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误读理论。他给诗下了一个大胆得近乎荒唐的定义：“诗歌……是误读。诗歌是误解，是误释，是误联。”
　　我们须明白，布鲁姆所谓的“误读”决非是否定和推翻意义上的误读，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其含义很像我们常说的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实我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有关误读的“郢书燕说”的故事，燕相若为诗人，毫无疑问会被布鲁姆封为“强者诗人”的，因为他的误读最能见出其创造性。
　　当然，把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与一般的继承发展之说等同起来，无疑大大削减了布鲁姆理论的超前性和深刻内涵。布鲁姆所谓的误读乃是诗人为其作品获得意义的唯一方式，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因素。就语言本身而论，它表现为对前一文本所作的转喻式的修正。批评家若要想找出文本的意义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就必须考察这一文本与其前驱文本的种种修正关系，而不是像新批评派那样，把目光局限于所谓具有自足性的孤立的文本上。“让我们放弃那种企图把一首孤立的诗当作一个自在实体去‘理解’的徒劳吧。”布鲁姆强调，被新批评派神化了的文本应当而且必然为影响所取代。
　　为了具体考察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种种影响关系，布鲁姆进一步提出了“修正比”(rivisionary ratio)的概念。实际上，《影响的焦虑》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对六种修正比的阐述组成的。这六种修正比构成了布鲁姆所谓的“对偶式批评”的基本框架。其中主要的修正比是“克里纳门”。这个词取自古罗马诗人兼哲学家卢克莱修，指原子在直线下落过程中因其在轨道上发生的改向，而衍生出自然界的多样性。就诗的影响而论，“克里纳门”指新人对前驱诗的一种误读方式。“一个诗人从他的前驱‘偏移’开去，即通过误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运行的方向偏移。”第二种修正比为“苔瑟拉”。这个词取自古代秘教的祭祀仪式，指一种再认的凭证。例如一口小锅的一块碎片，它能同这口锅的其他碎片一起重新拼合成这口锅。这块碎片就具有对原来的那只锅从结构和意义上进行整合的功能。这种整合是以对偶的方式完成的。布鲁姆说：“迟来的诗人提供出其想像力告诉他能使原来‘被截短了的’前驱诗歌和前驱诗人得以完整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完成式’的误读程度不逊于修正式转向。”余下四种分别为克诺西斯、魔鬼化、阿斯克西斯和阿波弗里达斯，这些问题说来甚繁，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述。
　　布鲁姆一再呼吁，批评不应该永远停留在价值判断的阶段，而应当成为一种确定意义的行动。上述六种修正比为他倡导的那种以确定作品之意义为主要目的的批评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在这种批评中据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重要地位，不但一部作品的意义只有从它与其前驱之关系中得到阐释，而且“只有翻开一位前驱者的诗篇才能找到这位后来诗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布鲁姆对划孤立文本为牢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确有一定突破，在他的批评理论中表现了较强的历史意识。但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依然是一种很有选择性的历史。他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可以说根本沒有把横向的时代、社会诸因素考虑在内，刚跨出孤立的文本，又掉进更大的同样孤立的文本之中。美国批评家多诺霍(DenisDonoghue)在《狂言乱语》一书中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的评价可说是一语中的，“布鲁姆把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学史看成是一个故事，一个孤立的故事，一场发生在父与子、神与准神之间的争斗。……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说的是儿子怎样通过弑父的行为幸存下来并长大成人。这是个神话故事，无头无尾，根本没有涉及时代、历史、社会、伦理道德等。”布鲁姆这种片面的历史观一俟在以后的著述中搀入宗教神秘论时，就使其批评理论变得更加虚无玄奥。
　　
　　(《影响的焦虑》，〔美〕布鲁姆著，徐文博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3.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