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和国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对国内外经济现实进行研判下提出的科学论断。同时，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辩证统一，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出正确的理解。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际价值理论能够对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F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2.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钟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J].克拉玛依学刊，2021（2）25-30.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發展格局”。[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首次以中央全会文件形式确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作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内涵和实践路径上看，其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
一、理论的形成——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方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发展格局不是空中楼阁，它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集中反映。首先，体现在供给层面，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资本、科技和人才等要素供给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其次，在需求层面上，我国在人口规模（包括消费者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市场经济主体数量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方面具备巨大优势。再次，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制度基础。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制度基础三者相辅相成，实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供需动态平衡的经济状态。而这正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在动力，即以需求拉动供给，以供给推动需求贯通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最终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改革开放后，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在“三来一补”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促成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巨大财富，分别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此外，得益于长期贸易顺差及国际资本流动，至2020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3.22万亿美元 ，连续15年（2006至今）居世界第一。①伴随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持续性深入，全球经济价值链已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经济处“微笑曲线”低附加值区间的现实却未能很好改变。长期依赖于国际市场促成我国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时值世界经济格局重构，我国经济面临“卡脖子”境地：1.国际市场逐渐饱和，以往的“向外依赖”难以为继;2.我国人口红利与劳动力要素禀赋消退;3.仍未跻身价值链核心，即在科技及创新方面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受到阻碍;4.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不均衡堵塞国内循环;5.地域发展差距、贫富差距问题依旧突出。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10月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增速预计为-4.4%，虽较6月报告预测上调0.8个百分点，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确定，中国是报告中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②面对国内国际经济严峻形势，中国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由原来“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单一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如此，才能将国内经济优势转化为内生动力以弥补国际经济外生动力的不足，同时以我国经济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二、理论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是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自新发展格局提出以来，出现了“国内大循环是主体，国际循环不重要”“只要国内大循环发展好了，国际大循环就能发展好”等对理论的片面化理解。对理论作片面简单理解抑或直接忽视国际大循环失去了理论真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割裂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循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是重点上的主次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
第一，国内大循环是主体。经济内循环是由国内投资与消费组成的循环结构，表现为商品循环和要素循环，其发生的场域不外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通过对消费者、企业、政府三者间商品与要素循环的考察（图1），经济内循环的实质是将沟通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经济活动的各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连接，形成环节之间的高效衔接及运转。因而从根本上说，促进国内大循环是要畅通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大国经济的优势正是在于内部循环的畅通，需要将国内大循环作为发展的落脚点，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的更好发展也能够促进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4]
第二，国际大循环是补充。伴随科技发展与国际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马克思曾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5]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依然离不开世界。以产业链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成完整且独立的产业链条，但在科技与创新、人才等关键环节上仍然需要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这是中国经济寻求外部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市场构建的必然。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即国际大循环能够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国际间配置和扩大优质产品与服务进口的方式优化国内供需结构，引导国内产业质效共增，弥补国内大循环存在的不足。从根本上来说，只要国际经济主体间要素禀赋差异仍然客观存在，国际大循环始终是必要的，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6]“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是以高层次的本国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当中，实现国内与国际间市场、资源的联通互补，双循环之间辩证统一，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理论的实践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一）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导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机构成。首先，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配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则将生产置于首位，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7]。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应当以生产为基础，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抓手，推动动能转换与制度变革。（1）动能转换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供给侧质效提升，使国内供需更加适配，结构更加平衡。同时，在科技型新兴产业发力，形成高技术产业链条。（2）制度变革方面，从制度环境层面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包括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有制制度变革、价值制度变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及良好的法治经济氛围等。
其次，分配和交换是联系生产和消费并对二者起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指出，“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7]即“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7]撇开分配，生产将成为空洞的抽象。这里，分配环节主要包括生产要素与劳动产品的分配。随着市场经济“蛋糕”做大，我国的分配状况得到了较好改善，但仍存在生产要素产能过剩、资源配置空间分配不合理、劳动产品分配不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就居民收入而言，其分配结构的改善，即，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温饱问题的解决与全面小康的实现，我国居民的生活资料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明显缩小，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居民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资料以及享受资料消费推进。这意味着对于具有较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而言，收入的进一步提升将有效扩大消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要通过生产与消费两头带动，让国内消费活动蓬勃开展。通过“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8]等措施，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优化国内消费结构，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再次，在交换（流通）环节，马克思指出，“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一方面，交换是关系到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的条件。生产的进行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没有购买这一交换行为也就没有生产，这是生产的前提，此时交换使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即商品能否通过售出的交换行为实现其价值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是“惊险的跳跃”，跳跃不成功摔坏的是商品生产者。从而，交换制约着生产。另一方面，交换的规模与速度也直接影响生产的总量与周期，事实上商品服务交换速度快、规模大的地域，其市场总量通常也是巨大的，经济也更为发达。因此，交换环节畅通是为生产者提供良好的交换环境在国内大循环的必然。如建设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与物流服务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推动流通体制变革，着力形成全国性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保障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等。
