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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其间屡次辞官,或漫游,或隐居。曾问学李贽,颇受其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反对模拟复古,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成为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字伯修)、弟袁中道(字小修)均工诗能文,并称“公安三袁”,以袁宏道成就最高。作品收集在《袁中郎全集》中。
叙小修诗①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②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③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④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⑥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⑦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⑧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⑨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⑩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 1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1 2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1 3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 4
1叙:同“序”,序言。这里作动词。小修:即作者弟弟袁中道,字小修。本文为袁宏道为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
2黄山:指公安县境内的黄山。几:将近。刻画:精细的描摹。饤饾(dìnɡ dòu):将食品堆叠在盘中,摆设出来,比喻诗文的堆砌、杂凑。傅以相如、太冲之法:指模仿司马相如、左思创作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傅,附和、跟随。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都是著名辞赋家。
3注疏:泛指注释。疏,本指对经书注解的注释。西方之书:指佛经典籍。教外之语:教外别传之语,指禅宗语录之类。
4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shǐ)之与群而不相属(zhǔ)也:意思是,他有四方之志,不愿像鹿猪一样总是与家人聚在一起,局限于小家之中。鹿豕之与群,语出《孔丛子·儒服》:“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豕,猪。相属,相类。尾行:跟随,走在后面。居:相处。
5性灵:指真实的思想情感、个性志趣等。格套:固定的模式、套路。
6粉饰:比喻过分雕饰文辞。蹈袭:因袭,因循,走别人走过的路。
7剿袭:同“抄袭”,剽窃,因袭照搬。模拟:模仿。影响步趋:都是模仿的意思。影响,如影相随、如响应声。步趋,效仿,亦步亦趋。野狐外道:即“野狐禅”,禅宗对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8升降:指盛衰兴亡。不可以优劣论:不能以好坏来评定。
9闾阎: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民间。《擘破玉》《打草竿》:明代万历年间流行的民歌曲调。
1 0樽节:抑制、约束。贫复不任贫:贫困却又不能安于贫困。任,听任,放任。
1 1或者:有人。犹以太露病之:还是以诗文太过浅露来诟病他。曾:竟,却。达:指准确地表情达意。何露之有:有什么浅露呢?
1 2忿怼(duì):怨恨。党人偷乐:语出《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党人,指政治上结成朋党的人。偷乐,苟且偷安。众女谣诼:语出《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众女,比喻楚怀王身边的小人。谣诼,造谣毁谤。不揆中情,信谗齌(jì)怒: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不揆,不察。中情,内情,本心。齌怒,暴怒。怨而不伤:怨恨而不显露痛苦。《论语》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儒家诗教强调节制情感、温柔敦厚的中庸原则,作者认为情之所至,不必刻意克制情感的抒发。
1 3反覆:反复。不暇择音:无暇顾及用语、措辞。宁有:岂有。
1 4劲质:指风格质朴有力。峭急:严厉急躁。楚风:楚地、楚人的风格,包括《离骚》所代表的传统的艺术风格。
我弟弟小修的诗歌,散失的太多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了。我担心这些诗歌又会散失,所以把它们刻印出来。弟弟从小就很聪慧,十岁多就创作了《黄山》《雪》两篇赋作,将近五千字。虽然不是太好,然而描摹刻画、堆砌辞藻,再学习司马相如、左思作赋那种铺张扬厉的写法,比起当今文士那些矜持庄重想要流传不朽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可弟弟自己对此十分厌恶,便扔下了。他唯独喜欢读老子、庄周、列御寇几家的著作,他都自己作注解,其中多有言外之趣;又旁及佛家典籍和教外别传之语,极力钻研探究。长大后,器量愈加壮阔,见识更加开朗,鲜明地以豪杰自命,想要与当世豪杰为友。他看待常人与家人的长相厮守,如同鹿猪总是群聚在一起一样,他不是这类人;他看待那些浅薄鄙陋之人,如同牛马跟随在后面,一天也不能跟他们相处。于是泛舟于长江之上,驰马奔走塞外,遍览燕、赵、齐、鲁、吴、越这些地方,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半个天下,而他的诗文也因此一天天长进。他的诗文大都独立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为固定的格式套路所束缚,如果不是从自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就不愿下笔写作。有时感情与境遇契合激发,能片刻下笔千言,犹如江流东泻,令人心动着迷。他的诗文之中有优点,也有瑕疵,有优点自是不必待言,即使是瑕疵之处也多质朴自然自我独创的语言。可是我却极为喜欢他诗文的瑕疵之处,这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好的地方,還不能避免矫饰雕琢和沿袭模仿的缺憾,还没能完全摆脱近代文人的风气习惯呀。
