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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清史,特别是研究清史,离不开档案文书。而徽州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就与当地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有关。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契约文书,比较著名的如福建闽北的明清契约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香港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苗族山林契约等。但还没有一个区域的民间文书有徽州文书那样数量庞大、历时长久且内容丰富。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关注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徽州文书大规模的发现,曾被有的学者称作是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即明清宫廷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在明清时代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一般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的卖山地契(抄白),这其实应当指的是契约。如果包括其他档案,根据安徽档案学者的看法,现存最早的徽州档案还要更早。具体说来,就目前已收藏的徽州档案而言,可以分为抄件和原件两种:如果是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的谕祭抄件。若论原件,最早年代的是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家祭龙简。
从公元10世纪起一直到1949年以后,历朝历代的徽州文书几乎都有遗存,其时间跨度长达千年以上。以往有的学者认为,最晚的徽州文书是1949年的契约。其实,根据近年来的诸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档案文书,有不少因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代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书”的范畴。
一
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除了主要保存在私人手中外,还有的是保存于宗祠、文会以及各种会组织的管理者手中。
徽州民间保管文书档案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悬梁,另一种是窖藏。悬梁也就是将文书档案用厚布包扎,悬挂在房屋中梁之上,这样既可防盗,又便于通风和防止霉变。而窖藏则是将文书档案用铁盒装好,藏在墙壁夹层暗室或地窖里,里面长年洒上厚厚的石灰粉防潮。每隔一段时间,再用芝麻秆烧烟来熏虫,以防止档案虫蛀霉变(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6～27页)。
随着时代的变迁,私人收藏和各类组织保存的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在这些文书档案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大概是书画、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有关的抄本。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曾经说过:
歙县自宋元明迄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
上述的“古今名迹”,即包括书画、尺牍。目前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就是现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时期(清代光绪年间)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的外流。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亦即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
最早认识到徽州民间文献重要性的是画家黄宾虹。清末民初,他和书画收藏家邓实一起,编辑出版了四十辑的《美术丛书》,其中,就收录有徽州民间的一些抄本,如清代太平天国前后歙县潭渡人黄崇惺的《草心楼读画集》。1931年,黄宾虹在与许承尧的信中就指出:“各村族谱家乘,有裨参考国史,当较他处为夥,可约同志共成之。”他自己曾注意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如宗谱、家信稿底、先德日记和抄本等,1936年,他还希望将来能创建一所大型的博物馆(如“黄山博物院”),以供大众观瞻。不过,黄宾虹当时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的收集、整理上, 1948年,他在一封信中曾询问友人说:“敝箧尚有徽歙先哲书画数十件,沪上有无兜销之处?”可见,黄宾虹本人甚至也从事徽州书画的买卖。因此,尽管黄宾虹曾倡导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其中也包括徽州档案文书,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可能比较有限。真正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是他的朋友许承尧。
许承尧是安徽现代最为著名的学者、方志学家和诗人,他主编的民国《歙县志》,被公认为是一部徽州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他个人所编的《歙事闲谭》则是一部以辑录文献为主,兼有记述、议论和考证,旨在全面展示徽歙地区历史文化状况的史料长编。
许承尧是徽州歙县唐模村人,唐模地处歙县西乡,明清以来这一带极为富庶,商贾云集,文献丰富。如果说黄宾虹在倡导搜集徽州乡土史料方面功不可没的话,那么,许承尧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实践者。
1935年,许承尧由上海返回徽州歙县,当年他收到杭州复初斋书肆的书目一册,看见上面有清初黄生(黄琯)《植芝堂今体诗选》抄本一册,价格相当便宜,他怀疑这是歙县潭渡“白山先生”的遗著,白山先生是康熙年间歙县潭渡著名的文人,著有《重订潭滨杂志》等。于是就赶忙写信前往邮购,不久,他收到这部书,的确是白山先生的手笔,感到非常高兴。由此来看,当时社会上人对于徽州文书抄本似乎仍然不太重视,所以价格才会相当便宜。但这也说明,当时徽州的一些旧藏,已流落到杭州等一些大城市。