最后，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将丧失目的与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7]二者对立统一。因此畅通国内循环不能忽视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的巨大作用。1.消费推动生产要素的更新升级。消费的扩大得益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能推动生产要素的变革。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消费者对国内商品及服务将提出更高要求，倒逼企业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提升管理水平、扩大人才引进、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等手段对产品结构和服务质量进行提升，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国内消费行为。2.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新的产业发展。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的《2020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居民消费习惯调整推动了线上消费黏性的增强。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3%，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3%。③ 新冠肺炎疫情是危機，同样也是契机，由此催生出的一批新型消费形式在2020全球经济低迷形势下迸发出新生机、新活力。3.推动消费繁荣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直接体现着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享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费环境的优化以及市场监管体制的健全，高水平的消费结构逐渐生成，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需求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满足。
总之，正是贯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才能形成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我国才能依托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韧性去应对国内国际的各种挑战。
（二）运用国际价值理论指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3]虽然马克思是从世界市场之于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上讨论国际市场作用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中国而言，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吸收国际经济发展有益成果，才能推动本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只强调国内循环忽视国际循环会被世界经济所抛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理论上看，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关键在于对国际价值及其运行规律的把握。马克思指出，“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9]与商品的国内价值相对应，国际价值由国际范围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各国经济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价值衡量，在此基础上，各主体实现等价交换。伴随国际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扩大，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延伸，此时价值规律超越国界形成国际价值规律，同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一般，国际价值规律亦成为国际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因此，国际价值是一个平等的概念。事实在于，不同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不尽相同，由此必然导致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异，这时等价交换也就无从实现，形成现实中的不平等，产生剥削。那为何经济基础较弱国家还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呢？马克思说明了即使经济较弱国家需要付出较多的物化劳动，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10]。商品的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差异是导致贸易的直接原因，这里存在两种情况：1.绝对差异，贸易双方各自拥有一种具备价值优势（国际价值>国内价值）的产品，此时双方都扩大生产优势产品并互通有无，如此双方都以较少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换取了较多的劳动时间，实现了社会劳动的节约。2.相对差异，贸易一方的两种商品相较于另一方而言都处于劣势（国内价值>国际价值）地位，但劣势不同，应当以出口自身劣势较小的商品，进口劣势较大的商品，这样仍然能够实现贸易双方的社会劳动的节约。因此，即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市场存在剥削，但参与国际市场的总福利还是要大于不参与的情况。中国作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能够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获得巨大收益。当然，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9]的状况，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推动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除前述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路径外，从国际价值理论维度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动国际间要素流动，开展国际合作。生产的社会化除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可定量的要素投入外，还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要求加大科技、人力、管理、对外开放程度等要素的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一步说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它从起始生产环节带动后续的国际流通与消费，从而推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拓宽了一国内部经济向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立不依靠国际市场实现各种要素的完备供给，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需要同时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目前，我国要素流动方向已由原有的单向引入转型为引入与输出双向流动，流动层次也获升级即形成更多的高级要素流动。对于我国来说，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以自身要素禀赋单向参与国际分工已不能满足需要，而应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双向合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国际市场高级要素流入，输出我国具有相对优势要素。同时，通过国际要素与国内要素的优化组合，刺激国内要素的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国内自有高级要素的形成，进而促进我国产业及产品结构转变。
2.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個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1]“十四五”规划则以第十二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整个篇章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因此，对外开放的持续性深入发展是有效打通国内国际互动循环，激发双循环活力的根本之策。第一，制度型开放。当要素以及商品流动发展到一定层次时，需要从制度环境着手提高开放水平。主要是政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监管体系等）与相关产业标准的国际对接。第二，以区域合作促进新发展格局。面对如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需要加大区域合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同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合作，改变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以弥补以往国际大循环的不足，形成稳固安全的外部循环。在自贸区（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上发力，为我国国际经济参与拓展多元渠道。第三，我国的对外经济往来不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经济交往同时也是推动国家地区之间友好交往，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2]因此，对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的探求，将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服务;同时通过实践与认识的深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207/15340.html，2020-02-07。
②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经济展望》.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2020-09-30。 ③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新消费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重要动力》http：//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0/11/2020120
8171414567.pdf。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N].人民日报，2020-05-15（1）.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報，2020-11-04（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71.
[4]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EB/OL].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2020-10-3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7.
[6]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20、23、15.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1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5.
[11]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13]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1）.
