常变成那棵树，所以我能感到树的内心，树因为狗的存在而稍感放松。
除了狗，还有它的同类：小区里长着许多高大葱郁的树，但这棵空中的树凌驾在自己的同类之上，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吗？它俯视自己的同类，会感到孤独吗？我变成那棵树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因为那并不是一棵树应该待的位置，于是便要付出更多，才能与世界达成平衡。
这棵树对我而言，愈加重要。它像是一名虽败犹荣的战士，守在空无的前线。假如没有这棵树，我的视线只能完全与空无相接，那与现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树的枝干、细碎的树叶，把空无切割成不同的形状，我想那就是美。所谓美，便是对空无的巧妙遮蔽。但美的极致，又是一定要通向空无的深渊的。美，是空无的一种卓越的形式。
我们都有凝滞的时刻。凝滞的时刻有空中的树来陪伴，是一种幸运。我经常相信，我的凝滞，只有这棵空中的树才能明白。因为，我难道不是一个生活在空中的人吗？我的双脚踩的是楼板，楼板的下面住的是别的什么人，我的双脚踩的并不是真正的大地，只是一大块悬空的楼板。我的双脚和树的根须一样，被围困了。围困树的是一个巨大的花盆，围困双脚的，是看不见说不清的事物。因而，这种围困就像我望向树的目光，我的目光里隐含着探询与疑惑吗？
这是一棵空中的树，一棵和我在空无中共生的树。
丢失的身份
恐怕没有几个人意识到，与身份证匹配次数最多的一个词语竟然是“丢失”。每次在使用身份证过后，总有好心人提醒你：拿好你的身份证啊，小心别丢了。而丢失身份证的故事更是时常萦绕耳边。某某朋友把身份证丢啦，你打电话过去安慰，朋友的愤激诉说让你觉得他已经掉进了悲惨世界。你的安慰反而在激发着他的愤激，他说：我宁愿再多丢几百块钱也不愿意丢掉身份证！这么一场对话在你的心里就会种下恐怖的种子：
丢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丢掉身份证！
我有段时间就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卡放在一起，我为了生活的方便，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身份证了，没有身份证，你将无法向别人说明你是谁。你所说的话没有身份证的确认只是小丑的谎言。你说得越多，辩解得越急切，身份证的意义就越突出，这个时候，身份证简直如同救世主一般了。我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就是想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有力的突围。但是热情的朋友是不会答应我这么做的，“因为这样太容易丢失了！你怎么能把身份证和公车卡、打折卡什么的放在一起呢？”我有些支吾了，我说：“都是一样大小的卡片，放在一起好保管。”这样的回答只会让朋友更加生气，“这怎么能一样呢？！”
都是一样的卡片，却也是等级化的管制呢。不得已，我只好把身份证放在抽屉里，还上了锁，以防某只突然出现的老鼠叼走了它。
不过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身份证是安全了，可我的心却悬了起来，我预感到那种难以辩解的困境迟早就会与我遭遇。果然有一次，我和几位朋友正好路过一家博物馆，便想进去看看，但是人家问我们要身份证，他们说：“现在博物馆虽然免费了，但是卻一定需要参观者出示身份证。”我和另一个没带身份证的朋友便被阻隔在了外边，这时我懊悔了起来，一个封存起来的身份证和丢失了的身份证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我没有放弃对面前困境的反抗，我开始和博物馆门口的工作人员聊天，希望用花言巧语来软化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态度有所软化，但是身体的姿势却依然牢固，我突然想起钱包里其他的卡片，便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对方拿着我的名片端详了好久，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复杂，难以揣测，笑完后他竟然放我们进去了，不过他要求我们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为不是很贵，我们便也妥协了，顺利地克服了身份证缺席的困境。 我不知道小男孩此刻对于时间的感受，但我猜测他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至少是处在时间的边缘上。他穿着红色的拖鞋，上面沾满了灰尘，我却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脏”，或许世上就没有脏的事物，“脏”只在人的心里。可是成年人的世界却是由一堆判断和定义构建的，这些外在于我们的透明却真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什么？社会？那么时间又是什么？除了物理学上的定义，我觉得它几乎就是人的存在本身！除了社会建构出的时间概念，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对时间作出准确的说明，甚至是进一步的感知。因为个体的有限在永恒的无限面前所说出的任何话语，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沉默的加深。