大概诗文到近代已变得卑弱极了,文章就想要以秦汉的为标准,诗歌则一定要以盛唐的为标准,抄袭模仿,亦步亦趋,看到某人有一句话与前人的不相似,就一齐指责,认为是没入门不得法的歪门邪道。却不知文章以秦汉为标准,而秦朝汉朝的人又何尝一字一句学习了《六经》呢?诗歌以盛唐为标准,盛唐人何尝一字一句模仿了汉魏的呢?只不过时代有盛衰兴亡,可是方法并不沿袭不变,(每个时代的诗文)各自穷尽它的变化,各自尽情表现它的意趣,才因此而可贵,原本并不能以好坏来评定啊。况且世上的事物,独立存在的就一定不能没有,一定不能缺少,那么即使想要废弃它也办不到。雷同的却可以没有,可以没有,那么即使想要留存下来也无法办到。因此我说如今的诗文难以流传啊。其中一万篇中有一篇能流传下来的,或许就是现在民间妇女小孩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歌,像这样没有见闻学识的率真之人所创造的作品,所以多真实的心声,不效法汉魏,不模仿盛唐,而是听凭自然本性地产生、发展,还能够与人的喜怒哀乐爱好愿望相连通,这是值得高兴的。
我的弟弟因为不得志于时,所以多感慨;又生性喜欢豪华,不安于贫穷困窘;热爱生活,不耐寂寞。再多的钱,一到手就花光,所以总是贫穷困窘;又沉溺于游戏玩乐,不懂得约束,所以常常生病;贫困又不能安于贫困,疾病又不能听之任之,所以多忧愁。忧愁到了极点就吟诗,所以常常把贫病无奈的苦楚,抒发到诗歌当中,往往如哭如笑,充满了他哀叹人生、感慨失意的情感。我读了,为之感到悲伤。大概情感极为真实的语言,自然能让人感动,这就是真正的诗,是可以流传的。可是有人还是用太过直露来诟病他的诗文,却不知感情跟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字随着情感的产生而产生,只担心文字不能表达出感情,哪里有什么直露呢?况且《离骚》一诗,情感怨恨极了,(屈原对)勾结的朋党苟且偷安、众多的小人造谣诽谤、(楚怀王)不能体察自己的真心、听信谗言而暴怒,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加以唾骂,哪里有什么怨恨而不显露痛苦的呢?穷困愁苦的时候,痛哭流泪,语言颠倒反复,无暇顾及,这种哀怨不满,哪里有不伤心难过的呢?况且不同的地方干燥潮湿的情况就不一样,不同秉性的人会有刚强柔和的性格的不同。至于那刚劲朴质而多怨愤,严厉急躁而直白,这叫作楚人的风格,又有什么疑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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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是人人熟知的诗论名作《论诗五首》(其二),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赵翼。作者高屋建瓴,放眼历史发展的长河,深刻地揭示了诗歌以及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因此文学创作不能因袭守旧,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大胆求变创新,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表现个性特点。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的形式、体裁如此,文学的内容、风格等也莫不如是。
历史总是在新与旧的交锋与更替中前进的,文学的长河也一样前潮后浪,激荡奔涌。 “初唐四杰”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都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更是因为主倡古文运动而被苏东坡赞为“文起八代之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文学发展到明代,小说、戏曲成为“一代之文学”,大放异彩,诞生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长篇剧作,而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散文就相形见绌,逊色多了。但是作为基本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依然在社会的变革中曲折发展,绵延不断,不但作家众多,而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明代晚期的散文(通常称为“晚明小品”),别开生面,成就卓然,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更是起到了荡涤流俗开新潮的作用。
明代文坛活跃着不少文学流派,在中后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文学的潮流,盛行文坛将近百年,影响很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他们认识到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成就和价值,并大加推崇,这本没问题,但是他们主张诗文创作也以此为标准、范式,模拟仿效,要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本来是想以此为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寻求新的出路,但“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一味拟古,陈陈相因,缺乏创新,难免掉入蹈袭的窠臼,势必束缚了自我的自由创作和文学的发展,以致造成“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的局面。这股潮流影响大,持续时间长,所以流弊也深远。袁宏道说他弟弟的作品,也没有完全摆脱“粉饰蹈袭”这种“近代文人气习”。 针对文坛这种沉闷僵化的局面,唐宋派作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正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说)等主张学习唐宋文以救其弊,认为“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归有光更是以《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真挚自然、清新朴质的佳作迎击了“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复古模拟文风。而在思想领域,王阳明心学影响之下,风云激荡,兴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思潮。