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银幕背后不仅是资本和商业的无限可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也是为“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我不是药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实践化的进一步影视呈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以影像形式的深刻领会。因此，论文以现实主义为研究起点，从叙事策略、商业化类型结构的剧作分析该电影，综合运用现实主义、形式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四种理论，并最终落脚在“国家‘在场’”这一研究终点之上，目的是凸显新时代下民众与国家对电影的期待。
【关键词】现实主义;《我不是药神》;剧作类型结构;国家的“在场”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部关于现实主义和批评唯心主义的理论性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科学性的指导体系。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一经上映就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票房飙升30.7亿人民币，同时获得豆瓣评分9.0的好评。无论是《药神》的叙事策略还是表现手法都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其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仅是电影形式的标新立异，更是电影自身还肩负着对社会现状深度剖析与直指社会热点问题的使命与责任。
1.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运用
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创作方针，原则是对党忠诚，以群众为中心，即艺术家必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应该以富于同情心的方式描绘普通人的生活，为了服务党和人民，艺术必须教育大众并提供典范，尤其是刻画正面英雄。《药神》的叙事策略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反映当下社会的真实图景，并将丰满的人物形象架构于现实主义的叙事之中。在《药神》的开端部分交代程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男子。他面临着离异、与前妻争夺儿子抚养权、交不起房租、父亲病重等棘手问题，其出场带有明显的社会属性。观众在对其生存处境产生同情的同时也将自己缝合于电影文本。程勇的转机源于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场。在吕受益再三恳求程勇为其代购“印度假药”并许诺给予其丰厚报酬的诱惑下，程勇开始动心并决定为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这便是电影文本叙事的逻辑起点。而吕受益的出场不仅推动电影文本的转折，也为程勇的行为转变带来合适的契机。起初，程勇的现实处境使金钱成为他的人生目标，他奉行生存优先和利益优先的准则进行自己的“主体职责”。随着叙事的深入，病友吕受益、舞女刘思慧、刘牧师以及黄毛彭浩都成为他的助手，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印度假药”，不同之处在于患者们为生存而程勇是为挣钱。但这些助手们（病友）作为接受者本身，对程勇的协助作用也达到最大化。影片前半部分的叙事几乎是围绕程勇的团体进口“假药”以及买卖“假药”的过程而展开。随后，假药贩子张长林得以介入，他变成程勇团队的敌手，在张长林的威逼利诱之后，程勇最终选择放弃赚钱的机会和依靠他维系生命的病友们。
在发展部分，电影文本中只存在患者们和昂贵的格列宁药，主体变成以利为中心的张长林。随后，影片进入高潮部分：吕受益的妻子求助。此时的程勇已经摆脱生存困境进入生活层面，他再次面临选择的危机，最终他决定完成由“利”到“义”的转变。如果程勇第一次代购格列宁药是为自己，这一次铤而走险却是为义气和良知。而之后吕受益的自杀也帮助程勇完成更高层次的转向，他召回之前的帮手，重新卖药且分文不取甚至赔进自己的家当。程勇从利己主义的虚假主体经过两次转变，终于成为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真主体。随着主人公程勇完成从为钱到为义的转变，电影的价值也通过饱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得以升华，从而充分体现出其真实性和可看性。
《药神》电影文本中人物塑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每一个平行时空的小人物之间既有结合点又各自存在差异性;既是构成文本冲突的元素，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既单一又多元。他们共同推动电影的叙事，也使电影的文本更具有张力。
2. 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类型结构的呈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文艺作品的理论基础来源，而文艺大众化观点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后提出的具体理论。文艺大众化强调一切文艺活动都是属于大众的并且为大众服务的。《药神》根据真实的“陆勇案事件”改编而来，电影是基于现实的艺术加工，是对现实的‘再创造’，这个过程中不免会加入创作者主观的意识形态。电影有着纪实的价值和解释说明的作用，它能够再创造出奇特的甚至是综合性的世界观。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讨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领域的一次碰撞。在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艺应该面向大众，文艺应该与大众相结合。因此，现实主义电影运用商业类型片电影的模式讲好故事，从而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药神》则正是遵从这样的创作规律而出现。