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像许承尧先生这样独具慧眼的人,才会去大批收集徽州的历史文献。他所编的《歙事闲谭》,正是以其对徽州乡土历史文献的大量收集为基础。他收集的这些徽州文献,新中国成立后都归入安徽省博物馆。
除了杭州外,一些徽州文献也流往南京等地。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南京就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历史学家方豪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70年代撰写了十数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
二
新中国成立后,徽州的艺术品继续流失到上海等城市。1951年,黄宾虹在《与王任之》信中就指出:“家乡先哲名迹,沪友谈及不少,发现精品,俱为有力者捷得。”当时,徽州书画古董陆陆续续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在徽州当地,屯溪是中心,当地也有一些书籍字画的买卖。
在50年代,徽州的一些书籍字画价格相当便宜。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采访原徽州某县博物馆馆长。在采访中,该馆长提到了一件事,说50年代时,当地的废品收购站中收到一幅画,让博物馆派人去看看,老馆长看完后,觉得似乎有点价值,于是就与废品收购站的负责人商量,能否出点钱转让给博物馆收藏。废品收购站的人想了想,说:好啊!这样吧,我们收到这件废品时是两块钱,你们如果要,我们就加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三块钱成交。在做这个电视采访时,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有位老专家正在该馆,根据他的鉴定,这幅画是件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是在故宫博物院,现在单单是修整一下,就需一万多元钱,其真正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当时的字画等艺术品尚不值钱,徽州文书自然也没有多少人重视。
在大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稍后的政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废弃,或化为纸浆,或用以制作鞭炮。郑振铎先生曾讲过一件今天听来像是笑话的往事:皖南的炮仗铺往往是将明代白绵纸印刷的书籍撕成碎条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成的鞭炮,燃放时会特别地响。于是,许多珍贵的民间档案,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难逃厄运。
后经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呼吁,这批徽州文书受到了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1956年9月,屯溪新华书店下设一个古籍书店,专门收购徽州文书,由古籍书店直接,或者是经过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1962年,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先生写有《关于抓紧收集徽州地区发现的档案文书给中央档案馆负责同志的信函》,该信目前保留在安徽省档案馆,信中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徽州档案文书的重视。
从屯溪流向全国的徽州文书,被不少单位所购买。其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成为此后徽州文书收藏的主要单位,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徽州学研究的进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徽州文书的收藏以及研究,成为国内徽州文书研究的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文书陆续被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一次大规模的发现。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先生的估计,已被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国内收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约有二十万件(册)。由于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分类及统计,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有人对此存有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作为粗略的一项估计,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反映了徽州文书的规模。
目前,国内许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中,都或多或少收藏有一些与徽州相关的档案文书,以至于有人甚至略显夸张地提出“无徽不成馆”的说法(这个“馆”不是徽菜馆或徽面馆的馆,而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的馆)。譬如,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典藏古籍中,都有不少徽州文书,其具体的数量,则有待于日后确切的调查。这些文书,应当也是五六十年代收集到的。
在50年代,除了单位的大批收购外,可能也有一些私人收藏家到徽州收集。笔者手藏的《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抄本,共两册,从书中所夹的一张小纸条中得知,这是1952年一位绍兴人(可能是个书商或藏书家)在安徽歙县从一个姓汪的人手中买来的。从抄本的内容判断,汪氏可能是徽商后裔。在清代,徽商出于贸易的需要,对于政策法规、各地的关榷税例都非常重视,所以有不少商业文书抄本都是徽商根据自己的需要摘录而成的。当然,这册《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是一部相当全面的著作,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著中,尚未见到有人提及或利用过这个本子,因此,该两册抄本应当是海内孤本,对于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根据现在徽州屯溪老街上一些上了年纪的书商回忆,五六十年代,外地书商有不少也到屯溪来购书,但由于屯溪新华书店是地方政府指定的图书经销单位,老街上的一些书商收到好书,即使想卖给外地的书商也很困难。再加上当时徽州文书抄本在一般人眼中并不值钱,私人收藏家或书商到皖南收集徽州文书抄本的情况可能还比较罕见。因此,类似于上述绍兴人到歙县购买《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抄本这样的例子可能并不太多。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大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各大收藏机构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不过,民间在拆房、建筑施工中,在墙缝、地窖中经常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这些资料陆续被文物部门征购。