杰出思想家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假道学,反对以孔子为是非标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大力倡导“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在专制主义与理学禁锢下的沉闷气氛中,“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李贽实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公安派”以及晚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贽曾长期在湖北麻城一带生活,广为交游,收徒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来自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即“公安三袁”)曾多次访晤李贽,成为忘年之交,并得读其《焚书》,深受教益,开始对流行的复古派的模拟文风有了自觉的疾恶和排斥。其中以袁宏道受影响最大,李贽去世后,还曾为其作《李温陵传》传颂之。袁宏道赴任苏州吴县县令后,又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年进士、时任长洲县令的湖南桃源人江盈科(字进之),两人诗酒唱和,酝酿文学革新主张。不久,袁宏道为袁中道刻印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就是在这篇序文中,袁宏道正式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树立起了“公安派”的大旗。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被称为“性灵说”,核心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它直承“童心说”,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禀赋和性情气质,不受任何现成的格式、套路的束缚限制,要有自己的独创和见解,“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世道改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与江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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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性灵说直指前后“七子”复古派模拟守旧、食古不化、千篇一律的流弊,给云雾笼罩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为改变明代文风、恢复文学生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钱谦益总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公安派”以其崭新的理论和清新活泼、真气淋漓的创作实践,呼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成为晚明声势最为浩大的文学流派,开启了晚明文学新的潮流。其影响所及,从明末至清朝,甚至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余波尚在。
当然,《叙小修诗》虽然第一次亮出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但本文并非他们开宗立派的正式宣言,形式上还是一篇诗集的序言。序言有序言的文体要求,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借这篇序言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论。那么,文章是怎样借题发挥,提出“性灵说”的呢?
为他人诗文集作序,交代缘起、介绍评价其人其作等,都是应有之义。本文开篇即简略交代了收集刻印小修诗作的缘由。“散逸者多矣”,隐隐透露出小修洒脱不羁的个性 ;“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对弟弟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暗示了小修之诗的价值。
接着作者评述了小修的成长经历和创作道路,展现了小弟突出的文学才华与不同凡俗的个性。他“少也慧”,天赋极好,读书勤奋,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更可贵的是,他很早就对前人的陈规“自厌薄之,弃去”,而“独喜”儒家正统经籍以外的道家、佛家书籍,有着与时人迥异的文学趣味,这涵养了他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
“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志向高远,“的然以豪杰自命”,不愿受世俗规矩的束缚,漫游天下,性情不断得到陶冶,“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这样一个锐意进取、超群脱俗、率真不羁、个性鲜明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性灵”十足的人吗?
先有其人,方有其诗,论人是为了论诗。作者在叙述中着力突出了小修个性为人,彰显其“性灵”,用意正是为了蓄势推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既是对小修诗歌特点的精到评价与总结,也是作者创作主张的高度概括。这是袁宏道文学核心理论的首次展示,标志着“公安派”的正式形成。
然而毕竟从漫天密布的复古风气中脱身出来,难免还沾染了一些毛病,所以“其間有佳处,亦有疵处”。但是作者却“极喜其疵处”,因为其中没有“粉饰蹈袭”的流弊,而是“多本色独造语”,洋溢着独异的个性,表现了真性情。而所谓“佳处”却有这个弊病,还不完全合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标尺,而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作者点出“近代文人”之贻害不浅,悄然把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前后七子”这些复古派,引出了下文对他们集中猛烈的抨击。