即使我们不谈永恒，仅仅谈论身边的事物，比如四周的树木，它们存在的历史都远大过人类。我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一篇小短文《巨人树》，他在面对这些从远古洪荒年代幸存下来的大树时被深深震撼，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在踏进森林里去时，巨人树是否提醒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还是乳臭未干，十分稚嫩的，这才使我们不安了呢？毫无疑问，在我们死后，这个活着的世界还要庄严地活下去，在这样的必然性面前，谁还能作出什么有力的抵抗呢？”有人說美国作家缺乏历史意识，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历史意识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我所认同的历史意识就是斯坦贝克这样的：直接穿透了人类为自己建构的历史，而触及了高于人类存在的整个宇宙。“宇宙”在人类的文化论述中并非总是一个大而不当的“虚妄之词”，它和我们的文化关系比我们设想的要密切得多。最起码，它提供了一个大于人类历史的尺度，当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源头穿越而出的时候，或许才是从另外的角度真正深入地进入了历史。
一个下午都在聆听自己的自言自语，周围显得很不真实，像是虚拟的空间，像是我转身离去就再也无法寻觅的神秘之地。我多么珍惜此刻的一切，我多么庆幸小男孩让我体验到了此刻的丰富与无限。在时间的裂缝中我暂时超越了我自己，尽管我知道无论怎样的超越总会“小于一”，但毕竟大于其他任何个别的事物。这些奇怪的想法小男孩不会知道的，但我感谢他作为一个单纯而抽象的理想之人的象征，唤醒了我对生活、世界、他人和童年的无限热爱。
探测周围的岸
在南方的夏季写作，有着强烈的抵抗意味。此刻的阳光如同帝国最强盛的耀眼时分，喧嚣的万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耐心与耐力。作家余华谈及他早年在夏季的写作，那是在封闭的房间内正襟危坐，铺开稿纸，挥汗如雨，怕汗水打湿稿纸，就用毛巾把右手和笔都缠绕起来。这样的情景现在想来还真有些激动人心的感觉，写作看起来变成了一种苦修，但却是逃避炎热的最好方式。要是在八月描述寒冬大雪的场景，会不会因为过于投入而浑身打起冷战来？就像是福楼拜写完《爱玛》后服毒自尽，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极度恶心的中毒症状。的确，写作召唤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并非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谈论写作本身往往是危险的，因为写作不是一种现实的职业，而更多的是一种秘密的职业，一种精神上难以拭去的胎记。甚至，某些特殊的写作癖好就像是隐私一样令人羞于启齿。想起巴尔扎克那无与伦比的大肚子，每次写作他都要向那个皮肉构成的大袋子里倾泻无数杯劣质咖啡，让写作成为一种略显古怪的有些神经质的强迫性运动。而大诗人里尔克在晚年却经常要依靠通灵术与“幽灵”交谈而写作，将写作这个行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我在这里愿意谈及的不是这样的写作，我要谈论的是一种对写作的刻骨“仇恨”。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惶然录》中写到的有关写作的文字，是让我最感到揪心的文字：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种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
请原谅我这样的断章取义，似乎佩索阿成了中国语境中那种郁郁不得志的传统文人，但实际上佩索阿只是个小职员（甘心如此，正如卡夫卡）， 他从不怀“匡扶社稷、悬壶济世”之心，他只是觉得他写得不够好，却仍然在写，只是因为写作让他的存在变得没那么堕落，但这样反而成了对写作的一种玷污（一种伟大的写作难道仅仅是让自己显得没那么堕落吗？）如果你过分珍爱一件事物，那么你将无法容忍它身上任何一点儿的杂质；同样，如果你过分珍爱一件事物，你必将失落，必将幻灭，因为这世间本没有完美的事物。
佩索阿这样结束道：“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过，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到了沙滩上的浅池，浅池里的水被沙吸干，再也不会回到大海。”
引文的第一句话，很显然是佩索阿对自己的一种清醒的安慰，也是众人普遍的生活感受：一种不可逆转的失落过程。但更打动我的是后面的话，尽管字里行间全部由隐喻构成，不好理解，但却充满了对写作的最为本质的也是最为绝望的认知：那就是坦然面对了作者的必然死亡，而作品虽然也只是一种虚空，却毕竟在世界上留下了微弱的印迹，就像是被细沙过滤后的海水一样。这种看法在诗人奥登悼念伟大的叶芝的时候，表达得更为清晰：
因为诗不能让任何事发生：它活着
在它自身构筑的峡谷中，官僚们
从未想去干涉，它漂荡在南方
从孤立的农场和繁忙的悲痛，
到我们信任和死守的粗野小镇；它活着，
是事件发生的一条道路，一个出口。