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好莱坞常规的“三幕式”叙事结构。在“三幕式”结构的电影分为三幕：第一幕开端、第二幕对抗与第三幕结局。而且在第一幕和第二幕的结尾必须有一个“情节点”来进行下一阶段的情节推进。如下图所示：
第一幕：开端。程勇因各种生存问题而陷入危机中，患者吕受益的出场作为一个情节点为程勇的生活带来转折，程勇在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为利益铤而走险。随后，程勇陷入另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印度假藥的买卖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第二幕：对抗。程勇与患者们组成一个购药团体，其共同目标就是买卖印度格列宁药。程勇的愿望是赚钱而病友们的愿望是求生，但各方敌手（张长林、警方）的阻碍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完全实现。程勇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选择停止贩卖假药。但患者吕受益的离世作为第二个情节点，引出影片的第三幕。第三幕：结局。程勇完成从“为钱”到“施义”的转变。最终，国家的“在场”使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药神》采用这样的戏剧式结构，在情节上跌宕起伏的同时也完成由喜剧向悲剧的转化。电影的前半部分使用许多喜剧性元素，例如，印度音乐以及神油店内部陈设的交代和人物的对话等。影片后半部分，剧情逐渐由喜转悲。随着患者吕受益的离世，影片的整体氛围到达最低点，观众的情绪走向低谷，但电影文本的叙事却随之走向高潮。此后，所有事件都围绕程勇“施义”展开，在程勇被法院判刑后，观众的情绪随即爆发。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国家有关部门对此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出台相应政策，国家的“在场”使观众看到未来的希望，也使电影文本更好地完成叙事任务。 3. 马克思主义下“形象思维”与国家主导的“在场”
形象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指的是真实生活中的事件通过艺术家的合理想象及加工，而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一种思维方式，符合马克主义理论体系中“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的规律。这种思维是一种能动的飞跃。尤其是在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创作手法可是与马克思文艺理论紧密结合。
电影是通过导演根据事实合理想象和加工出的艺术作品，这种导演的形象思维是对国家政策的正面反映和补充，同时也是一面映射出当今社会医疗改革问题和民生疾苦的镜子。《药神》在“观影者和他所看到的映照在银幕上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使观众与《药神》中的白血病患者产生情感共鸣和重大疾病救助，在消解叙事的同时，实现电影与观众、电影与国家、国家与民众的升华。正是通过电影对现实的再现，引起国家对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视，最终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宁药纳入国家医保范围内，使得白血病患者有药可医，大大地降低慢粒白血病的死亡率，白血病患者们也真正地看到生存的希望。
社会热点与电影似乎具有天然的自洽，“电影作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可以被看成是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机器，它通过观众定位，然后再生产出当今社会所必须的意识形态。”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药神》在直指观众内心深处的同时，更对社会现实问题针砭时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本身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自然化艺术手段掩藏电影对观众施加的意识形态，‘再现作用’系统对此关系施予严密的控制。《药神》的推手作用，使得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社会问题更加重视，并积极地实行相关政策。在影片结尾国家的出场，不仅给电影文本设计完美的叙事情节，也让银幕前的观众们看到未来的曙光。
“电影在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方面存在着置换性，它意味着电影的原材料以及观影行为都包括呈现的世界秩序、观众的世界秩序和电影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置换。”《药神》也遵循这样的置换机制，电影文本将程勇贩卖假药的事件置换我国医药机构不完善的民生问题;又将影片结尾对程勇减刑最终释放的人性化处理置换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对医药改革问题的重视程度。最终，影片完成民众希望国家改变的想象时空到国家实现国民愿望的现实时空的转变和升华。
参考文献：
[1]徐吉贵.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10）：8-9.
[2]赵予曼.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论[D].河南：河南师范大学，2016.
[3]孙洁，樊传果. 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的“文艺大众化”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J].大众文艺.2019（13）：185.
[4]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8：179.
[5]唐朝.開心麻花喜剧电影创作模式分析——以《西虹市首富》为例[J].电影文学.2018（20）：101-103.
[6]（美）罗伯特·斯塔姆.电影理论解读[M].陈儒修 郭幼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9.
