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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其间屡次辞官，或漫游，或隐居。曾问学李贽，颇受其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反对模拟复古，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成为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字伯修）、弟袁中道（字小修）均工诗能文，并称“公安三袁”，以袁宏道成就最高。作品收集在《袁中郎全集》中。
叙小修诗①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②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③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④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⑥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⑦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⑧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⑨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⑩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 1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1 2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1 3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 4
1叙：同“序”，序言。这里作动词。小修：即作者弟弟袁中道，字小修。本文为袁宏道为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
2黄山：指公安县境内的黄山。几：将近。刻画：精细的描摹。饤饾（dìnɡ dòu）：将食品堆叠在盘中，摆设出来，比喻诗文的堆砌、杂凑。傅以相如、太冲之法：指模仿司马相如、左思创作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傅，附和、跟随。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都是著名辞赋家。
3注疏：泛指注释。疏，本指对经书注解的注释。西方之书：指佛经典籍。教外之语：教外别传之语，指禅宗语录之类。
4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shǐ）之与群而不相属（zhǔ）也：意思是，他有四方之志，不愿像鹿猪一样总是与家人聚在一起，局限于小家之中。鹿豕之与群，语出《孔丛子·儒服》：“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豕，猪。相属，相类。尾行：跟随，走在后面。居：相处。
5性灵：指真实的思想情感、个性志趣等。格套：固定的模式、套路。
6粉饰：比喻过分雕饰文辞。蹈袭：因袭，因循，走别人走过的路。
7剿袭：同“抄袭”，剽窃，因袭照搬。模拟：模仿。影响步趋：都是模仿的意思。影响，如影相随、如响应声。步趋，效仿，亦步亦趋。野狐外道：即“野狐禅”，禅宗对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8升降：指盛衰兴亡。不可以优劣论：不能以好坏来评定。
9闾阎：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民间。《擘破玉》《打草竿》：明代万历年间流行的民歌曲调。
1 0樽节：抑制、约束。贫复不任贫：贫困却又不能安于贫困。任，听任，放任。
1 1或者：有人。犹以太露病之：还是以诗文太过浅露来诟病他。曾：竟，却。达：指准确地表情达意。何露之有：有什么浅露呢？
1 2忿怼（duì）：怨恨。党人偷乐：语出《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党人，指政治上结成朋党的人。偷乐，苟且偷安。众女谣诼：语出《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众女，比喻楚怀王身边的小人。谣诼，造谣毁谤。不揆中情，信谗齌（jì）怒：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不揆，不察。中情，内情，本心。齌怒，暴怒。怨而不伤：怨恨而不显露痛苦。《论语》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儒家诗教强调节制情感、温柔敦厚的中庸原则，作者认为情之所至，不必刻意克制情感的抒发。
1 3反覆：反复。不暇择音：无暇顾及用语、措辞。宁有：岂有。
1 4劲质：指风格质朴有力。峭急：严厉急躁。楚风：楚地、楚人的风格，包括《离骚》所代表的传统的艺术风格。
我弟弟小修的诗歌，散失的太多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了。我担心这些诗歌又会散失，所以把它们刻印出来。弟弟从小就很聪慧，十岁多就创作了《黄山》《雪》两篇赋作，将近五千字。虽然不是太好，然而描摹刻画、堆砌辞藻，再学习司马相如、左思作赋那种铺张扬厉的写法，比起当今文士那些矜持庄重想要流传不朽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可弟弟自己对此十分厌恶，便扔下了。他唯独喜欢读老子、庄周、列御寇几家的著作，他都自己作注解，其中多有言外之趣；又旁及佛家典籍和教外别传之语，极力钻研探究。长大后，器量愈加壮阔，见识更加开朗，鲜明地以豪杰自命，想要与当世豪杰为友。他看待常人与家人的长相厮守，如同鹿猪总是群聚在一起一样，他不是这类人；他看待那些浅薄鄙陋之人，如同牛马跟随在后面，一天也不能跟他们相处。于是泛舟于长江之上，驰马奔走塞外，遍览燕、赵、齐、鲁、吴、越这些地方，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半个天下，而他的诗文也因此一天天长进。他的诗文大都独立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为固定的格式套路所束缚，如果不是从自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就不愿下笔写作。有时感情与境遇契合激发，能片刻下笔千言，犹如江流东泻，令人心动着迷。他的诗文之中有优点，也有瑕疵，有优点自是不必待言，即使是瑕疵之处也多质朴自然自我独创的语言。可是我却极为喜欢他诗文的瑕疵之处，这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好的地方，還不能避免矫饰雕琢和沿袭模仿的缺憾，还没能完全摆脱近代文人的风气习惯呀。
