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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启县，是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四地委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形势需要临时设置的一个县（海门、启东两县合并），两年后又更名为东南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仍分海门县和启东县）。
1943年6月，日军对海启抗日根据地开始“政治清乡”。所谓“政治清乡”，就是在“军事清乡”的基础上，通过“中日亲善”等谬论的宣传，实行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建立基层伪政权，以强化法西斯统治，达到全面伪化和控制占领区的目的。日军对“政治清乡”十分重视，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军事清乡”只安排了两个月（4至5月）时间，而“政治清乡”则安排了四个月（6至9月），后来又延长了三个月（至1943年年底），实际为7个月，可见日军对“政治清乡”的重视程度。在海启两个月的“军事清乡”中，日伪军凭借其军事优势，企图消灭我地方主力——东南警卫团。由于海启县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东南警卫团不和敌人正面接触，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敌人遂在乡间和集镇修筑碉堡、插起竹篱笆、拉上铁丝网等进行封锁和隔离，这样日伪第一阶段的“军事清乡”就算“成功”了。接着进行第二阶段的“政治清乡”，即建立基层伪政权。建立基层伪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海启县委书记洪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及时发出了“反保甲、反伪化”的号召，指出一定要挫败敌人的保甲编组阴谋，确保反“政治清乡”第一阶段的胜利。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保甲、反伪化的斗争在海启大地展开了。海启县委采取的主要做法有：
教育宣传群众提高认识，使日伪找不到被编保人。海启县委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日伪编保甲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化，这不光是乡名、村名的地名变更，而是一种文化侵略。敌人就是要我们忘了老祖宗留下的地名，把中国人编为日本的“皇民”，达到进一步掠夺我们的财富和吸干我们血汗的目的。抗日根据地的各基层党组织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力量，他们动员群众与编保甲的敌伪“捉迷藏”，敌伪下乡来编保甲时就撤离，让敌伪找不到人，编不成保甲。海中区（今海门市江家镇、聚星镇一带）同仁乡从7月28日至8月中旬的23天编保甲中，每天清早全乡人都撤退到邻乡，日伪始终没有在该乡编成保甲。
组织民兵骚扰，使敌伪无精力编保甲。在反保甲斗争中，民兵异常活跃，袭击、骚扰下乡编保甲的人员，使敌人无法顺利编保甲。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民兵在1943年的反保甲斗争中，毙伤日军27名（其中击毙17名），毙伤伪军78名（其中击毙43名），俘日军2名，俘伪军81名，使敌人无法开展编保甲工作。后来敌人改为武装编保甲，下乡编保甲时通常有日军十多个、伪军20多个配合，加上伪乡长及事务员等共计约40人，并配备有掷弹筒、轻机枪等武器。时间通常为上午8时出动，下午3时回去。根据这些规律，民兵就在上午8时至下午3时对编保人员进行骚扰。在海南区（今海门市三阳镇、悦来镇一带），当敌人下乡时，民兵就在东边的路段打伏击；敌人追赶时，民兵已不见踪影；而西边的民兵枪声又起，敌人又去追赶西边的民兵……就是这样弄得敌人忙于在路上奔波，无时间进行保甲编组。
对顽固分子杀一儆百，使他们不敢任伪职。为阻止敌人编保甲，各区都抽调民兵组成锄奸队，专门对付那些死心塌地为编保甲卖力的汉奸。据统计，1943年海启县民兵锄奸637人。麒麟镇有个汉奸陈宗周，是自卫队的指导员，十分卖力于编保甲，还为日本人“选”出的保甲长进行训练，教他们如何当保甲长等。海南区委决定除掉这个坏蛋，日子选择在训练保甲长们的操场上。那天，麒麟镇据点操场上，陈宗周正在训练保甲长们，他才开口训了几句，就被两名从天而降的民兵剌杀在操场上，保甲长们一时都惊呆了。待他们惊醒时，两名民兵已不知去向。这件事对保甲长们震动极大，许多人都不敢再当保长、甲长了。
动员群众撬门牌，瘫痪敌人的编保工作。在日伪已经编好保甲的地区，便在各家各户钉上了门牌号码。基层党组织发动民兵，动员群众撬门牌，敌人白天钉，群众晚上撬。后来日伪改为把门牌交给被编门牌号的群众，要群众自己保管，并威胁“丢了要烧房子的！”许多丢了或撬了门牌的群众真的都被敌人烧掉房子。据一份统计资料，在“政治清乡”期间，海启县被敌人烧掉房子947间，许多人无家可归。后来老百姓撬了门牌干脆去向日伪报告说“门牌被新四军没收了，你们给我要回来！”敌人怕遭游击队报复，只得找保甲长出气。启三区十五乡的伪保长汤文才为此被鬼子不知搧了多少次耳光，他实在吃不消就逃走了，后来鬼子把他家的房子也烧了。群众拍手称快，说这就是当汉奸的罪有应得！
开展政治攻势，敦促编保人员自首。为了争取那些虽参与清乡，但尚有中国人良知的清乡人员反戈一击，海启县委遵照苏中四地委的部署，向参与清乡的人员发布了《敌汪清乡人员自首暂行条例》，將锄奸斗争与宽大政策结合起来。《条例》规定“戴罪立功者受奖，死心附敌罪大恶极者惩办”，分化瓦解了一批伪清乡人员。海中区新民乡有5名参与清乡的人员主动向四分区自首，并表示愿意参加民兵。悦来镇伪乡长自首后，我们要他暂时还做伪乡长，但为我方办事。后来他也真的为我方提供了几次有效情报。其他清乡的人员也普遍收敛了气焰。