三
此处所说的“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也受到更多的重视。
80年代比较成规模的徽州文书之发现,是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史料的发现。芳坑位于歙县南乡,这一带至迟至明代中叶起商业就相当发达。江氏茶商在道光以前主要是在广州从事外销茶的经营,道光以后转往上海。江氏茶商文书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徽商家族文书,遗留下数百本账簿、数千封商业信函以及札记、竹枝词和其他实物,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价值也非常之高。不过,由于江氏茶商后裔生活窘迫,所以这批文书已陆续流散到各处,据说有一部分被黄山市档案馆、歙县档案馆和歙县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因此,对于芳坑江氏茶商文书,其总体面貌究竟如何现在已不甚了了,比较完整的原件或复印件是否存在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利用还远非充分。
除了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之外,近二十年来,在徽州还发现了不少其他的文书。尤其是随着近二十年来大陆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收藏热”的升温,徽州文书的流向更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仍在民间的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是个谁也无法估计的数目,但对于学界而言,这些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机构和个人都收集到为数可观的文书史料。譬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目前即典藏有一万余件(册)的契约文书。其中,以单张的契约占绝大多数,稿本、抄本及刻本亦有一定数量。这批文书资料,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得以创建的一个资料基础。而在屯溪当地,黄山学院(原黄山市高等专科学校)也收藏有一批徽州文书。
与此同时,大批的徽州文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海内外旧书市场,这使得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也积聚了不少的档案文书。据我所知,皖南的不少书商每月都定期编制书目,寄给全国各地的收藏家(据著名画家黄宾虹透露,这种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如此)。因此,目前各类著名拍卖会上的旧书文献,以来自徽州者为数最多。近年出版的由田涛、[美]宋格文(Hugh T.Scogin. Jr.)和郑秦编著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一书,就是私人藏品的一次公开展示。其中所收录者,徽州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有一套《故纸堆》,作者是深圳的私人收藏家鲍传江,其中有大批的文书出自徽州。根据我多年的接触了解,类似的私人收藏家或书商在国内尚不乏其人。
翻阅《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故纸堆》之类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如果不是田涛、鲍传江等人的长年收集,加上出版界的合作,我们可能看不到目前的这些徽州文书。相比于近年来许多文书被一些公藏机构收集后却从此不见天日的情形来说,这还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件幸事(尽管上述作者编辑这些书的出发点或许并不完全在此)。忧的则是许多原本成系统的文书已被永远地分割,如婺源庆源詹氏文书、岭脚墨商詹彦文墨商文书、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家族文书、苏氏盐商资料、黟县史氏家族文书等,应仍有不少不知已流落到了何处。这些文书,有的被私人收藏者所收藏,有的则成为家居或饭店的装饰品。数年前,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曾介绍古董收藏,说用古代的执照等装饰家居,是小康之家的一种时尚。而我的确也曾在上海豫园附近的某饭店中,看到挂在墙上作为装饰的徽州文书。由此可见,有不少徽州文书已流向学术界以外的领域。
四
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为了从事苏北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我曾到明清徽州盐商的故乡歙县作实地调查。在昔日两淮盐务总商程氏家族所在的歙县岑山渡村口,一位农民大概误以为我是前来收购古玩的“城里人”,竭力怂恿我到他家去看看。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跟他走。现在想来,当时显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想到徽州民间还会有史料遗存,所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和兴趣。但在此后数年里,我不得不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懊悔不已——程氏家族的一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在屯溪老街、浙江绍兴以及上海等处出现,尽管是些已被他人挑剩,为书商、收藏家乃至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视作“垃圾”的东西,但在我眼里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着实让人震惊!不久,我在屯溪老街古玩店中买到了一部线装《歙县岑山渡程氏支谱》,该书应当就属于程氏家族文书之一种,类似的刊本,管见所及,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有藏(相比之下,抄本的内容更为原始),对于研究清代徽州盐商极具价值。从此,我便留心于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我在屯溪老街瞎逛时,正好碰上一位到古玩店中兜售旧书的书贩,当时,店主极不耐烦地将之赶出。我见状上前挡住书贩一看,原来是薄薄十数册的抄本,粗略一翻,那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批文书资料,它生动地勾勒出了皖浙交界处一个徽州山乡的社会生活,此类较为完整、全面反映农村生活的资料,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于是马上掏钱将之悉数买下。后来,我将这批资料定名为“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并很快利用这批文书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与会学者对徽州民间文献的关注和兴趣。
