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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篇小说我是在一个讨论会开始的时候抓时间看的。一口气看完了，脱口说：“好！”
这是非常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曹乃谦说：“我写的都是真事儿。”我相信。荒谬得可信。
这是苦寒、封闭、吃莜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苦寒，形成人的价值观念，明明白白，毫无遮掩的价值观念。“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黑旦就同意把老婆送到亲家家里“做那个啥”，而且“横竖一年才一个月”，觉得公平合理。温孩在女人身上做那个啥的时候，就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温孩女人也认为应该叫他闹。丑哥的情人就要嫁给别人了，她说“丑哥保险可恨我”，丑哥说“不恨”，理由是“窑黑子比我有钱”。由于有这种明明白白的、十分肯定的价值观念，温家窑的人有自己的牢不可破的道德标准。黑旦的女人不想跟亲家去，而且“真的来了”，黑旦说：“那能行？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他把女人送走，就走就想，还要重复一遍他的信条：“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丑哥的情人提出：“要不今儿我就先跟你做那个啥吧”，丑哥不同意，说：“这样是不可以的。咱温家窑的姑娘是不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温家窑的人就这样被自己的观念钉实、封死在这一片苦寒苦寒的小小天地里，封了几千年，无法冲破，也不想冲破。
但是温家窑的人终究也还是人。他们不是木石。黑旦送走了女人，忍不住扭头再见女人那两只蘿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他的心也一悠一悠地打悠悠。《莜麦秸窝里》是一首很美的、极其独特的抒情诗。这种爱情真是特别：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
这真是金子一样的心。最后他们还是归结到这是命。“她哭了，黑旦听她真的哭了，他也滚下热的泪蛋蛋，‘扑腾扑腾’滴在她的脸蛋蛋上。”也许，他们的眼泪能把那些陈年的习俗浇湿了、浇破了，把这片苦寒苦寒的土地浇得温暖一点。
作者的态度是极其冷静的，好像完全无动于衷。当然不是的。曹乃谦在会上问：“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叙述一回，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穿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然而我们从曹乃谦对这样的荒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叙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喊叫：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实的叙述，而如实地叙述中抑制着悲痛。这种悲痛来自对这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的严重的关切。我想这是这一组作品的深层内涵，也是作品所以动人之处。
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集市上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返朴”。小说不乏幽默感，比如黑旦陪亲家喝酒时说：“下个月你还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读到这里，不禁使人失声一笑。但作者丝毫没有逗笑的意思，这对黑旦实在是极其现实的问题。
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这才是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所以他基本上是用普通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是简练的，但是有时运用重复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式，这种重复、近似造成一重叠的音律，增加叙述的力度。比如：
温孩女人不跟好好儿过，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一黑夜。
温孩从地里受回来，她硬是不给做饭，还是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白天。（《女人》）
比如：
愣二妈跨在锅台边瞪着愣二出神地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
愣二妈跨在锅台边就看愣二裱炕席就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愣二疯了》）
对话也写得好。短得不能再短，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是非常有味道：
“丑哥。”
“嗯。”
“这是命。”
“命。”
“咱俩命不好。”
“我不好，你好。”
“不好。”
“好。”
“不好。”
“好。”
“就不好。”
我觉得有些土话最好加点注解。比如“不揳扁她要她挠”，这个“挠”字可能是古汉语的“那”。
曹乃谦说他还有很多这样的题材，他准备写两年。我觉得照这样，最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曹乃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别人又指出了一些，他是很可能重复一种写法的。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二日急就
原载《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责任编辑 侯 磊
这是非常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曹乃谦说：“我写的都是真事儿。”我相信。荒谬得可信。
这是苦寒、封闭、吃莜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苦寒，形成人的价值观念，明明白白，毫无遮掩的价值观念。“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黑旦就同意把老婆送到亲家家里“做那个啥”，而且“横竖一年才一个月”，觉得公平合理。温孩在女人身上做那个啥的时候，就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温孩女人也认为应该叫他闹。丑哥的情人就要嫁给别人了，她说“丑哥保险可恨我”，丑哥说“不恨”，理由是“窑黑子比我有钱”。由于有这种明明白白的、十分肯定的价值观念，温家窑的人有自己的牢不可破的道德标准。黑旦的女人不想跟亲家去，而且“真的来了”，黑旦说：“那能行？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他把女人送走，就走就想，还要重复一遍他的信条：“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丑哥的情人提出：“要不今儿我就先跟你做那个啥吧”，丑哥不同意，说：“这样是不可以的。咱温家窑的姑娘是不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温家窑的人就这样被自己的观念钉实、封死在这一片苦寒苦寒的小小天地里，封了几千年，无法冲破，也不想冲破。
但是温家窑的人终究也还是人。他们不是木石。黑旦送走了女人，忍不住扭头再见女人那两只蘿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他的心也一悠一悠地打悠悠。《莜麦秸窝里》是一首很美的、极其独特的抒情诗。这种爱情真是特别：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
这真是金子一样的心。最后他们还是归结到这是命。“她哭了，黑旦听她真的哭了，他也滚下热的泪蛋蛋，‘扑腾扑腾’滴在她的脸蛋蛋上。”也许，他们的眼泪能把那些陈年的习俗浇湿了、浇破了，把这片苦寒苦寒的土地浇得温暖一点。
作者的态度是极其冷静的，好像完全无动于衷。当然不是的。曹乃谦在会上问：“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叙述一回，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穿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然而我们从曹乃谦对这样的荒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叙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喊叫：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实的叙述，而如实地叙述中抑制着悲痛。这种悲痛来自对这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的严重的关切。我想这是这一组作品的深层内涵，也是作品所以动人之处。
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集市上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返朴”。小说不乏幽默感，比如黑旦陪亲家喝酒时说：“下个月你还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读到这里，不禁使人失声一笑。但作者丝毫没有逗笑的意思，这对黑旦实在是极其现实的问题。
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这才是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所以他基本上是用普通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是简练的，但是有时运用重复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式，这种重复、近似造成一重叠的音律，增加叙述的力度。比如：
温孩女人不跟好好儿过，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一黑夜。
温孩从地里受回来，她硬是不给做饭，还是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白天。（《女人》）
比如：
愣二妈跨在锅台边瞪着愣二出神地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
愣二妈跨在锅台边就看愣二裱炕席就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愣二疯了》）
对话也写得好。短得不能再短，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是非常有味道：
“丑哥。”
“嗯。”
“这是命。”
“命。”
“咱俩命不好。”
“我不好，你好。”
“不好。”
“好。”
“不好。”
“好。”
“就不好。”
我觉得有些土话最好加点注解。比如“不揳扁她要她挠”，这个“挠”字可能是古汉语的“那”。
曹乃谦说他还有很多这样的题材，他准备写两年。我觉得照这样，最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曹乃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别人又指出了一些，他是很可能重复一种写法的。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二日急就
原载《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