大概诗文到近代已变得卑弱极了，文章就想要以秦汉的为标准，诗歌则一定要以盛唐的为标准，抄袭模仿，亦步亦趋，看到某人有一句话与前人的不相似，就一齐指责，认为是没入门不得法的歪门邪道。却不知文章以秦汉为标准，而秦朝汉朝的人又何尝一字一句学习了《六经》呢？诗歌以盛唐为标准，盛唐人何尝一字一句模仿了汉魏的呢？只不过时代有盛衰兴亡，可是方法并不沿袭不变，（每个时代的诗文）各自穷尽它的变化，各自尽情表现它的意趣，才因此而可贵，原本并不能以好坏来评定啊。况且世上的事物，独立存在的就一定不能没有，一定不能缺少，那么即使想要废弃它也办不到。雷同的却可以没有，可以没有，那么即使想要留存下来也无法办到。因此我说如今的诗文难以流传啊。其中一万篇中有一篇能流传下来的，或许就是现在民间妇女小孩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歌，像这样没有见闻学识的率真之人所创造的作品，所以多真实的心声，不效法汉魏，不模仿盛唐，而是听凭自然本性地产生、发展，还能够与人的喜怒哀乐爱好愿望相连通，这是值得高兴的。
我的弟弟因为不得志于时，所以多感慨；又生性喜欢豪华，不安于贫穷困窘；热爱生活，不耐寂寞。再多的钱，一到手就花光，所以总是贫穷困窘；又沉溺于游戏玩乐，不懂得约束，所以常常生病；贫困又不能安于贫困，疾病又不能听之任之，所以多忧愁。忧愁到了极点就吟诗，所以常常把贫病无奈的苦楚，抒发到诗歌当中，往往如哭如笑，充满了他哀叹人生、感慨失意的情感。我读了，为之感到悲伤。大概情感极为真实的语言，自然能让人感动，这就是真正的诗，是可以流传的。可是有人还是用太过直露来诟病他的诗文，却不知感情跟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字随着情感的产生而产生，只担心文字不能表达出感情，哪里有什么直露呢？况且《离骚》一诗，情感怨恨极了，（屈原对）勾结的朋党苟且偷安、众多的小人造谣诽谤、（楚怀王）不能体察自己的真心、听信谗言而暴怒，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加以唾骂，哪里有什么怨恨而不显露痛苦的呢？穷困愁苦的时候，痛哭流泪，语言颠倒反复，无暇顾及，这种哀怨不满，哪里有不伤心难过的呢？况且不同的地方干燥潮湿的情况就不一样，不同秉性的人会有刚强柔和的性格的不同。至于那刚劲朴质而多怨愤，严厉急躁而直白，这叫作楚人的风格，又有什么疑义的呢！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是人人熟知的诗论名作《论诗五首》（其二），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赵翼。作者高屋建瓴，放眼历史发展的长河，深刻地揭示了诗歌以及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因此文学创作不能因袭守旧，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大胆求变创新，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表现个性特点。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的形式、体裁如此，文学的内容、风格等也莫不如是。
历史总是在新与旧的交锋与更替中前进的，文学的长河也一样前潮后浪，激荡奔涌。 “初唐四杰”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都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更是因为主倡古文运动而被苏东坡赞为“文起八代之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文学发展到明代，小说、戏曲成为“一代之文学”，大放异彩，诞生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长篇剧作，而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散文就相形见绌，逊色多了。但是作为基本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依然在社会的变革中曲折发展，绵延不断，不但作家众多，而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明代晚期的散文（通常称为“晚明小品”），别开生面，成就卓然，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更是起到了荡涤流俗开新潮的作用。
明代文坛活跃着不少文学流派，在中后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文学的潮流，盛行文坛将近百年，影响很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他们认识到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成就和价值，并大加推崇，这本没问题，但是他们主张诗文创作也以此为标准、范式，模拟仿效，要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本来是想以此为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寻求新的出路，但“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一味拟古，陈陈相因，缺乏创新，难免掉入蹈袭的窠臼，势必束缚了自我的自由创作和文学的发展，以致造成“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的局面。这股潮流影响大，持续时间长，所以流弊也深远。袁宏道说他弟弟的作品，也没有完全摆脱“粉饰蹈袭”这种“近代文人气习”。 针对文坛这种沉闷僵化的局面，唐宋派作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正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说）等主张学习唐宋文以救其弊，认为“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归有光更是以《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真挚自然、清新朴质的佳作迎击了“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复古模拟文风。而在思想领域，王阳明心学影响之下，风云激荡，兴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思潮。杰出思想家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假道学，反对以孔子为是非标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大力倡导“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在专制主义与理学禁锢下的沉闷气氛中，“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李贽实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公安派”以及晚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贽曾长期在湖北麻城一带生活，广为交游，收徒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来自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即“公安三袁”）曾多次访晤李贽，成为忘年之交，并得读其《焚书》，深受教益，开始对流行的复古派的模拟文风有了自觉的疾恶和排斥。