当时,在皖南的旧书店和地摊上,纸头(指契约文书)的价钱远比抄本要贵得多,无论是书商还是收藏家、学者都对契约文书情有独钟,但旧抄本却很少有人留心,至少不在他们的重点收集范围(这一点,不少学者或许也与先前的我一样,根本没有想到民间还会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这主要是因为对契约文书的探讨,尤其是土地契约的研究,一向是史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土地契约就备受重视,而且,国内各收藏机构中的藏品,绝大部分主要也都是土地契约文书。其实,在我看来,通常情况下,就提供历史信息完整、系统的程度来看,各类抄本的价值远远高于契约文书散件。
稍后不久,我碰上了一批较为系统的文书——那是歙县北乡上丰的宋氏家族文书。上丰宋氏和岑山渡程氏,都是清代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该家族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从事盐业、典当、茶叶等诸多行业,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该家族成员冒险运送淮盐,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种种迹象表明,上丰宋氏家族的文书规模应当相当不小,可能并不亚于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资料,可惜的是已被书商小贩分割,卖给不少人,到我看到这批资料时,大概时人认为珍贵的都已被挑走(其中有的邮封现登载于《中国邮票史》),剩下的都是书商和收藏家所认为的“垃圾”。然而,就在这批“垃圾”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几册徽州盐商的日记,对我而言,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发现!……
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皖南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农村面貌多所改观,在房屋改造等基建中,陆续有大批民间文献出现,如前述由安徽学者发现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的。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徽商旧家的文献整批整批地流落到书商手中,这些书商,将其中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拣出来,如名人字画、大龙邮票、明代税票等,而将那些抄本扔在家中角落中,作为无人肯买的“垃圾”处理。其实,就在这些“垃圾”中,有许多是极为珍稀的文献。譬如,明清商业书和商人书的研究,是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很多研究都以日本公藏机构收藏的商业书和商人书为对象。1997～1998年我在日本学术访问期间,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到一部《杂货便览》,这是一部以华北为中心编纂的商业书抄本,我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用数码摄像机将这部善本拍下带回国内。但后来在徽州,我竟在类似于前述的“垃圾”中陆续发现数十部相近内容的抄本。令人心痛的是,在我接触到徽州文书之前,书商们将名人信函和珍贵的信封留下卖钱,而将普通人的书信悉数焚毁,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无名小辈的家庭琐事,没有多少价值,更卖不出价钱。其实,由于皖南是商贾之乡,纯粹的务农之家几乎没有,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与商业有关,与外界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普通民众的情感档案中,实际上有不少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业人脉、商况市景以及家乡和侨寓地的风土人情、天气收成,等等,这些,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譬如,我在皖南的一个旧书店中看到过一箱的书信原件,其中有将一年的书信粘成一卷的,共有十几卷,计两三千张。据摊主说,这批书信经过好几位书商转手,很多人(包括有些公藏机构的研究者)都看过,但没有人曾表现出兴趣。当时我粗略一翻,便感觉这应是清代的商业书信,后来仔细一看,竟然是晚清黟县西递胡氏的书信原件!现在,西递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皖南古村落之一,这批书信原件对于进一步发掘徽州文化的深刻内涵,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根据通行的看法,徽州文书并非古董,它不像书画、瓷器等艺术品那样直观,但它在民间收藏中的文化含量最高。据说,从前复旦大学有位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因对日后的生活充满疑虑,预先设计过自己的前程,认为将来如果丢了饭碗,开个旧书店应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个中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旧书的价值,端赖于个人的眼光,需要专业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徽州文书抄本的情况,实际上也与此相类似。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参加过收集徽州文书的人不少,但既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又通过田野调查大规模收集民间文书的人似乎并不多见。而我以为,只有将收集和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徽州文书的价值所在,收集到更有价值的徽州文书。