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回乡，都要到自家老屋看看。父母过世多年，老屋其实早就成了废墟一片。零零落落的断壁残垣，仿佛在替主人守望着这块古老的宅基地。杂草丛中，只有一方灶台，差不多还是原样地立在那儿。
　　小时候的记忆，几乎都离不开这方灶台。说是看老屋，其实也就是在灶台边站上一会儿。灶台是用土砖和石灰泥砌成的，由北而南，呈半弧形，北宽南窄。台面上排列着三个灶孔，用来放置铁锅。靠北面的灶孔最大，是专门用于烧煮猪食的;靠南面的最小，是用于炒菜的;而中间的，则用来做饭。灶的东侧有三个灶眼，与三个灶孔相连通。
　　从早到晚，母亲的一天似乎都在围着灶台转。那时在生产队，成年人都要出集体工。由于两位兄长结婚生子后都没有另立门户，所以我们家人口多，家务重，母亲只好留在家里，独自担起这个苦活。虽说一天只吃两餐，但是饭前饭后的事可真多。除了管人的两顿之外，还要饲养牲猪和鸡鸭。养鸡简单一点，鸭是需要放养的，会耽误一些工夫。养猪更不容易，但是很重要。猪的胃口大，一头成年猪一次要吃一木桶猪食，早晚各一次。猪食一般是用野草、蔬菜、红薯藤切碎后煮熟，再加糠加水拌匀。每户农家都要养头猪过年。腊月里杀猪，卖一半，留一半。一年的家用主要就是靠养猪和养点鸡鸭挣来的。上大学后我才知道，当年很多地方“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民饲养家禽家畜。我的家乡何其幸运，不仅可以饲养，而且每户农家还有自留地，否则是养不起猪的。进入秋天后，草都枯萎了，没有地里的蔬菜和红薯，又去哪里找猪食呢。要知道，那年头很多地方人都吃不饱。
　　灶台边的难事多。到了做饭的时间，孙子孙女的哭闹会让母亲手忙脚乱。实在哄不住，母亲只好用背带把哭闹的小家伙背在背上，再做饭菜。我小学五年的早餐，也给母亲出了难题。父亲和兄嫂们要出完早工才吃早饭，而我急着要去赶课。没办法，母亲只得早早地把饭做好，在饭锅里用碗蒸点菜，或者把前一天留下来的菜炒热一下，用这两样一天一天地对付过去。最好的早餐是蒸个鸡蛋或者两片腊肉，最简单的是在饭里放上一小勺雪白的猪油，再加上一点食盐，然后用筷子拌匀。母亲再忙，也从未让我饿着肚子去上学。初中和高中在城里念寄宿，这个难题才彻底解决。最让母亲发愁的事，是灶台边没有柴火了。说起来，那岁月是缺粮缺油的多，但我们村子，人均有一亩田，二三分地，旱涝保收，所以粮油虽不算富足，但还勉强过得去。烧柴就非常困难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大炼钢铁运动的后果，是村子周围的山上树木稀少，灌木也不成丛了。家家户户以烧柴为主，需求量大，柴火短缺是常事。平时砍柴主要是兄长的事，特别是过冬的柴火，秋收之后，两位兄长就要开始准备。但在农忙时，就主要靠母亲和我。母亲要照看孙子孙女，很难腾出手来，而我那时还小，出去砍一天柴也管不了一天之用。母亲常常是清早起来就要为这件事发愁。有时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就只好招呼年龄大一点的孙子照看一下弟妹，自己背上最小的，急急忙忙带着我一起去砍柴。
　　灶台边也有乐事和趣事。每年腊月，杀了年猪之后，慢慢焙制腊味，是母亲和全家都很开心的一件事。与很多地方用烟熏制腊味的做法不同，我们家乡的腊味是用火种慢慢烘制出来的。母亲焙制腊味很精心，先将竹篾编制的圆形簸箕、篮子以及松树叶子洗净晾干，在做好饭菜后，用燃烧充分的灰烬将火种覆盖住，以免火力太大和散热太快，然后将簸箕放到灶孔上，并在簸箕里垫上一层松树叶，之后将需要腊制的原料放进去，再用一个更大的簸箕罩上，这样可保持食品衛生并防老鼠偷吃。为了使焙制品受热均匀，母亲睡到半夜还要起来一次，将簸箕里的食物翻上一遍。要做饭菜时，母亲会把焙制品放到竹篮里，挂在通风处。一个礼拜左右，屋子里就会四处飘起腊菜的香味。父亲和兄长平时就喜欢喝两杯米酒，这时已近年关，自然是餐餐不离酒杯，加上又有腊制美味下酒，屋子里自然也就添了许多欢声笑语。我的印象中，做饭、做菜、洗碗这类事情，父亲好像没有沾过边，但打扫厨房饭厅的地面卫生，他却很勤快。父亲念过私塾，也教过私塾，有讲究整洁的习惯，倒没有什么“君子远庖厨”的意思。
　　苦也罢，甜也罢，历历往事，早已随那灶台上方的炊烟，飘逝在时间的天河之中。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