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同业龙头企业的双汇发展，在收购完美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后，在其半年报中预计，中国国内下半年的猪价将会上涨，预计年底会达到16元/公斤左右。它将增加进口美国猪肉，因其价格将会降至9元/公斤左右，价差将近一倍。
　　人工、管理差异外，饲料的巨大价差，是两国价格差异的症结所在。以9月初美国玉米为例：离岸价格相当于1096元/吨，运到中国完税后价格涨到1652元/吨。同期，中国北方玉米收购价格多在2500元/吨，期货价则为2400元/吨。
　　再追溯两国玉米价差原因，除美国地多人少、生产规模化外，还有观点认为是美国政府有意操纵其农产品出口，给农民巨额补贴。这一观点可能存在偏颇。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超研究：美国农业补贴目的是稳定而非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所谓补贴占农民收入40%左右的说法，其计算依据是1999年-2001年补贴金额占农业净利润的比例。该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10年后已降低到10%以下。
　　在2013年-2017年美国新农业法案立法期间，主要基于预算紧张原因，共计236亿美元的农业开支将被削减。其中绝大部分为直接支付补贴，此外还包括反周期补贴以及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补贴等，它们都是美国政府给予农民的传统补贴门类。
　　综合看来，中国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体系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内因而非外因，才更值得考虑。而造成中国农产品价格如此尴尬的重要内因，则是与这两个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农业补贴体系。
　　作为对建国后长期实施的“农业反哺工业”、牺牲农村优待城市政策的纠正，中国农业补贴具有合理性，政府也希望以此缓和城镇化对农村的冲击。于是政府于2004年起将补贴扩展到全国。
　　经过13年发展及逐步按照WTO对农业补贴要求进行调整，中国目前广义的农业补贴体系，基本由两大块组成：
　　第一部分是核心旨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四补贴”（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补贴等。就其规模来说，这一部分补贴总额已从2004年的116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700.55亿元。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不管财力多么紧张，都要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
　　问题在于，中国仍在工业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后，比较优势正在持续下降。从供给端来看，虽“四补贴”一直增加，但因人多地少及规模经营主体尚未成熟，摊到每一经营单位的补贴绝对量仍有限，大多数农民将其作为收入进行消费，并未转换成对生产的投入，对农产品成本降低的助益并不多。此外，现有补贴已无法减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持续下降，一旦加大化肥、农药等物化投入维持增产的脆弱形势被打破，会对维持中国一直强调的粮食高自给率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再从流通角度来看，构成中国现有农业补贴体系的另一部分，则是在缺乏大规模直补财力条件下，为提高农民收入及增加其生产积极性，政府从2004年起采用的价格支持政策——设置进口配额、再对国内粮食等农产品实施年年提高的保底收购价或临时收储政策。
　　各国政府在开始对农业进行补贴时，一般都倾向于首先选择这一政策。因其操作简便，且最初时主要成本由消费者买单，政府只需支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息及仓储费用。在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阶段，中国采用这一政策的确起到过原先设想中稳定生产的作用。当然，随之也承担了设想外的巨额成本：
　　政策持续十年后，随着国内外农产品价差下降，一方面，执行这一政策高价收储入库的农产品无法售出，最终收购资金、仓储费用、利息及折损等成本，全部仍需财政买单。如此一来，大量政策资金投入，最终却沉淀在垄断流通体系内部，并未转换成农民广泛受益，政策效率广为遭人诟病；另一方面，则要么受宏观调控影响，造成农产品原料与产品价格倒挂，例如“稻强米弱”。要么像下游的猪肉产品一样，国内外价差接近一倍。
　　所以，当配额和关税等这些符合WTO规则的调控手段，因国内外价差增大逐渐失效后，中国开始年年上演“丰年进口”。以2014年为例，中国粮食“十一连增”已成定局，但以小麦为首的谷物进口量却大幅度提速，前七个月同比激增八成。配额和关税能挡住主粮合法入境，但对非法走私却束手无策。此外，有些谷物是可以替代的，像高粱、大麦等可以作为替代物又没有数量限制的谷物进口，就迅速增加起来。
　　在国际贸易中，可贸易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低于国内生产，单以效率为准，进口并不存在问题。但逐渐增加的进口数字，却是建立在国内已有大量同类产品难以售出甚至积压基础之上时，相关政策显然已是不得不改。

　　上述这些约束性条件，构成了从2014年初以目标价格试点启动为显著标志的、新一轮中国农业补贴体系改革的宏观背景。能否借此机会，协调理顺以下多重关系，则是当下中国不得不应对的农业严峻挑战之一：
　　首先，如何处理农作物产量、补贴额度、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参照同属东亚地少人多的日韩等国历史，中国农业已进入土地细碎化、高成本化、农民弱质化、农户兼业化阶段，为保障粮食等农作物供给安全，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
