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印度“新电影”在现实社会的土壤中孕育而出，具有鮮明的在地文化色彩。这些电影皆以人为本，其符合时代精神的电影美学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自2017年以来，印度电影在中国日渐活跃，满足了中国观众对印度社会文化的好奇。同时，印度电影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辨，也拉近了其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当中国影院的银幕上跳动着新世纪印度电影五彩斑斓的光影之时，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穿越历史，聚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印度“新电影”，回顾和思考了印度“新电影”之于印度电影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启迪，中印电影人之间的对谈也在现代与历史的联结中更具深度和广度。
回顾与遇见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印度电影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诠释，形成了一个跨度近二十年的创作流派——印度“新电影”。平遥电影展的“回顾”单元展映了12部印度“新电影”，呈现1957—1978年印度电影的面貌和特色。不同于新世纪的印度电影，这12部电影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对印度现实的表达多样、深刻，其中一些影片不乏试验性，电影语言的个性化和主观化，以及影片叙事的艺术特质，无不展现着印度“新电影”的魅力和思辨价值。
印度“新电影”的两部代表作《幻境》和《婆罗门村的驴》的修复版在这次电影展中进行了全球首映。影片《幻境》（1972，库马尔·沙哈尼）再现了印度刚刚独立时，富有的地主阶级没落的生活状态。导演以地主女儿塔兰为叙事主体，表现了女性在社会转型时内心的悸动，她渴望崭新的精神世界，而她苦闷无聊的生活被一位铁路工程师照亮。塔兰一遍又一遍读着这位铁路工程师哥哥的来信，憧憬着像哥哥般自力更生，跳出阶级囹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伤害在影片中淋漓显露。塔兰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矛盾中挣扎，最终她决定冲出原本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内心。《婆罗门村的驴》（1977，约翰·亚伯拉罕）则围绕一头驴展开对封建迷信的探讨，村民们将村里的不幸之事和奇迹之事全部归结于一头驴，因而驴可以是罪魁祸首，也可以是“圣驴”。驴在影片中作为象征，隐喻人性的善恶，讽刺荒谬的封建迷信。在影片结尾处，一场超自然的大火毁灭了整个村庄，只有养驴的人幸免于难，寓意深远。
同时，其他印度“新电影”同样给观者带来启示，影片《双重意识》（1973，玛尼·考尔）由民间传说改编，建立起对爱情和金钱关系的思考;《籽苗》（1973，夏姆·班尼戈尔）、《我们每日的面包》（1969，玛尼·考尔）、《云遮星》（1960，李维克·伽塔克）再现了印度女性的生活现状，探讨女性的生命价值和个体情感。
不仅是以上例举的几部电影，12部印度“新电影”统一指向了对印度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剖析。印度女性在社会中的被动与挣扎，人性善恶的较量与复杂，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实现等命题因其共享性赢得广泛关注。印度“新电影”在现实社会的土壤中孕育而出，具有鲜明的在地文化色彩。这些电影皆以人为本，其符合时代精神的电影美学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对话与思考
如果说对印度“新电影”的回顾加深了中国电影人对于印度电影的了解，丰富了创作视野，那么在平遥电影宫举行的以“印度新电影”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交流会则更拉近了中印两国学者和电影人的距离。在对话和交流中，中国电影人进一步理解了印度创作者的想法和创作经验，从而回归到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思考。
在学术论坛上，印度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普拉卡什·马格杜姆，印度影评人、学者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以及印度导演库马尔·沙哈尼进行了对谈。他们谈到印度电影历史的进程，以及随着时代的更迭，电影中宗教因素、社会因素的不断变化。同时，他们也对电影的主体性、图像价值和地缘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如今，印度电影的出口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好莱坞，然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进口影片票房在印度电影总票房中的份额不到百分之十。印度电影具有鲜明的本土化色彩，以电影的在地性深深地吸引着本国观众。影片中极具印度色彩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印度本土文化的再现，也是紧紧连接印度人民的纽带，让观众在影片中获得一种民族的骄傲感和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当下，印度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互动越来越频繁。2017年以来，每年都有多部印度电影在中国上映，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除了12部印度“新电影”外，也有两部2019年创作的印度影片颇为抢眼。影片《靶心》（吐沙·希拉南达尼）和《咿嘞呜》（普拉蒂克·瓦茨）在平遥献出了全球首映。尤其是影片《靶心》，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再一次展现了印度电影的独特魅力。
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国家之间文化的相通，是有利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的。亚洲电影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电影文化的建立与沟通。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具有相似的东方价值观，这也是中国观众青睐印度电影的重要原因。印度电影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方式和解决方式恰好吻合了中国观众的想法，他们的作品填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空白。此外，印度影片也为中国电影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坚守中国电影自身的特色，在电影中叙述本土文化，并积极汲取他国电影创作的经验。
跨越异见
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印度学者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为他的新书《印度电影简史》办了一场分享会。这本书概述了自印度电影诞生至宝莱坞深受全球瞩目的历程，将印度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电影紧密联系起来，以文化视角分析印度电影变迁的原因和过程，辩证地分析了印度的电影文化。
“跨越异见，克服交流中的分歧”是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的创作初心。他曾多次来中国考察，与中国电影创作者对话。电影为中印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无论是面对面的学术探讨，还是合拍电影、相互传播影视作品，都在试图跨越两国之间的异见，在分歧中找到同一，在同一中坚守独特。在这样的对话机制下，电影将更加多样，文化将更加多元。
令人欣喜的是，中印之间关于电影的对话正在逐渐成熟。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中印两国电影人就电影的当下和未来展开的这场深入交流，正是跨越异见、增进理解的一次完美实践。