其实,作者对复古派的批评在开头不久就已初露锋芒。他前文说小修少年时期仿效古人之作就达到了与今之文士“无以异也”的水平,但他对这一套陈腔滥调很早就自觉地“厌薄之,弃去”,而“今之文士”却抱残守缺,“矜重以垂不朽”,居然连一个少年都不如!对比反衬之下,足见“今之文士”的昏庸不堪,讥刺之意十足。“今之文士”也就是“近代文人”,作者早已找准论敌,待到亮出旗帜,便以此为理论武器,对准复古派开始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 “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第二段開头作者劈头一句感叹,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复古派祸害文坛的可悲局面。他们标榜“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不但自身“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毫无创新,毫无个性,而且自命不凡、横行文坛,“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以至于把文坛搞得格调低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接着作者连用四个反问,凌厉出击,句句见血。这四句分两层,前两句摆事实,雄辩地指出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成就辉煌,完全不是模仿前人的结果。两句逼问,犹如釜底抽薪,抽去复古派立论的根基,让它根本站不住脚,一下子把它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后两句用假设推理,反过来逆推:“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它们的存在是顺应时代、戛戛独造的结果。“剿袭模拟”从来就没有出路,复古派却奉为圭臬,可见多么荒谬,其后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四句反问,一气而下,气势如虹,把复古派批驳得体无完肤。
破旧是为了立新,在给予“七子”致命打击后,作者正面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发展的理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文随时变,推陈出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变化创新形式和内容, “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展现新的风貌,新的气象。这样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得以流传。
因此,作者又以“且夫”二字递进一层,指出作品的存废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作品能否流传,取决于它是“孤行”还是“雷同”。“孤行”的就是富有独创、富有个性、“必不可无”的,“虽欲废焉而不能”;相反,“雷同”的就是囿于格套、千人一面的模仿之作。因此他断定“今之诗文不传矣”,“七子”诗文虽热闹一时,却注定短命。倒是那些大多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民间歌谣,因为是“无闻无识”、根本不知格套为何物的“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反而会得以流传。对清新活泼、质朴本色的民歌的热情赞许,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空前重视和大胆肯定,是“公安派”的另一大贡献,而这种见识和勇气,则来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自信。
通过评述小修其人其作引出对复古派的批驳,再通过批判复古派,袁宏道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因时而变;二是“独抒性灵”,表现性情和个性;三是重视民间通俗文学。但行文至此,似有旁逸斜出之嫌,序文的任务还没完成,于是作者又回过头来以小修为例,具体阐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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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第一段的回应与补充,作者进一步概述了小修命途多舛的命运遭际、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轻财率性的豪爽性格、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揭示了他“多感慨”“多愁”的真实感情世界。他把“贫病无聊之苦”这些真情实感“发之于诗”,真实自然地袒露出来,“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令人“读而悲之”。
作者总结说,这样的诗歌就是“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的“真诗”,而“真诗”,是“可传”的。作者由此完成了对小修诗歌的最终评价和价值判断,也进一步解释了“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的原因。小修的“真诗”表现了他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个性和情感,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生动具体的写照和例证。
但是第一段说道,按照流行的观点,小修诗作“有佳处,亦有疵处”。那么“疵”在何处呢?原来有人心中固守着儒家的中庸诗教模式,“犹以太露病之”,批评他的诗歌太直露,任情任性,“每每若哭若骂”,不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标准。作者前文虽已表明,人以为疵者,他却以为佳,但并没有正面予以批驳。此时理论的大旗也已树起,是予以坚决回击的时候了。首先,作者认为创作须“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以“达”为目的,即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把思想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才有“真诗”,所以“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若哭若骂”又何妨?接着作者以古人尊为“经”的《离骚》为例,指出屈原满腔的悲愤之情,“皆明示唾骂”,表现得“忿怼之极”,哪里有所谓的“怨而不伤”这一套?这丝毫无损《离骚》的伟大。