其中以袁宏道受影响最大，李贽去世后，还曾为其作《李温陵传》传颂之。袁宏道赴任苏州吴县县令后，又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年进士、时任长洲县令的湖南桃源人江盈科（字进之），两人诗酒唱和，酝酿文学革新主张。不久，袁宏道为袁中道刻印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就是在这篇序文中，袁宏道正式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树立起了“公安派”的大旗。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被称为“性灵说”，核心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它直承“童心说”，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禀赋和性情气质，不受任何现成的格式、套路的束缚限制，要有自己的独创和见解，“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世道改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与江进之》）。
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性灵说直指前后“七子”复古派模拟守旧、食古不化、千篇一律的流弊，给云雾笼罩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为改变明代文风、恢复文学生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钱谦益总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公安派”以其崭新的理论和清新活泼、真气淋漓的创作实践，呼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成为晚明声势最为浩大的文学流派，开启了晚明文学新的潮流。其影响所及，从明末至清朝，甚至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余波尚在。
当然，《叙小修诗》虽然第一次亮出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但本文并非他们开宗立派的正式宣言，形式上还是一篇诗集的序言。序言有序言的文体要求，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借这篇序言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论。那么，文章是怎样借题发挥，提出“性灵说”的呢？
为他人诗文集作序，交代缘起、介绍评价其人其作等，都是应有之义。本文开篇即简略交代了收集刻印小修诗作的缘由。“散逸者多矣”，隐隐透露出小修洒脱不羁的个性 ；“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对弟弟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暗示了小修之诗的价值。
接着作者评述了小修的成长经历和创作道路，展现了小弟突出的文学才华与不同凡俗的个性。他“少也慧”，天赋极好，读书勤奋，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更可贵的是，他很早就对前人的陈规“自厌薄之，弃去”，而“独喜”儒家正统经籍以外的道家、佛家书籍，有着与时人迥异的文学趣味，这涵养了他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
“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志向高远，“的然以豪杰自命”，不愿受世俗规矩的束缚，漫游天下，性情不断得到陶冶，“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这样一个锐意进取、超群脱俗、率真不羁、个性鲜明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性灵”十足的人吗？
先有其人，方有其诗，论人是为了论诗。作者在叙述中着力突出了小修个性为人，彰显其“性灵”，用意正是为了蓄势推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既是对小修诗歌特点的精到评价与总结，也是作者创作主张的高度概括。这是袁宏道文学核心理论的首次展示，标志着“公安派”的正式形成。
然而毕竟从漫天密布的复古风气中脱身出来，难免还沾染了一些毛病，所以“其間有佳处，亦有疵处”。但是作者却“极喜其疵处”，因为其中没有“粉饰蹈袭”的流弊，而是“多本色独造语”，洋溢着独异的个性，表现了真性情。而所谓“佳处”却有这个弊病，还不完全合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标尺，而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作者点出“近代文人”之贻害不浅，悄然把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前后七子”这些复古派，引出了下文对他们集中猛烈的抨击。
其实，作者对复古派的批评在开头不久就已初露锋芒。他前文说小修少年时期仿效古人之作就达到了与今之文士“无以异也”的水平，但他对这一套陈腔滥调很早就自觉地“厌薄之，弃去”，而“今之文士”却抱残守缺，“矜重以垂不朽”，居然连一个少年都不如！对比反衬之下，足见“今之文士”的昏庸不堪，讥刺之意十足。“今之文士”也就是“近代文人”，作者早已找准论敌，待到亮出旗帜，便以此为理论武器，对准复古派开始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 “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第二段開头作者劈头一句感叹，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复古派祸害文坛的可悲局面。他们标榜“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不但自身“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毫无创新，毫无个性，而且自命不凡、横行文坛，“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以至于把文坛搞得格调低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接着作者连用四个反问，凌厉出击，句句见血。这四句分两层，前两句摆事实，雄辩地指出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成就辉煌，完全不是模仿前人的结果。两句逼问，犹如釜底抽薪，抽去复古派立论的根基，让它根本站不住脚，一下子把它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后两句用假设推理，反过来逆推：“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它们的存在是顺应时代、戛戛独造的结果。“剿袭模拟”从来就没有出路，复古派却奉为圭臬，可见多么荒谬，其后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四句反问，一气而下，气势如虹，把复古派批驳得体无完肤。