[7]姚晓濛.电影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1.
作者简介：苗雨，河北邯郸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电影批评、美国电影的国际化。邓涵予，四川自贡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影视传播。
【关键词】现实主义;《我不是药神》;剧作类型结构;国家的“在场”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部关于现实主义和批评唯心主义的理论性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科学性的指导体系。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一经上映就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票房飙升30.7亿人民币，同时获得豆瓣评分9.0的好评。无论是《药神》的叙事策略还是表现手法都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其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仅是电影形式的标新立异，更是电影自身还肩负着对社会现状深度剖析与直指社会热点问题的使命与责任。
1.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运用
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创作方针，原则是对党忠诚，以群众为中心，即艺术家必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应该以富于同情心的方式描绘普通人的生活，为了服务党和人民，艺术必须教育大众并提供典范，尤其是刻画正面英雄。《药神》的叙事策略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反映当下社会的真实图景，并将丰满的人物形象架构于现实主义的叙事之中。在《药神》的开端部分交代程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男子。他面临着离异、与前妻争夺儿子抚养权、交不起房租、父亲病重等棘手问题，其出场带有明显的社会属性。观众在对其生存处境产生同情的同时也将自己缝合于电影文本。程勇的转机源于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场。在吕受益再三恳求程勇为其代购“印度假药”并许诺给予其丰厚报酬的诱惑下，程勇开始动心并决定为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这便是电影文本叙事的逻辑起点。而吕受益的出场不仅推动电影文本的转折，也为程勇的行为转变带来合适的契机。起初，程勇的现实处境使金钱成为他的人生目标，他奉行生存优先和利益优先的准则进行自己的“主体职责”。随着叙事的深入，病友吕受益、舞女刘思慧、刘牧师以及黄毛彭浩都成为他的助手，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印度假药”，不同之处在于患者们为生存而程勇是为挣钱。但这些助手们（病友）作为接受者本身，对程勇的协助作用也达到最大化。影片前半部分的叙事几乎是围绕程勇的团体进口“假药”以及买卖“假药”的过程而展开。随后，假药贩子张长林得以介入，他变成程勇团队的敌手，在张长林的威逼利诱之后，程勇最终选择放弃赚钱的机会和依靠他维系生命的病友们。
在发展部分，电影文本中只存在患者们和昂贵的格列宁药，主体变成以利为中心的张长林。随后，影片进入高潮部分：吕受益的妻子求助。此时的程勇已经摆脱生存困境进入生活层面，他再次面临选择的危机，最终他决定完成由“利”到“义”的转变。如果程勇第一次代购格列宁药是为自己，这一次铤而走险却是为义气和良知。而之后吕受益的自杀也帮助程勇完成更高层次的转向，他召回之前的帮手，重新卖药且分文不取甚至赔进自己的家当。程勇从利己主义的虚假主体经过两次转变，终于成为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真主体。随着主人公程勇完成从为钱到为义的转变，电影的价值也通过饱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得以升华，从而充分体现出其真实性和可看性。
《药神》电影文本中人物塑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每一个平行时空的小人物之间既有结合点又各自存在差异性;既是构成文本冲突的元素，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既单一又多元。他们共同推动电影的叙事，也使电影的文本更具有张力。
2. 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类型结构的呈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文艺作品的理论基础来源，而文艺大众化观点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后提出的具体理论。文艺大众化强调一切文艺活动都是属于大众的并且为大众服务的。《药神》根据真实的“陆勇案事件”改编而来，电影是基于现实的艺术加工，是对现实的‘再创造’，这个过程中不免会加入创作者主观的意识形态。电影有着纪实的价值和解释说明的作用，它能够再创造出奇特的甚至是综合性的世界观。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讨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领域的一次碰撞。在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艺应该面向大众，文艺应该与大众相结合。因此，现实主义电影运用商业类型片电影的模式讲好故事，从而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药神》则正是遵从这样的创作规律而出现。
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好莱坞常规的“三幕式”叙事结构。在“三幕式”结构的电影分为三幕：第一幕开端、第二幕对抗与第三幕结局。而且在第一幕和第二幕的结尾必须有一个“情节点”来进行下一阶段的情节推进。如下图所示：