况且,“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言下之意是说,这本是人之常情,如果不能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岂不是如李贽说的“以假人言假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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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说,楚地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养育了“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风”,“楚风”又培育了楚人;屈原和“公安三袁”都是楚地人,楚人及其作品就是这种风格,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层,作者的感情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言辞激烈,语气急切,连用气势逼人的反问句,一气而下,如怒涛奔泻,威猛有力。表面上看,这是针对守旧文人对小修诗歌“太露”歪论的驳斥,承前文之意继续阐明小修之诗的特点和价值;往深处说,这是作者对复古派扼杀个性、颠倒是非、祸害文风的愤怒讨伐和彻底清算,故而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不容置辩,给人以痛打落水狗的痛快之感。
总而言之,正如魏中林教授所言:“这篇叙不独以卓越的理论识见显示了对小修诗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又可称得上公安派的树帜之作。”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其间屡次辞官,或漫游,或隐居。曾问学李贽,颇受其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反对模拟复古,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成为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字伯修)、弟袁中道(字小修)均工诗能文,并称“公安三袁”,以袁宏道成就最高。作品收集在《袁中郎全集》中。
原文
叙小修诗①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②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③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④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⑥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⑦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⑧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⑨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⑩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 1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1 2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1 3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 4
注释
1叙:同“序”,序言。这里作动词。小修:即作者弟弟袁中道,字小修。本文为袁宏道为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言。
2黄山:指公安县境内的黄山。几:将近。刻画:精细的描摹。饤饾(dìnɡ dòu):将食品堆叠在盘中,摆设出来,比喻诗文的堆砌、杂凑。傅以相如、太冲之法:指模仿司马相如、左思创作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傅,附和、跟随。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都是著名辞赋家。
3注疏:泛指注释。疏,本指对经书注解的注释。西方之书:指佛经典籍。教外之语:教外别传之语,指禅宗语录之类。
4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shǐ)之与群而不相属(zhǔ)也:意思是,他有四方之志,不愿像鹿猪一样总是与家人聚在一起,局限于小家之中。鹿豕之与群,语出《孔丛子·儒服》:“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豕,猪。相属,相类。尾行:跟随,走在后面。居:相处。
5性灵:指真实的思想情感、个性志趣等。格套:固定的模式、套路。
6粉饰:比喻过分雕饰文辞。蹈袭:因袭,因循,走别人走过的路。
7剿袭:同“抄袭”,剽窃,因袭照搬。模拟:模仿。影响步趋:都是模仿的意思。影响,如影相随、如响应声。步趋,效仿,亦步亦趋。野狐外道:即“野狐禅”,禅宗对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8升降:指盛衰兴亡。不可以优劣论:不能以好坏来评定。
9闾阎: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民间。《擘破玉》《打草竿》:明代万历年间流行的民歌曲调。
1 0樽节:抑制、约束。贫复不任贫:贫困却又不能安于贫困。任,听任,放任。
1 1或者:有人。犹以太露病之:还是以诗文太过浅露来诟病他。曾:竟,却。达:指准确地表情达意。何露之有:有什么浅露呢?
1 2忿怼(duì):怨恨。党人偷乐:语出《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党人,指政治上结成朋党的人。偷乐,苟且偷安。众女谣诼:语出《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众女,比喻楚怀王身边的小人。谣诼,造谣毁谤。不揆中情,信谗齌(jì)怒: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不揆,不察。中情,内情,本心。齌怒,暴怒。怨而不伤:怨恨而不显露痛苦。《论语》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儒家诗教强调节制情感、温柔敦厚的中庸原则,作者认为情之所至,不必刻意克制情感的抒发。
1 3反覆:反复。不暇择音:无暇顾及用语、措辞。宁有:岂有。
1 4劲质:指风格质朴有力。峭急:严厉急躁。楚风:楚地、楚人的风格,包括《离骚》所代表的传统的艺术风格。
参考译文