破旧是为了立新，在给予“七子”致命打击后，作者正面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发展的理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文随时变，推陈出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变化创新形式和内容， “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展现新的风貌，新的气象。这样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得以流传。
因此，作者又以“且夫”二字递进一层，指出作品的存废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作品能否流传，取决于它是“孤行”还是“雷同”。“孤行”的就是富有独创、富有个性、“必不可无”的，“虽欲废焉而不能”；相反，“雷同”的就是囿于格套、千人一面的模仿之作。因此他断定“今之诗文不传矣”，“七子”诗文虽热闹一时，却注定短命。倒是那些大多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民间歌谣，因为是“无闻无识”、根本不知格套为何物的“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反而会得以流传。对清新活泼、质朴本色的民歌的热情赞许，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空前重视和大胆肯定，是“公安派”的另一大贡献，而这种见识和勇气，则来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自信。
通过评述小修其人其作引出对复古派的批驳，再通过批判复古派，袁宏道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因时而变；二是“独抒性灵”，表现性情和个性；三是重视民间通俗文学。但行文至此，似有旁逸斜出之嫌，序文的任务还没完成，于是作者又回过头来以小修为例，具体阐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含义。
作为对第一段的回应与补充，作者进一步概述了小修命途多舛的命运遭际、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轻财率性的豪爽性格、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揭示了他“多感慨”“多愁”的真实感情世界。他把“贫病无聊之苦”这些真情实感“发之于诗”，真实自然地袒露出来，“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令人“读而悲之”。
作者总结说，这样的诗歌就是“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的“真诗”，而“真诗”，是“可传”的。作者由此完成了对小修诗歌的最终评价和价值判断，也进一步解释了“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的原因。小修的“真诗”表现了他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个性和情感，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生动具体的写照和例证。
但是第一段说道，按照流行的观点，小修诗作“有佳处，亦有疵处”。那么“疵”在何处呢？原来有人心中固守着儒家的中庸诗教模式，“犹以太露病之”，批评他的诗歌太直露，任情任性，“每每若哭若骂”，不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标准。作者前文虽已表明，人以为疵者，他却以为佳，但并没有正面予以批驳。此时理论的大旗也已树起，是予以坚决回击的时候了。首先，作者认为创作须“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以“达”为目的，即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把思想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才有“真诗”，所以“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若哭若骂”又何妨？接着作者以古人尊为“经”的《离骚》为例，指出屈原满腔的悲愤之情，“皆明示唾骂”，表现得“忿怼之极”，哪里有所谓的“怨而不伤”这一套？这丝毫无损《离骚》的伟大。况且，“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言下之意是说，这本是人之常情，如果不能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岂不是如李贽说的“以假人言假言”吗？
作者最后说，楚地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养育了“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风”，“楚风”又培育了楚人；屈原和“公安三袁”都是楚地人，楚人及其作品就是这种风格，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层，作者的感情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言辞激烈，语气急切，连用气势逼人的反问句，一气而下，如怒涛奔泻，威猛有力。表面上看，这是针对守旧文人对小修诗歌“太露”歪论的驳斥，承前文之意继续阐明小修之诗的特点和价值；往深处说，这是作者对复古派扼杀个性、颠倒是非、祸害文风的愤怒讨伐和彻底清算，故而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不容置辩，给人以痛打落水狗的痛快之感。