收稿日期：2021-02-24
作者简介：钟理，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哲学。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F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2.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钟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J].克拉玛依学刊，2021（2）25-30.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發展格局”。[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首次以中央全会文件形式确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作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内涵和实践路径上看，其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
一、理论的形成——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方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发展格局不是空中楼阁，它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集中反映。首先，体现在供给层面，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资本、科技和人才等要素供给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其次，在需求层面上，我国在人口规模（包括消费者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市场经济主体数量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方面具备巨大优势。再次，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制度基础。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制度基础三者相辅相成，实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供需动态平衡的经济状态。而这正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在动力，即以需求拉动供给，以供给推动需求贯通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最终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改革开放后，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在“三来一补”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促成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巨大财富，分别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此外，得益于长期贸易顺差及国际资本流动，至2020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3.22万亿美元 ，连续15年（2006至今）居世界第一。①伴随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持续性深入，全球经济价值链已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经济处“微笑曲线”低附加值区间的现实却未能很好改变。长期依赖于国际市场促成我国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时值世界经济格局重构，我国经济面临“卡脖子”境地：1.国际市场逐渐饱和，以往的“向外依赖”难以为继;2.我国人口红利与劳动力要素禀赋消退;3.仍未跻身价值链核心，即在科技及创新方面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受到阻碍;4.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不均衡堵塞国内循环;5.地域发展差距、贫富差距问题依旧突出。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10月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增速预计为-4.4%，虽较6月报告预测上调0.8个百分点，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确定，中国是报告中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②面对国内国际经济严峻形势，中国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由原来“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单一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如此，才能将国内经济优势转化为内生动力以弥补国际经济外生动力的不足，同时以我国经济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二、理论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是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自新发展格局提出以来，出现了“国内大循环是主体，国际循环不重要”“只要国内大循环发展好了，国际大循环就能发展好”等对理论的片面化理解。对理论作片面简单理解抑或直接忽视国际大循环失去了理论真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割裂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循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是重点上的主次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
第一，国内大循环是主体。经济内循环是由国内投资与消费组成的循环结构，表现为商品循环和要素循环，其发生的场域不外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通过对消费者、企业、政府三者间商品与要素循环的考察（图1），经济内循环的实质是将沟通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经济活动的各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连接，形成环节之间的高效衔接及运转。因而从根本上说，促进国内大循环是要畅通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大国经济的优势正是在于内部循环的畅通，需要将国内大循环作为发展的落脚点，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的更好发展也能够促进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4]
第二，国际大循环是补充。伴随科技发展与国际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马克思曾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5]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依然离不开世界。以产业链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成完整且独立的产业链条，但在科技与创新、人才等关键环节上仍然需要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这是中国经济寻求外部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市场构建的必然。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即国际大循环能够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国际间配置和扩大优质产品与服务进口的方式优化国内供需结构，引导国内产业质效共增，弥补国内大循环存在的不足。从根本上来说，只要国际经济主体间要素禀赋差异仍然客观存在，国际大循环始终是必要的，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6]“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是以高层次的本国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当中，实现国内与国际间市场、资源的联通互补，双循环之间辩证统一，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理论的实践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一）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导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机构成。首先，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配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则将生产置于首位，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7]。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应当以生产为基础，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抓手，推动动能转换与制度变革。（1）动能转换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供给侧质效提升，使国内供需更加适配，结构更加平衡。同时，在科技型新兴产业发力，形成高技术产业链条。（2）制度变革方面，从制度环境层面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包括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有制制度变革、价值制度变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及良好的法治经济氛围等。
其次，分配和交换是联系生产和消费并对二者起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指出，“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7]即“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7]撇开分配，生产将成为空洞的抽象。这里，分配环节主要包括生产要素与劳动产品的分配。随着市场经济“蛋糕”做大，我国的分配状况得到了较好改善，但仍存在生产要素产能过剩、资源配置空间分配不合理、劳动产品分配不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就居民收入而言，其分配结构的改善，即，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温饱问题的解决与全面小康的实现，我国居民的生活资料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明显缩小，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居民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资料以及享受资料消费推进。这意味着对于具有较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而言，收入的进一步提升将有效扩大消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要通过生产与消费两头带动，让国内消费活动蓬勃开展。通过“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8]等措施，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优化国内消费结构，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再次，在交换（流通）环节，马克思指出，“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一方面，交换是关系到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的条件。生产的进行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没有购买这一交换行为也就没有生产，这是生产的前提，此时交换使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即商品能否通过售出的交换行为实现其价值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是“惊险的跳跃”，跳跃不成功摔坏的是商品生产者。从而，交换制约着生产。另一方面，交换的规模与速度也直接影响生产的总量与周期，事实上商品服务交换速度快、规模大的地域，其市场总量通常也是巨大的，经济也更为发达。因此，交换环节畅通是为生产者提供良好的交换环境在国内大循环的必然。如建设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与物流服务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推动流通体制变革，着力形成全国性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保障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等。