我弟弟小修的诗歌,散失的太多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了。我担心这些诗歌又会散失,所以把它们刻印出来。弟弟从小就很聪慧,十岁多就创作了《黄山》《雪》两篇赋作,将近五千字。虽然不是太好,然而描摹刻画、堆砌辞藻,再学习司马相如、左思作赋那种铺张扬厉的写法,比起当今文士那些矜持庄重想要流传不朽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可弟弟自己对此十分厌恶,便扔下了。他唯独喜欢读老子、庄周、列御寇几家的著作,他都自己作注解,其中多有言外之趣;又旁及佛家典籍和教外别传之语,极力钻研探究。长大后,器量愈加壮阔,见识更加开朗,鲜明地以豪杰自命,想要与当世豪杰为友。他看待常人与家人的长相厮守,如同鹿猪总是群聚在一起一样,他不是这类人;他看待那些浅薄鄙陋之人,如同牛马跟随在后面,一天也不能跟他们相处。于是泛舟于长江之上,驰马奔走塞外,遍览燕、赵、齐、鲁、吴、越这些地方,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半个天下,而他的诗文也因此一天天长进。他的诗文大都独立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为固定的格式套路所束缚,如果不是从自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就不愿下笔写作。有时感情与境遇契合激发,能片刻下笔千言,犹如江流东泻,令人心动着迷。他的诗文之中有优点,也有瑕疵,有优点自是不必待言,即使是瑕疵之处也多质朴自然自我独创的语言。可是我却极为喜欢他诗文的瑕疵之处,这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好的地方,還不能避免矫饰雕琢和沿袭模仿的缺憾,还没能完全摆脱近代文人的风气习惯呀。
大概诗文到近代已变得卑弱极了,文章就想要以秦汉的为标准,诗歌则一定要以盛唐的为标准,抄袭模仿,亦步亦趋,看到某人有一句话与前人的不相似,就一齐指责,认为是没入门不得法的歪门邪道。却不知文章以秦汉为标准,而秦朝汉朝的人又何尝一字一句学习了《六经》呢?诗歌以盛唐为标准,盛唐人何尝一字一句模仿了汉魏的呢?只不过时代有盛衰兴亡,可是方法并不沿袭不变,(每个时代的诗文)各自穷尽它的变化,各自尽情表现它的意趣,才因此而可贵,原本并不能以好坏来评定啊。况且世上的事物,独立存在的就一定不能没有,一定不能缺少,那么即使想要废弃它也办不到。雷同的却可以没有,可以没有,那么即使想要留存下来也无法办到。因此我说如今的诗文难以流传啊。其中一万篇中有一篇能流传下来的,或许就是现在民间妇女小孩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歌,像这样没有见闻学识的率真之人所创造的作品,所以多真实的心声,不效法汉魏,不模仿盛唐,而是听凭自然本性地产生、发展,还能够与人的喜怒哀乐爱好愿望相连通,这是值得高兴的。
我的弟弟因为不得志于时,所以多感慨;又生性喜欢豪华,不安于贫穷困窘;热爱生活,不耐寂寞。再多的钱,一到手就花光,所以总是贫穷困窘;又沉溺于游戏玩乐,不懂得约束,所以常常生病;贫困又不能安于贫困,疾病又不能听之任之,所以多忧愁。忧愁到了极点就吟诗,所以常常把贫病无奈的苦楚,抒发到诗歌当中,往往如哭如笑,充满了他哀叹人生、感慨失意的情感。我读了,为之感到悲伤。大概情感极为真实的语言,自然能让人感动,这就是真正的诗,是可以流传的。可是有人还是用太过直露来诟病他的诗文,却不知感情跟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字随着情感的产生而产生,只担心文字不能表达出感情,哪里有什么直露呢?况且《离骚》一诗,情感怨恨极了,(屈原对)勾结的朋党苟且偷安、众多的小人造谣诽谤、(楚怀王)不能体察自己的真心、听信谗言而暴怒,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加以唾骂,哪里有什么怨恨而不显露痛苦的呢?穷困愁苦的时候,痛哭流泪,语言颠倒反复,无暇顾及,这种哀怨不满,哪里有不伤心难过的呢?况且不同的地方干燥潮湿的情况就不一样,不同秉性的人会有刚强柔和的性格的不同。至于那刚劲朴质而多怨愤,严厉急躁而直白,这叫作楚人的风格,又有什么疑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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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是人人熟知的诗论名作《论诗五首》(其二),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赵翼。作者高屋建瓴,放眼历史发展的长河,深刻地揭示了诗歌以及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因此文学创作不能因袭守旧,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大胆求变创新,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表现个性特点。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的形式、体裁如此,文学的内容、风格等也莫不如是。
历史总是在新与旧的交锋与更替中前进的,文学的长河也一样前潮后浪,激荡奔涌。 “初唐四杰”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都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更是因为主倡古文运动而被苏东坡赞为“文起八代之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文学发展到明代,小说、戏曲成为“一代之文学”,大放异彩,诞生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长篇剧作,而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散文就相形见绌,逊色多了。但是作为基本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依然在社会的变革中曲折发展,绵延不断,不但作家众多,而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明代晚期的散文(通常称为“晚明小品”),别开生面,成就卓然,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更是起到了荡涤流俗开新潮的作用。
