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毕淑敏一直就是个普通人，但她比较有毅力。相识那年，她20岁，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医生。阿里的气候非常寒冷，海拔5000米，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一年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在认识她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那里还有女兵。
　　毕淑敏的写作，我觉得是率性而为，写的都是肺腑之言，不会跟风，也不会为了得个什么奖而刻意为之。1986年她写处女作《昆仑殇》的时候，已经34岁了，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决定写小说，别说他人，连我都想不通。一个拖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早已不是文学青年头脑发热的年纪，何必要自讨苦吃呢!再说，我们在文学界举目无亲，贸然投稿，不是明摆着死路一条吗？我把这些顾虑都对毕淑敏说了，她又是那种很镇定的神气，说：“我都想过了，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喜欢写作，我才拿起笔。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一个星期后，当她把厚厚的一叠稿纸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确信，她真的下定决心要用笔来说话了。
　　毕淑敏写作的习惯很正常。她几乎从不熬夜，也不睡懒觉，也没有什么特殊嗜好。我常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像个老农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家大作家都是有些怪癖，比如专用什么工具，或必须穿什么衣服，或喝什么酒才能写出好文章来。毕淑敏还是那种很安静的神态，说：“我不是为了当什么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心里有话要说。一个人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别的就都是次要的了。如果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我就停笔，绝不没话找话。”说到这里，她难得地有些忧虑地说：“一个人不停地写下去，有时可能会成为惯性。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记得要提醒我啊。”
　　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怎样写作的，要是从我看到的毕淑敏的写作状态来说，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但是很辛苦。她会有很长时间的准备，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会读很多书，可以这样说，从我认识她那一天起，没有一天她不读书。就是在刚刚生完孩子的日子，她也在读书。孩子奶奶，就是我母亲看到了，很是担忧，对我说，你告诉淑敏，月子里不能看书，要不以后会落下眼病的。我赶快把这话转告毕淑敏。她说：“谢谢你妈妈了。我是医生，会保护眼睛的。”但是她依然不倦地读书。她在床头堆着高高的一摞书，我有时开玩笑说：“如果半夜里地震了，你留神被倒塌下来的书砸破头。”
　　在长久的准备之后，毕淑敏会很从容地开始写作。日复一日，很有韧性地坚持下去。我几乎没见过她通宵达旦地突击或是眼睛熬得红红的连轴转，她的做法是平稳地推进。我打趣地说：“人家写一个长篇小说似乎要脱一层皮，你怎么也不见瘦啊？”她说：“写长篇是跑马拉松，不能用短跑冲刺的方式，悠着劲，慢慢来吧。”
　　她对母亲特别孝顺，对孩子特别开明。
　　2001年，她母亲得了重病。毕淑敏是个十分孝顺的女儿，老人患病后，我们就把她母亲从石家庄接到北京。老人所吃的药，她都要先吃一遍。我看着心疼，说你又没有这种病，跟着吃药干什么？万一出了问题，老少都赔进去了。毕淑敏说：“有一些药毒性很大，又没有经过充分的验证，我不放心。我当过医生，对药物的敏感性高，我先吃，如果没问题，妈妈再吃，保险系数就大了。”我劝阻不住，只得看着她不停地吃药。也许正是这种心愿聚集起力量，老人的病经过三年调养，一天好过一天。我是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但也被她深深感动。
　　对儿子，我觉得毕淑敏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有一天，我看到外面刮着大风，儿子穿很少的衣服就要出门。我急忙劝阻，但是他不听，说看起来外面的阳光很好。我就对毕淑敏说，你快出马劝劝吧!毕淑敏就停下写作，对儿子说，今天的天气预报是风力多少，气温多少，还是很冷的。北方的冬天有时候阳光明晃晃的，但有风就不暖和。如果冻病了，会发烧咳嗽……话说完了，儿子还是执意不穿厚衣服。毕淑敏就不再说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跑了出去。
　　儿子走后，我对毕淑敏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毕淑敏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已经长大了，该穿什么衣服是他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自己有决定的权力。我气呼呼地说，那要是冻病了，怎么办？毕淑敏说，那他就要自己负责了，吃药打针。也许他那时候就记住了冬天穿衣服，不仅要看有没有太阳，也要看有没有风。说完，她就泰然地去写作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理性的母爱吧。
　　
　　(选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