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七十岁了，她四五十岁那段，我曾为之效力六年。此前最辉煌时，她的月订数近四十万册，今天看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在“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一点都不夸张。据说老作家李宏林的小说《大海作证》刊出后，曾出现过读者排队争购那期《鸭绿江》的盛况。
　　1986年夏我从东北师大读研毕业后，先分到省作协创研部。年轻人喜欢扎堆凑热闹，我很快就和斜对门《鸭绿江》的“少壮派”们混熟了。那时刁斗头发还在，还很俊朗，言谈举止和着装还比较规范，离写下“洁白的雪花飞满天”那首歌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刁铁军”还不太远。他一度负责的二编室除开小说什么都编，但后来他除开小说什么都不在乎了。
　　那时张颖（女真）冬天还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呢，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李敬泽是上下届，和他一样，也是她们家乡的文科状元。她刚做一编室主任时才二十几岁，时常组来小说名家的稿子，又善读自然来稿，用简约的评语把一篇篇稿子的优缺点说透。当年时兴的机关交谊舞会上，她也总是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那时李黎还梳着精精神神的小短发，没戴上红边近视镜呢。也许因为张学良的大青楼里有太多文学大汉吧，她最初给我的印象如同今天看电视突然调到了高清频道，人物一下子就清新起来。她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手里常有天津小说家的稿子（没白在那儿呆一回），歌唱得很好，即使鼻子受到季节困扰时也还是。
　　那时一编室的另一位主任刘元举午饭后必须轰轰烈烈地打上一个钟头的乒乓球，大剂量地组稿、编稿、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照顾爱女仍无法耗尽他过盛的精力。
　　那时散文和评论编辑宁珍志的藏书量在年轻一代中已可称霸，连买书出手够重的刁斗都略逊一筹。小宁（如今的老宁）对书籍版本的鉴赏力也高，我们提到的书他全了如指掌：“这个版本译得不错”，“那本书印得差点”……他甚至藏有两套杨绛的经典译著《堂吉诃德》，后来送给我一套，我也把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一部长篇小说回赠与他。
　　1990年我调入《鸭绿江》时，持续十几年的文学热渐呈颓势了，杂志已由市区内最大最好的印刷厂转至铁岭一家中型印刷厂，纸张也不如原先那么白亮挺括了。可那仍然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岁月，那时我们正年少，主编迟松年、副主编童玉云、于成全等老同志都还没我们现在老呢。
　　刁铁军已彻底变成刁斗，夏天常穿着旖旎的红色无袖薄纱衫，牛仔短裤和拖鞋，能记住好多拗口的外国小说家的全名，编稿之余喜欢像捧碗吃饭的山西农民，蹲在编辑部的旧沙发上侃某部外国小说。你最好别另起炉灶，否则他会不客气地对你那本书说：“我不喜欢。”


　　诗人柳沄不久也成了《鸭绿江》的诗歌编辑，1992年春省作协从大帅府搬到省军区招待所后，我和他分到一个办公室。他几次和我聊起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让只跟小说厮混的我暗自惭愧，自此也开始买和读起诗集来。你们谁听过诗人柳沄歌唱？现在我告诉你们，他是会唱歌的，虽然只唱一句，在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向另一间办公室的当口。他要去的地方再远点，会不会多唱一句呢？反正我们听到的永远是：“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
　　“稿源”这个词就像“学苗”，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在《鸭绿江》那六年里，我曾外出向众多文学名家组过稿，最远的有湖北的方方，四川的裘山山，陕西的陈忠实（正在乡间为当时谁也不知道的《白鹿原》收尾，他淳朴的妻子接待的我）、路遥（被《平凡的世界》劳累得边大口吃面，边大口喘气）、京夫，还有上海的格非（先是以华东师大中文系英俊的青年教师刘勇的名义接待我）、金宇澄、孙甘露、陈村、吴亮、李劼，北京的王蒙（我是他分室接待的若干访客中的一位）、刘心武、刘震云、朱晓平等，但记得只有王蒙和刘心武寄来过随笔之类的小稿，其他人大都没给过稿子。该受责怪的是我还是《鸭绿江》还是他们？都不是。他们都是好作家，写大部头已用去太多时间，数量有限的中小作品也几乎全被京、沪几家大刊物和各自家乡的刊物包下了，不满意的东西又不会拿来敷衍我们。但他们态度都很诚恳：“以后有机会争取合作！”
　　谁不愿意发名家稿子（哪怕并不出色）啊？可没有他们的稿子，也不能把《鸭绿江》晾在那儿呀。你必须练就一双慧眼，练就在众多文学后生和自然来稿中沙里淘金的能耐，把后起之秀甚至无名小卒一点点助推成文学名家。那才叫真本事，也正是边地办刊人的骄傲所在。
　　七十岁老话讲叫“古稀之年”，而如果用联合国对年龄段的最新划分（这很可能是个美好的玩笑），《鸭绿江》才刚刚步入中年。当年我们都为她流过汗，争过光，她也造就并养育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昔日的“少壮派”们今天已接连退役，但仍长存怀旧和感恩之心，目送她继续远行，祝福她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