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近十年来我所收集到一万数千件(册)徽州文书,也就成了该领域颇具特色的一批收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学术前景。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契约文书,比较著名的如福建闽北的明清契约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香港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苗族山林契约等。但还没有一个区域的民间文书有徽州文书那样数量庞大、历时长久且内容丰富。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关注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徽州文书大规模的发现,曾被有的学者称作是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即明清宫廷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在明清时代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一般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的卖山地契(抄白),这其实应当指的是契约。如果包括其他档案,根据安徽档案学者的看法,现存最早的徽州档案还要更早。具体说来,就目前已收藏的徽州档案而言,可以分为抄件和原件两种:如果是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的谕祭抄件。若论原件,最早年代的是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家祭龙简。
从公元10世纪起一直到1949年以后,历朝历代的徽州文书几乎都有遗存,其时间跨度长达千年以上。以往有的学者认为,最晚的徽州文书是1949年的契约。其实,根据近年来的诸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档案文书,有不少因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代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书”的范畴。
一
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除了主要保存在私人手中外,还有的是保存于宗祠、文会以及各种会组织的管理者手中。
徽州民间保管文书档案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悬梁,另一种是窖藏。悬梁也就是将文书档案用厚布包扎,悬挂在房屋中梁之上,这样既可防盗,又便于通风和防止霉变。而窖藏则是将文书档案用铁盒装好,藏在墙壁夹层暗室或地窖里,里面长年洒上厚厚的石灰粉防潮。每隔一段时间,再用芝麻秆烧烟来熏虫,以防止档案虫蛀霉变(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6～27页)。
随着时代的变迁,私人收藏和各类组织保存的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在这些文书档案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大概是书画、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有关的抄本。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曾经说过:
歙县自宋元明迄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
上述的“古今名迹”,即包括书画、尺牍。目前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就是现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时期(清代光绪年间)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的外流。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亦即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
最早认识到徽州民间文献重要性的是画家黄宾虹。清末民初,他和书画收藏家邓实一起,编辑出版了四十辑的《美术丛书》,其中,就收录有徽州民间的一些抄本,如清代太平天国前后歙县潭渡人黄崇惺的《草心楼读画集》。1931年,黄宾虹在与许承尧的信中就指出:“各村族谱家乘,有裨参考国史,当较他处为夥,可约同志共成之。”他自己曾注意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如宗谱、家信稿底、先德日记和抄本等,1936年,他还希望将来能创建一所大型的博物馆(如“黄山博物院”),以供大众观瞻。不过,黄宾虹当时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的收集、整理上, 1948年,他在一封信中曾询问友人说:“敝箧尚有徽歙先哲书画数十件,沪上有无兜销之处?”可见,黄宾虹本人甚至也从事徽州书画的买卖。因此,尽管黄宾虹曾倡导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其中也包括徽州档案文书,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可能比较有限。真正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是他的朋友许承尧。
许承尧是安徽现代最为著名的学者、方志学家和诗人,他主编的民国《歙县志》,被公认为是一部徽州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他个人所编的《歙事闲谭》则是一部以辑录文献为主,兼有记述、议论和考证,旨在全面展示徽歙地区历史文化状况的史料长编。
许承尧是徽州歙县唐模村人,唐模地处歙县西乡,明清以来这一带极为富庶,商贾云集,文献丰富。如果说黄宾虹在倡导搜集徽州乡土史料方面功不可没的话,那么,许承尧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实践者。
1935年,许承尧由上海返回徽州歙县,当年他收到杭州复初斋书肆的书目一册,看见上面有清初黄生(黄琯)《植芝堂今体诗选》抄本一册,价格相当便宜,他怀疑这是歙县潭渡“白山先生”的遗著,白山先生是康熙年间歙县潭渡著名的文人,著有《重订潭滨杂志》等。于是就赶忙写信前往邮购,不久,他收到这部书,的确是白山先生的手笔,感到非常高兴。由此来看,当时社会上人对于徽州文书抄本似乎仍然不太重视,所以价格才会相当便宜。但这也说明,当时徽州的一些旧藏,已流落到杭州等一些大城市。
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像许承尧先生这样独具慧眼的人,才会去大批收集徽州的历史文献。他所编的《歙事闲谭》,正是以其对徽州乡土历史文献的大量收集为基础。他收集的这些徽州文献,新中国成立后都归入安徽省博物馆。