总而言之，正如魏中林教授所言：“这篇叙不独以卓越的理论识见显示了对小修诗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又可称得上公安派的树帜之作。”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其间屡次辞官，或漫游，或隐居。曾问学李贽，颇受其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反对模拟复古，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成为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字伯修）、弟袁中道（字小修）均工诗能文，并称“公安三袁”，以袁宏道成就最高。作品收集在《袁中郎全集》中。
原文
叙小修诗①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②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③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④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⑥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⑦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⑧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⑨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⑩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 1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1 2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1 3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 4
注释
1叙：同“序”，序言。这里作动词。小修：即作者弟弟袁中道，字小修。本文为袁宏道为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
2黄山：指公安县境内的黄山。几：将近。刻画：精细的描摹。饤饾（dìnɡ dòu）：将食品堆叠在盘中，摆设出来，比喻诗文的堆砌、杂凑。傅以相如、太冲之法：指模仿司马相如、左思创作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傅，附和、跟随。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都是著名辞赋家。
3注疏：泛指注释。疏，本指对经书注解的注释。西方之书：指佛经典籍。教外之语：教外别传之语，指禅宗语录之类。
4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shǐ）之与群而不相属（zhǔ）也：意思是，他有四方之志，不愿像鹿猪一样总是与家人聚在一起，局限于小家之中。鹿豕之与群，语出《孔丛子·儒服》：“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豕，猪。相属，相类。尾行：跟随，走在后面。居：相处。
5性灵：指真实的思想情感、个性志趣等。格套：固定的模式、套路。
6粉饰：比喻过分雕饰文辞。蹈袭：因袭，因循，走别人走过的路。
7剿袭：同“抄袭”，剽窃，因袭照搬。模拟：模仿。影响步趋：都是模仿的意思。影响，如影相随、如响应声。步趋，效仿，亦步亦趋。野狐外道：即“野狐禅”，禅宗对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8升降：指盛衰兴亡。不可以优劣论：不能以好坏来评定。
9闾阎：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民间。《擘破玉》《打草竿》：明代万历年间流行的民歌曲调。
1 0樽节：抑制、约束。贫复不任贫：贫困却又不能安于贫困。任，听任，放任。
1 1或者：有人。犹以太露病之：还是以诗文太过浅露来诟病他。曾：竟，却。达：指准确地表情达意。何露之有：有什么浅露呢？
1 2忿怼（duì）：怨恨。党人偷乐：语出《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党人，指政治上结成朋党的人。偷乐，苟且偷安。众女谣诼：语出《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众女，比喻楚怀王身边的小人。谣诼，造谣毁谤。不揆中情，信谗齌（jì）怒：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不揆，不察。中情，内情，本心。齌怒，暴怒。怨而不伤：怨恨而不显露痛苦。《论语》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儒家诗教强调节制情感、温柔敦厚的中庸原则，作者认为情之所至，不必刻意克制情感的抒发。
1 3反覆：反复。不暇择音：无暇顾及用语、措辞。宁有：岂有。
1 4劲质：指风格质朴有力。峭急：严厉急躁。楚风：楚地、楚人的风格，包括《离骚》所代表的传统的艺术风格。
参考译文
我弟弟小修的诗歌，散失的太多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了。我担心这些诗歌又会散失，所以把它们刻印出来。弟弟从小就很聪慧，十岁多就创作了《黄山》《雪》两篇赋作，将近五千字。虽然不是太好，然而描摹刻画、堆砌辞藻，再学习司马相如、左思作赋那种铺张扬厉的写法，比起当今文士那些矜持庄重想要流传不朽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可弟弟自己对此十分厌恶，便扔下了。他唯独喜欢读老子、庄周、列御寇几家的著作，他都自己作注解，其中多有言外之趣；又旁及佛家典籍和教外别传之语，极力钻研探究。长大后，器量愈加壮阔，见识更加开朗，鲜明地以豪杰自命，想要与当世豪杰为友。他看待常人与家人的长相厮守，如同鹿猪总是群聚在一起一样，他不是这类人；他看待那些浅薄鄙陋之人，如同牛马跟随在后面，一天也不能跟他们相处。于是泛舟于长江之上，驰马奔走塞外，遍览燕、赵、齐、鲁、吴、越这些地方，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半个天下，而他的诗文也因此一天天长进。他的诗文大都独立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为固定的格式套路所束缚，如果不是从自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就不愿下笔写作。有时感情与境遇契合激发，能片刻下笔千言，犹如江流东泻，令人心动着迷。他的诗文之中有优点，也有瑕疵，有优点自是不必待言，即使是瑕疵之处也多质朴自然自我独创的语言。可是我却极为喜欢他诗文的瑕疵之处，这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好的地方，還不能避免矫饰雕琢和沿袭模仿的缺憾，还没能完全摆脱近代文人的风气习惯呀。