明代文坛活跃着不少文学流派,在中后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文学的潮流,盛行文坛将近百年,影响很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他们认识到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成就和价值,并大加推崇,这本没问题,但是他们主张诗文创作也以此为标准、范式,模拟仿效,要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本来是想以此为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寻求新的出路,但“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一味拟古,陈陈相因,缺乏创新,难免掉入蹈袭的窠臼,势必束缚了自我的自由创作和文学的发展,以致造成“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的局面。这股潮流影响大,持续时间长,所以流弊也深远。袁宏道说他弟弟的作品,也没有完全摆脱“粉饰蹈袭”这种“近代文人气习”。 针对文坛这种沉闷僵化的局面,唐宋派作家唐顺之、王慎中、茅坤(正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说)等主张学习唐宋文以救其弊,认为“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归有光更是以《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真挚自然、清新朴质的佳作迎击了“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复古模拟文风。而在思想领域,王阳明心学影响之下,风云激荡,兴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思潮。杰出思想家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假道学,反对以孔子为是非标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大力倡导“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在专制主义与理学禁锢下的沉闷气氛中,“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李贽实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公安派”以及晚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贽曾长期在湖北麻城一带生活,广为交游,收徒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来自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即“公安三袁”)曾多次访晤李贽,成为忘年之交,并得读其《焚书》,深受教益,开始对流行的复古派的模拟文风有了自觉的疾恶和排斥。其中以袁宏道受影响最大,李贽去世后,还曾为其作《李温陵传》传颂之。袁宏道赴任苏州吴县县令后,又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年进士、时任长洲县令的湖南桃源人江盈科(字进之),两人诗酒唱和,酝酿文学革新主张。不久,袁宏道为袁中道刻印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就是在这篇序文中,袁宏道正式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树立起了“公安派”的大旗。
袁宏道的文学理论被称为“性灵说”,核心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它直承“童心说”,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禀赋和性情气质,不受任何现成的格式、套路的束缚限制,要有自己的独创和见解,“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世道改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与江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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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性灵说直指前后“七子”复古派模拟守旧、食古不化、千篇一律的流弊,给云雾笼罩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为改变明代文风、恢复文学生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钱谦益总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公安派”以其崭新的理论和清新活泼、真气淋漓的创作实践,呼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成为晚明声势最为浩大的文学流派,开启了晚明文学新的潮流。其影响所及,从明末至清朝,甚至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余波尚在。
当然,《叙小修诗》虽然第一次亮出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但本文并非他们开宗立派的正式宣言,形式上还是一篇诗集的序言。序言有序言的文体要求,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借这篇序言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论。那么,文章是怎样借题发挥,提出“性灵说”的呢?
为他人诗文集作序,交代缘起、介绍评价其人其作等,都是应有之义。本文开篇即简略交代了收集刻印小修诗作的缘由。“散逸者多矣”,隐隐透露出小修洒脱不羁的个性 ;“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对弟弟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暗示了小修之诗的价值。
接着作者评述了小修的成长经历和创作道路,展现了小弟突出的文学才华与不同凡俗的个性。他“少也慧”,天赋极好,读书勤奋,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更可贵的是,他很早就对前人的陈规“自厌薄之,弃去”,而“独喜”儒家正统经籍以外的道家、佛家书籍,有着与时人迥异的文学趣味,这涵养了他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
“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志向高远,“的然以豪杰自命”,不愿受世俗规矩的束缚,漫游天下,性情不断得到陶冶,“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这样一个锐意进取、超群脱俗、率真不羁、个性鲜明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性灵”十足的人吗?