除了杭州外,一些徽州文献也流往南京等地。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南京就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历史学家方豪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70年代撰写了十数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
二
新中国成立后,徽州的艺术品继续流失到上海等城市。1951年,黄宾虹在《与王任之》信中就指出:“家乡先哲名迹,沪友谈及不少,发现精品,俱为有力者捷得。”当时,徽州书画古董陆陆续续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在徽州当地,屯溪是中心,当地也有一些书籍字画的买卖。
在50年代,徽州的一些书籍字画价格相当便宜。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采访原徽州某县博物馆馆长。在采访中,该馆长提到了一件事,说50年代时,当地的废品收购站中收到一幅画,让博物馆派人去看看,老馆长看完后,觉得似乎有点价值,于是就与废品收购站的负责人商量,能否出点钱转让给博物馆收藏。废品收购站的人想了想,说:好啊!这样吧,我们收到这件废品时是两块钱,你们如果要,我们就加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三块钱成交。在做这个电视采访时,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有位老专家正在该馆,根据他的鉴定,这幅画是件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是在故宫博物院,现在单单是修整一下,就需一万多元钱,其真正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当时的字画等艺术品尚不值钱,徽州文书自然也没有多少人重视。
在大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稍后的政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废弃,或化为纸浆,或用以制作鞭炮。郑振铎先生曾讲过一件今天听来像是笑话的往事:皖南的炮仗铺往往是将明代白绵纸印刷的书籍撕成碎条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成的鞭炮,燃放时会特别地响。于是,许多珍贵的民间档案,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难逃厄运。
后经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呼吁,这批徽州文书受到了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1956年9月,屯溪新华书店下设一个古籍书店,专门收购徽州文书,由古籍书店直接,或者是经过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1962年,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先生写有《关于抓紧收集徽州地区发现的档案文书给中央档案馆负责同志的信函》,该信目前保留在安徽省档案馆,信中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徽州档案文书的重视。
从屯溪流向全国的徽州文书,被不少单位所购买。其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成为此后徽州文书收藏的主要单位,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徽州学研究的进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徽州文书的收藏以及研究,成为国内徽州文书研究的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文书陆续被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一次大规模的发现。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先生的估计,已被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国内收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约有二十万件(册)。由于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分类及统计,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有人对此存有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作为粗略的一项估计,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反映了徽州文书的规模。
目前,国内许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中,都或多或少收藏有一些与徽州相关的档案文书,以至于有人甚至略显夸张地提出“无徽不成馆”的说法(这个“馆”不是徽菜馆或徽面馆的馆,而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的馆)。譬如,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典藏古籍中,都有不少徽州文书,其具体的数量,则有待于日后确切的调查。这些文书,应当也是五六十年代收集到的。
在50年代,除了单位的大批收购外,可能也有一些私人收藏家到徽州收集。笔者手藏的《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抄本,共两册,从书中所夹的一张小纸条中得知,这是1952年一位绍兴人(可能是个书商或藏书家)在安徽歙县从一个姓汪的人手中买来的。从抄本的内容判断,汪氏可能是徽商后裔。在清代,徽商出于贸易的需要,对于政策法规、各地的关榷税例都非常重视,所以有不少商业文书抄本都是徽商根据自己的需要摘录而成的。当然,这册《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是一部相当全面的著作,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著中,尚未见到有人提及或利用过这个本子,因此,该两册抄本应当是海内孤本,对于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根据现在徽州屯溪老街上一些上了年纪的书商回忆,五六十年代,外地书商有不少也到屯溪来购书,但由于屯溪新华书店是地方政府指定的图书经销单位,老街上的一些书商收到好书,即使想卖给外地的书商也很困难。再加上当时徽州文书抄本在一般人眼中并不值钱,私人收藏家或书商到皖南收集徽州文书抄本的情况可能还比较罕见。因此,类似于上述绍兴人到歙县购买《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抄本这样的例子可能并不太多。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大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各大收藏机构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不过,民间在拆房、建筑施工中,在墙缝、地窖中经常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这些资料陆续被文物部门征购。