　　中国的掣肘是，其在进行加入WTO组织谈判时，自身农业补贴的微量允许范围，被限定在了8.5%的局促空间之内，已丧失日韩等国在几十年前的宽松补贴空间；而即使不考虑取消高补贴已成为WTO多哈回合谈判主要任务的前提，中国现阶段依然没有能力照搬美、欧的补贴经验，必须找到最有效的同时提升农作物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方式和额度。 　　其次，政府和农产品市场的最优组合，是前者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但中国尚未形成这一组合。在过去十余年的价格补贴实施过程中，让同期进行的粮棉等重要农作物的价格、流通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开了倒车。近期市场化改革路径被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在内的多个权威部门重新屡屡提及，则至少基于两层原因：第一，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因对真实市场供求变动的反应往往显著滞后，政府部门对供求频繁多变的行政干预，最终放大了供求波动；第二，对于棉花、大豆等农产品来说，下游产品已基本实现按供需市场化定价，上游原料价格仍未联动，是引发整条产业链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新一轮调整要达到较为理想状态，至少要满足三重核心要求：一、对下游产品定价已市场化的产品，补贴不能影响原料定价基本实现市场化，应兼顾生产及使用双方利益；二、在国内生产成本优势越加缩小之时，补贴要实现让农民收入稳定提升，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作物自给率双重作用；三、原有低效补贴造成的财政负担不增加或缩减，新形式的补贴增加，要在WTO微量允许的范围内。
　　如是三重要求，彼此间并非没有冲突，可能存在无法同时兼顾的难题。为应对考验，中国怎样破题、如何取舍，政策层面的改革思路并不清晰。而就此梳理目前国内政学两界可见的主流意见，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尽快理清中国农业补贴现状，进一步在WTO农业补贴规则允许范围内，更有针对性地向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机械化生产、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给予充分补贴。核心旨在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及规模化，以此增加其不可替代性及经济效益。
　　其二，除减少或稳定价格支持政策外，本期报道中提及的正在进行的目标价格改革，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目标收益保险。在理想状态中，目标价格可满足终端产品市场化定价要求，农民在产品销售后可实现收入基本稳定。按照多位相关高官的近日表态，这一政策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解决农产品国内外价差的一种主要手段，在试点成功后，可能会在国内其他地区、其他农作物中展开。
　　但目标价格受制于实施过程复杂、政策受黄箱政策限制总量有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能无法进一步提升等局限，目标价格的积极实施者美国近年来也逐渐放弃了这一政策。以此作为经验教训，中国未来可能的政策发展重点，将是扶持属于绿箱政策范畴中的目标收益保险。
　　其三，还有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农业资源的学者则指出，目标价格本身存在着无法调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先天性缺陷。对于已丧失竞争优势的国内农产品，国家一方面应减少补贴，另一方面对同类产品进口则应削减贸易限制。以此减少对国内不同产业门类不同竞争优势的“取长补短”。
　　“从更为广阔的背景看，农业自由化改革是影响21世纪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成败的重要议程。从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和东亚等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快速追赶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展开，其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也已经相对下降并出现进口增长趋势，正在引发农业政策向保护主义方向转变的更强大压力。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棉花补贴乃至贸易政策调整方向，将具有某种指标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在一篇有关棉花补贴改革的论文中写道。
　　资 料
　　WTO对于各国给以农业和农民补贴，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都属于国内支持政策。有关国内支持政策又分为“绿箱”和“黄箱”政策。所谓“绿箱”是指对生产和贸易不造成扭曲的政策，主要政府的对农业（棉花）生产提供的一般性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病虫害防治、培训、技术推广咨询、检验等等；“黄箱”政策是指对生产和贸易有直接扭曲作用的政策。与价格有关的政策基本属于“黄箱”政策，但是“黄箱”政策中，中国可以采用8.5%的微量允许标准，即可以补贴的额度是上年产值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