大概诗文到近代已变得卑弱极了，文章就想要以秦汉的为标准，诗歌则一定要以盛唐的为标准，抄袭模仿，亦步亦趋，看到某人有一句话与前人的不相似，就一齐指责，认为是没入门不得法的歪门邪道。却不知文章以秦汉为标准，而秦朝汉朝的人又何尝一字一句学习了《六经》呢？诗歌以盛唐为标准，盛唐人何尝一字一句模仿了汉魏的呢？只不过时代有盛衰兴亡，可是方法并不沿袭不变，（每个时代的诗文）各自穷尽它的变化，各自尽情表现它的意趣，才因此而可贵，原本并不能以好坏来评定啊。况且世上的事物，独立存在的就一定不能没有，一定不能缺少，那么即使想要废弃它也办不到。雷同的却可以没有，可以没有，那么即使想要留存下来也无法办到。因此我说如今的诗文难以流传啊。其中一万篇中有一篇能流传下来的，或许就是现在民间妇女小孩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歌，像这样没有见闻学识的率真之人所创造的作品，所以多真实的心声，不效法汉魏，不模仿盛唐，而是听凭自然本性地产生、发展，还能够与人的喜怒哀乐爱好愿望相连通，这是值得高兴的。
我的弟弟因为不得志于时，所以多感慨；又生性喜欢豪华，不安于贫穷困窘；热爱生活，不耐寂寞。再多的钱，一到手就花光，所以总是贫穷困窘；又沉溺于游戏玩乐，不懂得约束，所以常常生病；贫困又不能安于贫困，疾病又不能听之任之，所以多忧愁。忧愁到了极点就吟诗，所以常常把贫病无奈的苦楚，抒发到诗歌当中，往往如哭如笑，充满了他哀叹人生、感慨失意的情感。我读了，为之感到悲伤。大概情感极为真实的语言，自然能让人感动，这就是真正的诗，是可以流传的。可是有人还是用太过直露来诟病他的诗文，却不知感情跟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字随着情感的产生而产生，只担心文字不能表达出感情，哪里有什么直露呢？况且《离骚》一诗，情感怨恨极了，（屈原对）勾结的朋党苟且偷安、众多的小人造谣诽谤、（楚怀王）不能体察自己的真心、听信谗言而暴怒，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加以唾骂，哪里有什么怨恨而不显露痛苦的呢？穷困愁苦的时候，痛哭流泪，语言颠倒反复，无暇顾及，这种哀怨不满，哪里有不伤心难过的呢？况且不同的地方干燥潮湿的情况就不一样，不同秉性的人会有刚强柔和的性格的不同。至于那刚劲朴质而多怨愤，严厉急躁而直白，这叫作楚人的风格，又有什么疑义的呢！
赏读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是人人熟知的诗论名作《论诗五首》（其二），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赵翼。作者高屋建瓴，放眼历史发展的长河，深刻地揭示了诗歌以及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因此文学创作不能因袭守旧，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大胆求变创新，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表现个性特点。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的形式、体裁如此，文学的内容、风格等也莫不如是。
历史总是在新与旧的交锋与更替中前进的，文学的长河也一样前潮后浪，激荡奔涌。 “初唐四杰”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都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更是因为主倡古文运动而被苏东坡赞为“文起八代之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文学发展到明代，小说、戏曲成为“一代之文学”，大放异彩，诞生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长篇剧作，而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散文就相形见绌，逊色多了。但是作为基本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依然在社会的变革中曲折发展，绵延不断，不但作家众多，而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明代晚期的散文（通常称为“晚明小品”），别开生面，成就卓然，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更是起到了荡涤流俗开新潮的作用。
明代文坛活跃着不少文学流派，在中后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文学的潮流，盛行文坛将近百年，影响很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他们认识到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成就和价值，并大加推崇，这本没问题，但是他们主张诗文创作也以此为标准、范式，模拟仿效，要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本来是想以此为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寻求新的出路，但“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一味拟古，陈陈相因，缺乏创新，难免掉入蹈袭的窠臼，势必束缚了自我的自由创作和文学的发展，以致造成“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的局面。这股潮流影响大，持续时间长，所以流弊也深远。袁宏道说他弟弟的作品，也没有完全摆脱“粉饰蹈袭”这种“近代文人气习”。 针对文坛这种沉闷僵化的局面，唐宋派作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正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说）等主张学习唐宋文以救其弊，认为“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归有光更是以《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真挚自然、清新朴质的佳作迎击了“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复古模拟文风。而在思想领域，王阳明心学影响之下，风云激荡，兴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思潮。杰出思想家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假道学，反对以孔子为是非标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大力倡导“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在专制主义与理学禁锢下的沉闷气氛中，“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李贽实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公安派”以及晚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贽曾长期在湖北麻城一带生活，广为交游，收徒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来自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即“公安三袁”）曾多次访晤李贽，成为忘年之交，并得读其《焚书》，深受教益，开始对流行的复古派的模拟文风有了自觉的疾恶和排斥。