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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中，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章太炎一生的七次讲学活动，当推1908至1911年间的东京讲学历时最久、成效最为卓著。有关这次讲学具体情形的梳理，今人皆依据朱希祖日记稿本的记录，及许寿裳、周作人等的回忆。 ①汤志钧先生所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中，逐条迻录朱氏日记所记讲学日期及讲题凡四十七次，至今仍是最为详尽的记载。但是朱记有两点缺失，一是未交待讲学的缘起，两处听课者也不作区分；二是仅记录章氏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和《尔雅》等几种典籍，未记讲史内容，因而不能印证章太炎在答问“先生所讲何学”时所云“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 钱玄同日记》里的相关听课记录则更为详实，不仅在内容上可弥补这两点缺失，所记听讲次数也比朱记多出四十余次。
据钱玄同所记， 1908年4月4日章太炎第一次讲学是在清风亭，所讲为古音旁转、对转诸端。4月8日在帝国教育会讲《说文序》。自4月11日起，章太炎讲学地点即固定在大成中学。至7月1日，钱氏记录章讲学十九次。
1908年7月2日，钱玄同获悉许寿裳、鲁迅兄弟等想利用暑假时间，请章氏另开班讲学，也去同听。此即更为今人熟知的章氏《民报》社讲学。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及周作人《谈鲁迅往事》都说讲学在每星期天举行，其实不然。据钱氏所记，自7月11日在《民报》社开讲《说文》，此后一直固定在每周二、五的上午或下午讲课，并且在9月上旬即中辍，“因各人校课（学校开）多有冲突，故今日停止上《说文》课，容后议之。”（1908年9月11日）此后除了9月27日、11月1日两回听讲记录，钱氏日记中再无《民报》社讲学记载。但每星期三、六在大成中学的讲学仍持续进行。
据钱记，章氏于1909年2月20日至3月27日之间，讲授《汉书》律曆志、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食货志、百官公卿表等；同年3月11日至4月8日，讲授《文心雕龙》；同年3月31日起，讲授《毛诗》；同年4月15日起，讲授《文史通义》。此后10月份日记有两次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记载，中间阙数月，盖因钱氏自4月后在大成女校做兼职教员，故中断听课。同年7月份又回国一个半月，至1910年已离日回家乡教书。因此章氏讲学的内容及次数，也必定不限于钱氏所记。
有关章氏讲学具体内容的记录，今人知之甚少。钱氏日记中亦有两则长短不一的相关听课笔记，如1909年10月2日和1909年10月24日所记。
钱玄同在听课期间若身体不适或染病，一般也是由章太炎诊治。如1909年６月27日，“患咳呛甚剧，午后至师处诊察，是晚即宿其家”；７月２日，“因呛甚前日，请师开方服之，今日吃药”。这些记载可纠正流行至今的章氏缺乏临床医学经验的偏见。章念驰《论章太炎先生的医学》一文，以及《章太炎全集》第八卷编者前言，皆例证章氏实际临床治病始于1920年。证之钱玄同日记，这一新解也属于误见。
1932年５月，章太炎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载《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讲学的诸多活动细节。
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六次，具体为：
３月22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
３月24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
３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
３月31日，在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４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
4月18日、20日、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六次。据钱氏日记，４月８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
４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在京城学界广受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负暄琐话·章太炎》）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４月18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４月20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４月22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例如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一文仍然说：“1908－1911年他在日本东京为青年留学生讲学，主要是讲小学、经学、诸子和文学”。见氏著《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第7页，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版。
章太炎一生的七次讲学活动，当推1908至1911年间的东京讲学历时最久、成效最为卓著。有关这次讲学具体情形的梳理，今人皆依据朱希祖日记稿本的记录，及许寿裳、周作人等的回忆。 ①汤志钧先生所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中，逐条迻录朱氏日记所记讲学日期及讲题凡四十七次，至今仍是最为详尽的记载。但是朱记有两点缺失，一是未交待讲学的缘起，两处听课者也不作区分；二是仅记录章氏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和《尔雅》等几种典籍，未记讲史内容，因而不能印证章太炎在答问“先生所讲何学”时所云“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 钱玄同日记》里的相关听课记录则更为详实，不仅在内容上可弥补这两点缺失，所记听讲次数也比朱记多出四十余次。
据钱玄同所记， 1908年4月4日章太炎第一次讲学是在清风亭，所讲为古音旁转、对转诸端。4月8日在帝国教育会讲《说文序》。自4月11日起，章太炎讲学地点即固定在大成中学。至7月1日，钱氏记录章讲学十九次。
1908年7月2日，钱玄同获悉许寿裳、鲁迅兄弟等想利用暑假时间，请章氏另开班讲学，也去同听。此即更为今人熟知的章氏《民报》社讲学。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及周作人《谈鲁迅往事》都说讲学在每星期天举行，其实不然。据钱氏所记，自7月11日在《民报》社开讲《说文》，此后一直固定在每周二、五的上午或下午讲课，并且在9月上旬即中辍，“因各人校课（学校开）多有冲突，故今日停止上《说文》课，容后议之。”（1908年9月11日）此后除了9月27日、11月1日两回听讲记录，钱氏日记中再无《民报》社讲学记载。但每星期三、六在大成中学的讲学仍持续进行。
据钱记，章氏于1909年2月20日至3月27日之间，讲授《汉书》律曆志、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食货志、百官公卿表等；同年3月11日至4月8日，讲授《文心雕龙》；同年3月31日起，讲授《毛诗》；同年4月15日起，讲授《文史通义》。此后10月份日记有两次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记载，中间阙数月，盖因钱氏自4月后在大成女校做兼职教员，故中断听课。同年7月份又回国一个半月，至1910年已离日回家乡教书。因此章氏讲学的内容及次数，也必定不限于钱氏所记。
有关章氏讲学具体内容的记录，今人知之甚少。钱氏日记中亦有两则长短不一的相关听课笔记，如1909年10月2日和1909年10月24日所记。
钱玄同在听课期间若身体不适或染病，一般也是由章太炎诊治。如1909年６月27日，“患咳呛甚剧，午后至师处诊察，是晚即宿其家”；７月２日，“因呛甚前日，请师开方服之，今日吃药”。这些记载可纠正流行至今的章氏缺乏临床医学经验的偏见。章念驰《论章太炎先生的医学》一文，以及《章太炎全集》第八卷编者前言，皆例证章氏实际临床治病始于1920年。证之钱玄同日记，这一新解也属于误见。
1932年５月，章太炎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载《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讲学的诸多活动细节。
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六次，具体为：
３月22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
３月24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
３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
３月31日，在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４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
4月18日、20日、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六次。据钱氏日记，４月８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
４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在京城学界广受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负暄琐话·章太炎》）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４月18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４月20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４月22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例如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一文仍然说：“1908－1911年他在日本东京为青年留学生讲学，主要是讲小学、经学、诸子和文学”。见氏著《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第7页，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