自2017年以来，印度电影在中国日渐活跃，满足了中国观众对印度社会文化的好奇。同时，印度电影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辨，也拉近了其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当中国影院的银幕上跳动着新世纪印度电影五彩斑斓的光影之时，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穿越历史，聚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印度“新电影”，回顾和思考了印度“新电影”之于印度电影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启迪，中印电影人之间的对谈也在现代与历史的联结中更具深度和广度。
回顾与遇见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印度电影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诠释，形成了一个跨度近二十年的创作流派——印度“新电影”。平遥电影展的“回顾”单元展映了12部印度“新电影”，呈现1957—1978年印度电影的面貌和特色。不同于新世纪的印度电影，这12部电影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对印度现实的表达多样、深刻，其中一些影片不乏试验性，电影语言的个性化和主观化，以及影片叙事的艺术特质，无不展现着印度“新电影”的魅力和思辨价值。
印度“新电影”的两部代表作《幻境》和《婆罗门村的驴》的修复版在这次电影展中进行了全球首映。影片《幻境》（1972，库马尔·沙哈尼）再现了印度刚刚独立时，富有的地主阶级没落的生活状态。导演以地主女儿塔兰为叙事主体，表现了女性在社会转型时内心的悸动，她渴望崭新的精神世界，而她苦闷无聊的生活被一位铁路工程师照亮。塔兰一遍又一遍读着这位铁路工程师哥哥的来信，憧憬着像哥哥般自力更生，跳出阶级囹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伤害在影片中淋漓显露。塔兰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矛盾中挣扎，最终她决定冲出原本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内心。《婆罗门村的驴》（1977，约翰·亚伯拉罕）则围绕一头驴展开对封建迷信的探讨，村民们将村里的不幸之事和奇迹之事全部归结于一头驴，因而驴可以是罪魁祸首，也可以是“圣驴”。驴在影片中作为象征，隐喻人性的善恶，讽刺荒谬的封建迷信。在影片结尾处，一场超自然的大火毁灭了整个村庄，只有养驴的人幸免于难，寓意深远。
同时，其他印度“新电影”同样给观者带来启示，影片《双重意识》（1973，玛尼·考尔）由民间传说改编，建立起对爱情和金钱关系的思考;《籽苗》（1973，夏姆·班尼戈尔）、《我们每日的面包》（1969，玛尼·考尔）、《云遮星》（1960，李维克·伽塔克）再现了印度女性的生活现状，探讨女性的生命价值和个体情感。
不仅是以上例举的几部电影，12部印度“新电影”统一指向了对印度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剖析。印度女性在社会中的被动与挣扎，人性善恶的较量与复杂，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实现等命题因其共享性赢得广泛关注。印度“新电影”在现实社会的土壤中孕育而出，具有鲜明的在地文化色彩。这些电影皆以人为本，其符合时代精神的电影美学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对话与思考
如果说对印度“新电影”的回顾加深了中国电影人对于印度电影的了解，丰富了创作视野，那么在平遥电影宫举行的以“印度新电影”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交流会则更拉近了中印两国学者和电影人的距离。在对话和交流中，中国电影人进一步理解了印度创作者的想法和创作经验，从而回归到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思考。
在学术论坛上，印度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普拉卡什·马格杜姆，印度影评人、学者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以及印度导演库马尔·沙哈尼进行了对谈。他们谈到印度电影历史的进程，以及随着时代的更迭，电影中宗教因素、社会因素的不断变化。同时，他们也对电影的主体性、图像价值和地缘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如今，印度电影的出口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好莱坞，然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进口影片票房在印度电影总票房中的份额不到百分之十。印度电影具有鲜明的本土化色彩，以电影的在地性深深地吸引着本国观众。影片中极具印度色彩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印度本土文化的再现，也是紧紧连接印度人民的纽带，让观众在影片中获得一种民族的骄傲感和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当下，印度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互动越来越频繁。2017年以来，每年都有多部印度电影在中国上映，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除了12部印度“新电影”外，也有两部2019年创作的印度影片颇为抢眼。影片《靶心》（吐沙·希拉南达尼）和《咿嘞呜》（普拉蒂克·瓦茨）在平遥献出了全球首映。尤其是影片《靶心》，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再一次展现了印度电影的独特魅力。
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国家之间文化的相通，是有利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的。亚洲电影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电影文化的建立与沟通。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具有相似的东方价值观，这也是中国观众青睐印度电影的重要原因。印度电影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方式和解决方式恰好吻合了中国观众的想法，他们的作品填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空白。此外，印度影片也为中国电影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坚守中国电影自身的特色，在电影中叙述本土文化，并积极汲取他国电影创作的经验。
跨越异见
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印度学者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为他的新书《印度电影简史》办了一场分享会。这本书概述了自印度电影诞生至宝莱坞深受全球瞩目的历程，将印度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电影紧密联系起来，以文化视角分析印度电影变迁的原因和过程，辩证地分析了印度的电影文化。
“跨越异见，克服交流中的分歧”是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的创作初心。他曾多次来中国考察，与中国电影创作者对话。电影为中印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无论是面对面的学术探讨，还是合拍电影、相互传播影视作品，都在试图跨越两国之间的异见，在分歧中找到同一，在同一中坚守独特。在这样的对话机制下，电影将更加多样，文化将更加多元。
令人欣喜的是，中印之间关于电影的对话正在逐渐成熟。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中印两国电影人就电影的当下和未来展开的这场深入交流，正是跨越异见、增进理解的一次完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