是的，无论如何，诗歌必将活着，写作也必将活着，或说写作在试图创造一种长存于世的“活着”。只有这样的想法才能激励我的写作，给我生活与生命的勇气。在接近比自己更为永恒的事物时，人才能在不断地失落中去保持住自身的平衡。就目前而言，我尚年轻，写作这样的致力于语言与世界的活动，让我的内心充盈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幸福感。但是我却早已做好了准备：在数十年后，曾经困扰佩索阿的也必将困扰我。
卡内蒂（Elias Canetti，——我不得不再次引用，因为这里谈论的是写作，众多的大师都比我更有资格）说：“在这里，而非别处，你被允许写作。”一句惊心动魄的简单话语。与其说限定了一个作家的存在，不如说限定了一个人的存在。什么是这里，而什么又是别处？又是谁在允许？我感到深渊正在我的身后竖起，而我所需要做的正是用写作去探测自己周围的虚空。当我的根须生长得足够长，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够碰触到可靠稳固而又适宜生长的岸。 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
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我是在家的楼顶上想到这些的。广州的夏天由于过于漫长让人产生了一种时间凝滞的错觉。太阳西沉，黑夜涌现的时分，假如有风，站在楼顶上会感到世界还活着，还在呼吸。这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世界，像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星云，孕育着一些不知名的恒星和行星。我站在如外星般杂乱的楼顶，可以看到广州的标志——“小蛮腰”观光塔，它的特点就是吸引你不断凝视它，却一无所获。当黑夜越深，“小蛮腰”的光就越亮，反复提醒我处于黑暗之中，像是那些被黑暗所庇护的事物一样。可我，总是惧怕着那样的事物。
也許是因为我改变了一些事物，所以我才发觉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改变一件事物，就是要进入事物的核心，在那样的过程中自己也不得不被或多或少地改变。这种自身的改变，加剧了精神深处的无力感。我时常被无力感所困扰，就像我站在楼顶上眺望不远处的马路，街灯亮起，呼应着四面八方明晃晃的车灯，仿佛生活才刚刚开始，其实这不过是一场幻觉。我已经无法区分这是出自自己心底的幻觉，还是出自生活的客观的幻觉——假如真有这种分野存在的话。
如果在夜色更加浓密的时分，比如午夜，站在楼顶上，还会有一番更加细腻的感受。也许，我什么都不曾改变过，因此才变得越来越无力，就像缺乏锻炼的肌肉。在缓慢蠕动的生活之流里，我们变幻着自己的位置，也许位置不同，本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人的存在是如此玄奥、如此多变，以至于是如此悲伤。这样的悲伤，让我想到自己是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事物，而且只能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我也不是他们，他们更不是我。这种想法不知道更能安慰人，还是更能伤害人？
楼下的小餐馆，过了午夜愈发热闹起来，人们大声吵嚷着，有时还会摔碎酒瓶，令人联想起一场场不堪入目的街头斗殴事件。我对此非常好奇：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白天生活，那种被残酷压榨、为了生存奔波忙碌的生活，并不能压垮人类，即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依然在内心隐藏着力量，而后在酒精的诱惑下那种力量倾泻而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斯巴达的猛士，会不会令他自己都暗自吃惊？也许这种吃惊只是一瞬闪过，他就被这种自己发出的力量所裹挟，抵达了一个自己的理性从未想过的地方。的确，谁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呢？我在生活最乏味的时候不也怀念那样的时刻吗？尽管那样的时刻痛苦远远多于快乐。
我眺望着楼下的一切，我深感无力。我无力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多，也许是因为我经历的事物越来越多，而我的有限性正在凸显出来。我在许多个夜晚眺望着楼下的一切，不管是“小蛮腰”还是小餐馆，我都能体验到与它们深深关切的感受。我当然去过“小蛮腰”，也去过那些小餐馆，因此我有时可以用记忆去体验，但更多的时候，用想象便已足够。我体验着那种与它们、与很多事物共存于世的感受，然而，它们毕竟外在于我，远离于我，是如此冷漠，我不得不再一次被无力感所深深折磨。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的深义吗？
作者简介：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 《十月》 《作家》 《花城》《读书》等刊发表大量作品，并收入各种选刊、选本。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入选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出版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北京一夜》《生活课》等。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