先有其人,方有其诗,论人是为了论诗。作者在叙述中着力突出了小修个性为人,彰显其“性灵”,用意正是为了蓄势推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既是对小修诗歌特点的精到评价与总结,也是作者创作主张的高度概括。这是袁宏道文学核心理论的首次展示,标志着“公安派”的正式形成。
然而毕竟从漫天密布的复古风气中脱身出来,难免还沾染了一些毛病,所以“其間有佳处,亦有疵处”。但是作者却“极喜其疵处”,因为其中没有“粉饰蹈袭”的流弊,而是“多本色独造语”,洋溢着独异的个性,表现了真性情。而所谓“佳处”却有这个弊病,还不完全合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标尺,而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作者点出“近代文人”之贻害不浅,悄然把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前后七子”这些复古派,引出了下文对他们集中猛烈的抨击。
其实,作者对复古派的批评在开头不久就已初露锋芒。他前文说小修少年时期仿效古人之作就达到了与今之文士“无以异也”的水平,但他对这一套陈腔滥调很早就自觉地“厌薄之,弃去”,而“今之文士”却抱残守缺,“矜重以垂不朽”,居然连一个少年都不如!对比反衬之下,足见“今之文士”的昏庸不堪,讥刺之意十足。“今之文士”也就是“近代文人”,作者早已找准论敌,待到亮出旗帜,便以此为理论武器,对准复古派开始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 “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第二段開头作者劈头一句感叹,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复古派祸害文坛的可悲局面。他们标榜“文则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不但自身“剿袭模拟,影响步趋”,毫无创新,毫无个性,而且自命不凡、横行文坛,“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以至于把文坛搞得格调低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接着作者连用四个反问,凌厉出击,句句见血。这四句分两层,前两句摆事实,雄辩地指出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成就辉煌,完全不是模仿前人的结果。两句逼问,犹如釜底抽薪,抽去复古派立论的根基,让它根本站不住脚,一下子把它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后两句用假设推理,反过来逆推:“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它们的存在是顺应时代、戛戛独造的结果。“剿袭模拟”从来就没有出路,复古派却奉为圭臬,可见多么荒谬,其后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四句反问,一气而下,气势如虹,把复古派批驳得体无完肤。
破旧是为了立新,在给予“七子”致命打击后,作者正面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发展的理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文随时变,推陈出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变化创新形式和内容, “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展现新的风貌,新的气象。这样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得以流传。
因此,作者又以“且夫”二字递进一层,指出作品的存废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作品能否流传,取决于它是“孤行”还是“雷同”。“孤行”的就是富有独创、富有个性、“必不可无”的,“虽欲废焉而不能”;相反,“雷同”的就是囿于格套、千人一面的模仿之作。因此他断定“今之诗文不传矣”,“七子”诗文虽热闹一时,却注定短命。倒是那些大多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民间歌谣,因为是“无闻无识”、根本不知格套为何物的“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反而会得以流传。对清新活泼、质朴本色的民歌的热情赞许,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空前重视和大胆肯定,是“公安派”的另一大贡献,而这种见识和勇气,则来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自信。
通过评述小修其人其作引出对复古派的批驳,再通过批判复古派,袁宏道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因时而变;二是“独抒性灵”,表现性情和个性;三是重视民间通俗文学。但行文至此,似有旁逸斜出之嫌,序文的任务还没完成,于是作者又回过头来以小修为例,具体阐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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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第一段的回应与补充,作者进一步概述了小修命途多舛的命运遭际、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轻财率性的豪爽性格、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揭示了他“多感慨”“多愁”的真实感情世界。他把“贫病无聊之苦”这些真情实感“发之于诗”,真实自然地袒露出来,“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令人“读而悲之”。
作者总结说,这样的诗歌就是“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的“真诗”,而“真诗”,是“可传”的。作者由此完成了对小修诗歌的最终评价和价值判断,也进一步解释了“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的原因。小修的“真诗”表现了他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个性和情感,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生动具体的写照和例证。
但是第一段说道,按照流行的观点,小修诗作“有佳处,亦有疵处”。那么“疵”在何处呢?原来有人心中固守着儒家的中庸诗教模式,“犹以太露病之”,批评他的诗歌太直露,任情任性,“每每若哭若骂”,不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标准。作者前文虽已表明,人以为疵者,他却以为佳,但并没有正面予以批驳。此时理论的大旗也已树起,是予以坚决回击的时候了。首先,作者认为创作须“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以“达”为目的,即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把思想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才有“真诗”,所以“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若哭若骂”又何妨?接着作者以古人尊为“经”的《离骚》为例,指出屈原满腔的悲愤之情,“皆明示唾骂”,表现得“忿怼之极”,哪里有所谓的“怨而不伤”这一套?这丝毫无损《离骚》的伟大。况且,“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言下之意是说,这本是人之常情,如果不能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岂不是如李贽说的“以假人言假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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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说,楚地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养育了“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风”,“楚风”又培育了楚人;屈原和“公安三袁”都是楚地人,楚人及其作品就是这种风格,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层,作者的感情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言辞激烈,语气急切,连用气势逼人的反问句,一气而下,如怒涛奔泻,威猛有力。表面上看,这是针对守旧文人对小修诗歌“太露”歪论的驳斥,承前文之意继续阐明小修之诗的特点和价值;往深处说,这是作者对复古派扼杀个性、颠倒是非、祸害文风的愤怒讨伐和彻底清算,故而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不容置辩,给人以痛打落水狗的痛快之感。
总而言之,正如魏中林教授所言:“这篇叙不独以卓越的理论识见显示了对小修诗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又可称得上公安派的树帜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