最后，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将丧失目的与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7]二者对立统一。因此畅通国内循环不能忽视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的巨大作用。1.消费推动生产要素的更新升级。消费的扩大得益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能推动生产要素的变革。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消费者对国内商品及服务将提出更高要求，倒逼企业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提升管理水平、扩大人才引进、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等手段对产品结构和服务质量进行提升，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国内消费行为。2.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新的产业发展。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的《2020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居民消费习惯调整推动了线上消费黏性的增强。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3%，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3%。③ 新冠肺炎疫情是危機，同样也是契机，由此催生出的一批新型消费形式在2020全球经济低迷形势下迸发出新生机、新活力。3.推动消费繁荣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直接体现着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享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费环境的优化以及市场监管体制的健全，高水平的消费结构逐渐生成，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需求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满足。
总之，正是贯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才能形成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我国才能依托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韧性去应对国内国际的各种挑战。
（二）运用国际价值理论指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3]虽然马克思是从世界市场之于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上讨论国际市场作用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中国而言，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吸收国际经济发展有益成果，才能推动本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只强调国内循环忽视国际循环会被世界经济所抛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理论上看，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关键在于对国际价值及其运行规律的把握。马克思指出，“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9]与商品的国内价值相对应，国际价值由国际范围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各国经济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价值衡量，在此基础上，各主体实现等价交换。伴随国际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扩大，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延伸，此时价值规律超越国界形成国际价值规律，同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一般，国际价值规律亦成为国际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因此，国际价值是一个平等的概念。事实在于，不同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不尽相同，由此必然导致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异，这时等价交换也就无从实现，形成现实中的不平等，产生剥削。那为何经济基础较弱国家还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呢？马克思说明了即使经济较弱国家需要付出较多的物化劳动，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10]。商品的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差异是导致贸易的直接原因，这里存在两种情况：1.绝对差异，贸易双方各自拥有一种具备价值优势（国际价值>国内价值）的产品，此时双方都扩大生产优势产品并互通有无，如此双方都以较少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换取了较多的劳动时间，实现了社会劳动的节约。2.相对差异，贸易一方的两种商品相较于另一方而言都处于劣势（国内价值>国际价值）地位，但劣势不同，应当以出口自身劣势较小的商品，进口劣势较大的商品，这样仍然能够实现贸易双方的社会劳动的节约。因此，即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市场存在剥削，但参与国际市场的总福利还是要大于不参与的情况。中国作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能够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获得巨大收益。当然，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9]的状况，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推动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除前述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路径外，从国际价值理论维度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动国际间要素流动，开展国际合作。生产的社会化除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可定量的要素投入外，还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要求加大科技、人力、管理、对外开放程度等要素的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一步说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它从起始生产环节带动后续的国际流通与消费，从而推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拓宽了一国内部经济向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立不依靠国际市场实现各种要素的完备供给，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需要同时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目前，我国要素流动方向已由原有的单向引入转型为引入与输出双向流动，流动层次也获升级即形成更多的高级要素流动。对于我国来说，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以自身要素禀赋单向参与国际分工已不能满足需要，而应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双向合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国际市场高级要素流入，输出我国具有相对优势要素。同时，通过国际要素与国内要素的优化组合，刺激国内要素的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国内自有高级要素的形成，进而促进我国产业及产品结构转变。
2.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個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1]“十四五”规划则以第十二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整个篇章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因此，对外开放的持续性深入发展是有效打通国内国际互动循环，激发双循环活力的根本之策。第一，制度型开放。当要素以及商品流动发展到一定层次时，需要从制度环境着手提高开放水平。主要是政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监管体系等）与相关产业标准的国际对接。第二，以区域合作促进新发展格局。面对如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需要加大区域合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同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合作，改变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以弥补以往国际大循环的不足，形成稳固安全的外部循环。在自贸区（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上发力，为我国国际经济参与拓展多元渠道。第三，我国的对外经济往来不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经济交往同时也是推动国家地区之间友好交往，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2]因此，对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的探求，将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服务;同时通过实践与认识的深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207/15340.html，2020-02-07。
②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经济展望》.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2020-09-30。 ③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新消费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重要动力》http：//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0/11/2020120
8171414567.pdf。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N].人民日报，2020-05-15（1）.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報，2020-11-04（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71.
[4]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EB/OL].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2020-10-3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7.
[6]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20、23、15.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1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5.
[11]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13]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1）.
收稿日期：2021-02-24
作者简介：钟理，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