第一幕：开端。程勇因各种生存问题而陷入危机中，患者吕受益的出场作为一个情节点为程勇的生活带来转折，程勇在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为利益铤而走险。随后，程勇陷入另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印度假藥的买卖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第二幕：对抗。程勇与患者们组成一个购药团体，其共同目标就是买卖印度格列宁药。程勇的愿望是赚钱而病友们的愿望是求生，但各方敌手（张长林、警方）的阻碍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完全实现。程勇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选择停止贩卖假药。但患者吕受益的离世作为第二个情节点，引出影片的第三幕。第三幕：结局。程勇完成从“为钱”到“施义”的转变。最终，国家的“在场”使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药神》采用这样的戏剧式结构，在情节上跌宕起伏的同时也完成由喜剧向悲剧的转化。电影的前半部分使用许多喜剧性元素，例如，印度音乐以及神油店内部陈设的交代和人物的对话等。影片后半部分，剧情逐渐由喜转悲。随着患者吕受益的离世，影片的整体氛围到达最低点，观众的情绪走向低谷，但电影文本的叙事却随之走向高潮。此后，所有事件都围绕程勇“施义”展开，在程勇被法院判刑后，观众的情绪随即爆发。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国家有关部门对此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出台相应政策，国家的“在场”使观众看到未来的希望，也使电影文本更好地完成叙事任务。 3. 马克思主义下“形象思维”与国家主导的“在场”
形象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指的是真实生活中的事件通过艺术家的合理想象及加工，而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一种思维方式，符合马克主义理论体系中“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的规律。这种思维是一种能动的飞跃。尤其是在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创作手法可是与马克思文艺理论紧密结合。
电影是通过导演根据事实合理想象和加工出的艺术作品，这种导演的形象思维是对国家政策的正面反映和补充，同时也是一面映射出当今社会医疗改革问题和民生疾苦的镜子。《药神》在“观影者和他所看到的映照在银幕上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使观众与《药神》中的白血病患者产生情感共鸣和重大疾病救助，在消解叙事的同时，实现电影与观众、电影与国家、国家与民众的升华。正是通过电影对现实的再现，引起国家对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视，最终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宁药纳入国家医保范围内，使得白血病患者有药可医，大大地降低慢粒白血病的死亡率，白血病患者们也真正地看到生存的希望。
社会热点与电影似乎具有天然的自洽，“电影作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可以被看成是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机器，它通过观众定位，然后再生产出当今社会所必须的意识形态。”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药神》在直指观众内心深处的同时，更对社会现实问题针砭时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本身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自然化艺术手段掩藏电影对观众施加的意识形态，‘再现作用’系统对此关系施予严密的控制。《药神》的推手作用，使得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社会问题更加重视，并积极地实行相关政策。在影片结尾国家的出场，不仅给电影文本设计完美的叙事情节，也让银幕前的观众们看到未来的曙光。
“电影在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方面存在着置换性，它意味着电影的原材料以及观影行为都包括呈现的世界秩序、观众的世界秩序和电影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置换。”《药神》也遵循这样的置换机制，电影文本将程勇贩卖假药的事件置换我国医药机构不完善的民生问题;又将影片结尾对程勇减刑最终释放的人性化处理置换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对医药改革问题的重视程度。最终，影片完成民众希望国家改变的想象时空到国家实现国民愿望的现实时空的转变和升华。
参考文献：
[1]徐吉贵.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10）：8-9.
[2]赵予曼.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论[D].河南：河南师范大学，2016.
[3]孙洁，樊传果. 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的“文艺大众化”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J].大众文艺.2019（13）：185.
[4]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8：179.
[5]唐朝.開心麻花喜剧电影创作模式分析——以《西虹市首富》为例[J].电影文学.2018（20）：101-103.
[6]（美）罗伯特·斯塔姆.电影理论解读[M].陈儒修 郭幼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9.
[7]姚晓濛.电影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1.
作者简介：苗雨，河北邯郸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电影批评、美国电影的国际化。邓涵予，四川自贡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