三
此处所说的“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也受到更多的重视。
80年代比较成规模的徽州文书之发现,是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史料的发现。芳坑位于歙县南乡,这一带至迟至明代中叶起商业就相当发达。江氏茶商在道光以前主要是在广州从事外销茶的经营,道光以后转往上海。江氏茶商文书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徽商家族文书,遗留下数百本账簿、数千封商业信函以及札记、竹枝词和其他实物,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价值也非常之高。不过,由于江氏茶商后裔生活窘迫,所以这批文书已陆续流散到各处,据说有一部分被黄山市档案馆、歙县档案馆和歙县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因此,对于芳坑江氏茶商文书,其总体面貌究竟如何现在已不甚了了,比较完整的原件或复印件是否存在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利用还远非充分。
除了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之外,近二十年来,在徽州还发现了不少其他的文书。尤其是随着近二十年来大陆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收藏热”的升温,徽州文书的流向更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仍在民间的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是个谁也无法估计的数目,但对于学界而言,这些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机构和个人都收集到为数可观的文书史料。譬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目前即典藏有一万余件(册)的契约文书。其中,以单张的契约占绝大多数,稿本、抄本及刻本亦有一定数量。这批文书资料,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得以创建的一个资料基础。而在屯溪当地,黄山学院(原黄山市高等专科学校)也收藏有一批徽州文书。
与此同时,大批的徽州文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海内外旧书市场,这使得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也积聚了不少的档案文书。据我所知,皖南的不少书商每月都定期编制书目,寄给全国各地的收藏家(据著名画家黄宾虹透露,这种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如此)。因此,目前各类著名拍卖会上的旧书文献,以来自徽州者为数最多。近年出版的由田涛、[美]宋格文(Hugh T.Scogin. Jr.)和郑秦编著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一书,就是私人藏品的一次公开展示。其中所收录者,徽州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有一套《故纸堆》,作者是深圳的私人收藏家鲍传江,其中有大批的文书出自徽州。根据我多年的接触了解,类似的私人收藏家或书商在国内尚不乏其人。
翻阅《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故纸堆》之类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如果不是田涛、鲍传江等人的长年收集,加上出版界的合作,我们可能看不到目前的这些徽州文书。相比于近年来许多文书被一些公藏机构收集后却从此不见天日的情形来说,这还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件幸事(尽管上述作者编辑这些书的出发点或许并不完全在此)。忧的则是许多原本成系统的文书已被永远地分割,如婺源庆源詹氏文书、岭脚墨商詹彦文墨商文书、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家族文书、苏氏盐商资料、黟县史氏家族文书等,应仍有不少不知已流落到了何处。这些文书,有的被私人收藏者所收藏,有的则成为家居或饭店的装饰品。数年前,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曾介绍古董收藏,说用古代的执照等装饰家居,是小康之家的一种时尚。而我的确也曾在上海豫园附近的某饭店中,看到挂在墙上作为装饰的徽州文书。由此可见,有不少徽州文书已流向学术界以外的领域。
四
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为了从事苏北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我曾到明清徽州盐商的故乡歙县作实地调查。在昔日两淮盐务总商程氏家族所在的歙县岑山渡村口,一位农民大概误以为我是前来收购古玩的“城里人”,竭力怂恿我到他家去看看。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跟他走。现在想来,当时显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想到徽州民间还会有史料遗存,所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和兴趣。但在此后数年里,我不得不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懊悔不已——程氏家族的一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在屯溪老街、浙江绍兴以及上海等处出现,尽管是些已被他人挑剩,为书商、收藏家乃至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视作“垃圾”的东西,但在我眼里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着实让人震惊!不久,我在屯溪老街古玩店中买到了一部线装《歙县岑山渡程氏支谱》,该书应当就属于程氏家族文书之一种,类似的刊本,管见所及,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有藏(相比之下,抄本的内容更为原始),对于研究清代徽州盐商极具价值。从此,我便留心于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我在屯溪老街瞎逛时,正好碰上一位到古玩店中兜售旧书的书贩,当时,店主极不耐烦地将之赶出。我见状上前挡住书贩一看,原来是薄薄十数册的抄本,粗略一翻,那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批文书资料,它生动地勾勒出了皖浙交界处一个徽州山乡的社会生活,此类较为完整、全面反映农村生活的资料,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于是马上掏钱将之悉数买下。后来,我将这批资料定名为“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并很快利用这批文书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与会学者对徽州民间文献的关注和兴趣。