其中以袁宏道受影响最大，李贽去世后，还曾为其作《李温陵传》传颂之。袁宏道赴任苏州吴县县令后，又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年进士、时任长洲县令的湖南桃源人江盈科（字进之），两人诗酒唱和，酝酿文学革新主张。不久，袁宏道为袁中道刻印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就是在这篇序文中，袁宏道正式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树立起了“公安派”的大旗。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被称为“性灵说”，核心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它直承“童心说”，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禀赋和性情气质，不受任何现成的格式、套路的束缚限制，要有自己的独创和见解，“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世道改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与江进之》）。
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性灵说直指前后“七子”复古派模拟守旧、食古不化、千篇一律的流弊，给云雾笼罩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为改变明代文风、恢复文学生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钱谦益总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公安派”以其崭新的理论和清新活泼、真气淋漓的创作实践，呼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成为晚明声势最为浩大的文学流派，开启了晚明文学新的潮流。其影响所及，从明末至清朝，甚至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余波尚在。
当然，《叙小修诗》虽然第一次亮出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但本文并非他们开宗立派的正式宣言，形式上还是一篇诗集的序言。序言有序言的文体要求，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借这篇序言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论。那么，文章是怎样借题发挥，提出“性灵说”的呢？
为他人诗文集作序，交代缘起、介绍评价其人其作等，都是应有之义。本文开篇即简略交代了收集刻印小修诗作的缘由。“散逸者多矣”，隐隐透露出小修洒脱不羁的个性 ；“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对弟弟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暗示了小修之诗的价值。
接着作者评述了小修的成长经历和创作道路，展现了小弟突出的文学才华与不同凡俗的个性。他“少也慧”，天赋极好，读书勤奋，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更可贵的是，他很早就对前人的陈规“自厌薄之，弃去”，而“独喜”儒家正统经籍以外的道家、佛家书籍，有着与时人迥异的文学趣味，这涵养了他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
“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志向高远，“的然以豪杰自命”，不愿受世俗规矩的束缚，漫游天下，性情不断得到陶冶，“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这样一个锐意进取、超群脱俗、率真不羁、个性鲜明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性灵”十足的人吗？
先有其人，方有其诗，论人是为了论诗。作者在叙述中着力突出了小修个性为人，彰显其“性灵”，用意正是为了蓄势推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既是对小修诗歌特点的精到评价与总结，也是作者创作主张的高度概括。这是袁宏道文学核心理论的首次展示，标志着“公安派”的正式形成。
然而毕竟从漫天密布的复古风气中脱身出来，难免还沾染了一些毛病，所以“其間有佳处，亦有疵处”。但是作者却“极喜其疵处”，因为其中没有“粉饰蹈袭”的流弊，而是“多本色独造语”，洋溢着独异的个性，表现了真性情。而所谓“佳处”却有这个弊病，还不完全合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标尺，而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作者点出“近代文人”之贻害不浅，悄然把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前后七子”这些复古派，引出了下文对他们集中猛烈的抨击。
其实，作者对复古派的批评在开头不久就已初露锋芒。他前文说小修少年时期仿效古人之作就达到了与今之文士“无以异也”的水平，但他对这一套陈腔滥调很早就自觉地“厌薄之，弃去”，而“今之文士”却抱残守缺，“矜重以垂不朽”，居然连一个少年都不如！对比反衬之下，足见“今之文士”的昏庸不堪，讥刺之意十足。“今之文士”也就是“近代文人”，作者早已找准论敌，待到亮出旗帜，便以此为理论武器，对准复古派开始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 “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第二段開头作者劈头一句感叹，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复古派祸害文坛的可悲局面。他们标榜“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不但自身“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毫无创新，毫无个性，而且自命不凡、横行文坛，“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以至于把文坛搞得格调低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接着作者连用四个反问，凌厉出击，句句见血。这四句分两层，前两句摆事实，雄辩地指出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成就辉煌，完全不是模仿前人的结果。两句逼问，犹如釜底抽薪，抽去复古派立论的根基，让它根本站不住脚，一下子把它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后两句用假设推理，反过来逆推：“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它们的存在是顺应时代、戛戛独造的结果。“剿袭模拟”从来就没有出路，复古派却奉为圭臬，可见多么荒谬，其后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四句反问，一气而下，气势如虹，把复古派批驳得体无完肤。