当时,在皖南的旧书店和地摊上,纸头(指契约文书)的价钱远比抄本要贵得多,无论是书商还是收藏家、学者都对契约文书情有独钟,但旧抄本却很少有人留心,至少不在他们的重点收集范围(这一点,不少学者或许也与先前的我一样,根本没有想到民间还会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这主要是因为对契约文书的探讨,尤其是土地契约的研究,一向是史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土地契约就备受重视,而且,国内各收藏机构中的藏品,绝大部分主要也都是土地契约文书。其实,在我看来,通常情况下,就提供历史信息完整、系统的程度来看,各类抄本的价值远远高于契约文书散件。
稍后不久,我碰上了一批较为系统的文书——那是歙县北乡上丰的宋氏家族文书。上丰宋氏和岑山渡程氏,都是清代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该家族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从事盐业、典当、茶叶等诸多行业,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该家族成员冒险运送淮盐,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种种迹象表明,上丰宋氏家族的文书规模应当相当不小,可能并不亚于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资料,可惜的是已被书商小贩分割,卖给不少人,到我看到这批资料时,大概时人认为珍贵的都已被挑走(其中有的邮封现登载于《中国邮票史》),剩下的都是书商和收藏家所认为的“垃圾”。然而,就在这批“垃圾”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几册徽州盐商的日记,对我而言,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发现!……
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皖南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农村面貌多所改观,在房屋改造等基建中,陆续有大批民间文献出现,如前述由安徽学者发现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的。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徽商旧家的文献整批整批地流落到书商手中,这些书商,将其中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拣出来,如名人字画、大龙邮票、明代税票等,而将那些抄本扔在家中角落中,作为无人肯买的“垃圾”处理。其实,就在这些“垃圾”中,有许多是极为珍稀的文献。譬如,明清商业书和商人书的研究,是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很多研究都以日本公藏机构收藏的商业书和商人书为对象。1997～1998年我在日本学术访问期间,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到一部《杂货便览》,这是一部以华北为中心编纂的商业书抄本,我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用数码摄像机将这部善本拍下带回国内。但后来在徽州,我竟在类似于前述的“垃圾”中陆续发现数十部相近内容的抄本。令人心痛的是,在我接触到徽州文书之前,书商们将名人信函和珍贵的信封留下卖钱,而将普通人的书信悉数焚毁,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无名小辈的家庭琐事,没有多少价值,更卖不出价钱。其实,由于皖南是商贾之乡,纯粹的务农之家几乎没有,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与商业有关,与外界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普通民众的情感档案中,实际上有不少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业人脉、商况市景以及家乡和侨寓地的风土人情、天气收成,等等,这些,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譬如,我在皖南的一个旧书店中看到过一箱的书信原件,其中有将一年的书信粘成一卷的,共有十几卷,计两三千张。据摊主说,这批书信经过好几位书商转手,很多人(包括有些公藏机构的研究者)都看过,但没有人曾表现出兴趣。当时我粗略一翻,便感觉这应是清代的商业书信,后来仔细一看,竟然是晚清黟县西递胡氏的书信原件!现在,西递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皖南古村落之一,这批书信原件对于进一步发掘徽州文化的深刻内涵,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根据通行的看法,徽州文书并非古董,它不像书画、瓷器等艺术品那样直观,但它在民间收藏中的文化含量最高。据说,从前复旦大学有位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因对日后的生活充满疑虑,预先设计过自己的前程,认为将来如果丢了饭碗,开个旧书店应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个中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旧书的价值,端赖于个人的眼光,需要专业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徽州文书抄本的情况,实际上也与此相类似。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参加过收集徽州文书的人不少,但既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又通过田野调查大规模收集民间文书的人似乎并不多见。而我以为,只有将收集和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徽州文书的价值所在,收集到更有价值的徽州文书。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近十年来我所收集到一万数千件(册)徽州文书,也就成了该领域颇具特色的一批收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学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