破旧是为了立新，在给予“七子”致命打击后，作者正面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发展的理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文随时变，推陈出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变化创新形式和内容， “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展现新的风貌，新的气象。这样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得以流传。
因此，作者又以“且夫”二字递进一层，指出作品的存废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作品能否流传，取决于它是“孤行”还是“雷同”。“孤行”的就是富有独创、富有个性、“必不可无”的，“虽欲废焉而不能”；相反，“雷同”的就是囿于格套、千人一面的模仿之作。因此他断定“今之诗文不传矣”，“七子”诗文虽热闹一时，却注定短命。倒是那些大多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民间歌谣，因为是“无闻无识”、根本不知格套为何物的“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反而会得以流传。对清新活泼、质朴本色的民歌的热情赞许，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空前重视和大胆肯定，是“公安派”的另一大贡献，而这种见识和勇气，则来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自信。
通过评述小修其人其作引出对复古派的批驳，再通过批判复古派，袁宏道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因时而变；二是“独抒性灵”，表现性情和个性；三是重视民间通俗文学。但行文至此，似有旁逸斜出之嫌，序文的任务还没完成，于是作者又回过头来以小修为例，具体阐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含义。
作为对第一段的回应与补充，作者进一步概述了小修命途多舛的命运遭际、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轻财率性的豪爽性格、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揭示了他“多感慨”“多愁”的真实感情世界。他把“贫病无聊之苦”这些真情实感“发之于诗”，真实自然地袒露出来，“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令人“读而悲之”。
作者总结说，这样的诗歌就是“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的“真诗”，而“真诗”，是“可传”的。作者由此完成了对小修诗歌的最终评价和价值判断，也进一步解释了“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的原因。小修的“真诗”表现了他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个性和情感，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生动具体的写照和例证。
但是第一段说道，按照流行的观点，小修诗作“有佳处，亦有疵处”。那么“疵”在何处呢？原来有人心中固守着儒家的中庸诗教模式，“犹以太露病之”，批评他的诗歌太直露，任情任性，“每每若哭若骂”，不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标准。作者前文虽已表明，人以为疵者，他却以为佳，但并没有正面予以批驳。此时理论的大旗也已树起，是予以坚决回击的时候了。首先，作者认为创作须“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以“达”为目的，即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把思想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才有“真诗”，所以“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若哭若骂”又何妨？接着作者以古人尊为“经”的《离骚》为例，指出屈原满腔的悲愤之情，“皆明示唾骂”，表现得“忿怼之极”，哪里有所谓的“怨而不伤”这一套？这丝毫无损《离骚》的伟大。况且，“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言下之意是说，这本是人之常情，如果不能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岂不是如李贽说的“以假人言假言”吗？
作者最后说，楚地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养育了“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风”，“楚风”又培育了楚人；屈原和“公安三袁”都是楚地人，楚人及其作品就是这种风格，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层，作者的感情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言辞激烈，语气急切，连用气势逼人的反问句，一气而下，如怒涛奔泻，威猛有力。表面上看，这是针对守旧文人对小修诗歌“太露”歪论的驳斥，承前文之意继续阐明小修之诗的特点和价值；往深处说，这是作者对复古派扼杀个性、颠倒是非、祸害文风的愤怒讨伐和彻底清算，故而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不容置辩，给人以痛打落水狗的痛快之感。
总而言之，正如魏中林教授所言：“这篇叙不独以卓越的理论识见显示了对小修诗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又可称得上公安派的树帜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