在军事上打击，牵制敌人编保甲。东南警卫团和各区队为配合反保甲斗争，采用游击战、麻雀战等战术不断袭击骚扰日伪军，使日伪无法正常进行“政治清乡”。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在1943年的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中，东南警卫团进行大小战斗73次，毙伤鬼子118名（其中击毙57名），毙伤伪军124名（其中击毙85名），俘伪军164名。全县9个区队共进行大小战斗391次，毙伤鬼子171名（其中击毙87名），毙伤伪军253名，俘伪军101名。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不仅牵制了敌人的清乡精力，而且震慑了参与清乡的敌人。在海启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日伪在海启地区强行编保甲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海启县反“政治清乡”的经验，得到了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3年7月在如皋刘家园召开的苏中区反“政治清乡“的阶段性总结会议上，苏中区党委书记吉洛（姬鹏飞）在总结中指出“海启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号召全区要像海启县委那样“深入动员干部、民兵、群众，发扬大无畏精神，坚决粉碎敌汪的‘政治清乡’阴谋！”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赞庭）
1943年6月，日军对海启抗日根据地开始“政治清乡”。所谓“政治清乡”，就是在“军事清乡”的基础上，通过“中日亲善”等谬论的宣传，实行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建立基层伪政权，以强化法西斯统治，达到全面伪化和控制占领区的目的。日军对“政治清乡”十分重视，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军事清乡”只安排了两个月（4至5月）时间，而“政治清乡”则安排了四个月（6至9月），后来又延长了三个月（至1943年年底），实际为7个月，可见日军对“政治清乡”的重视程度。在海启两个月的“军事清乡”中，日伪军凭借其军事优势，企图消灭我地方主力——东南警卫团。由于海启县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东南警卫团不和敌人正面接触，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敌人遂在乡间和集镇修筑碉堡、插起竹篱笆、拉上铁丝网等进行封锁和隔离，这样日伪第一阶段的“军事清乡”就算“成功”了。接着进行第二阶段的“政治清乡”，即建立基层伪政权。建立基层伪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海启县委书记洪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及时发出了“反保甲、反伪化”的号召，指出一定要挫败敌人的保甲编组阴谋，确保反“政治清乡”第一阶段的胜利。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保甲、反伪化的斗争在海启大地展开了。海启县委采取的主要做法有：
教育宣传群众提高认识，使日伪找不到被编保人。海启县委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日伪编保甲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化，这不光是乡名、村名的地名变更，而是一种文化侵略。敌人就是要我们忘了老祖宗留下的地名，把中国人编为日本的“皇民”，达到进一步掠夺我们的财富和吸干我们血汗的目的。抗日根据地的各基层党组织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力量，他们动员群众与编保甲的敌伪“捉迷藏”，敌伪下乡来编保甲时就撤离，让敌伪找不到人，编不成保甲。海中区（今海门市江家镇、聚星镇一带）同仁乡从7月28日至8月中旬的23天编保甲中，每天清早全乡人都撤退到邻乡，日伪始终没有在该乡编成保甲。
组织民兵骚扰，使敌伪无精力编保甲。在反保甲斗争中，民兵异常活跃，袭击、骚扰下乡编保甲的人员，使敌人无法顺利编保甲。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民兵在1943年的反保甲斗争中，毙伤日军27名（其中击毙17名），毙伤伪军78名（其中击毙43名），俘日军2名，俘伪军81名，使敌人无法开展编保甲工作。后来敌人改为武装编保甲，下乡编保甲时通常有日军十多个、伪军20多个配合，加上伪乡长及事务员等共计约40人，并配备有掷弹筒、轻机枪等武器。时间通常为上午8时出动，下午3时回去。根据这些规律，民兵就在上午8时至下午3时对编保人员进行骚扰。在海南区（今海门市三阳镇、悦来镇一带），当敌人下乡时，民兵就在东边的路段打伏击；敌人追赶时，民兵已不见踪影；而西边的民兵枪声又起，敌人又去追赶西边的民兵……就是这样弄得敌人忙于在路上奔波，无时间进行保甲编组。
对顽固分子杀一儆百，使他们不敢任伪职。为阻止敌人编保甲，各区都抽调民兵组成锄奸队，专门对付那些死心塌地为编保甲卖力的汉奸。据统计，1943年海启县民兵锄奸637人。麒麟镇有个汉奸陈宗周，是自卫队的指导员，十分卖力于编保甲，还为日本人“选”出的保甲长进行训练，教他们如何当保甲长等。海南区委决定除掉这个坏蛋，日子选择在训练保甲长们的操场上。那天，麒麟镇据点操场上，陈宗周正在训练保甲长们，他才开口训了几句，就被两名从天而降的民兵剌杀在操场上，保甲长们一时都惊呆了。待他们惊醒时，两名民兵已不知去向。这件事对保甲长们震动极大，许多人都不敢再当保长、甲长了。
动员群众撬门牌，瘫痪敌人的编保工作。在日伪已经编好保甲的地区，便在各家各户钉上了门牌号码。基层党组织发动民兵，动员群众撬门牌，敌人白天钉，群众晚上撬。后来日伪改为把门牌交给被编门牌号的群众，要群众自己保管，并威胁“丢了要烧房子的！”许多丢了或撬了门牌的群众真的都被敌人烧掉房子。据一份统计资料，在“政治清乡”期间，海启县被敌人烧掉房子947间，许多人无家可归。后来老百姓撬了门牌干脆去向日伪报告说“门牌被新四军没收了，你们给我要回来！”敌人怕遭游击队报复，只得找保甲长出气。启三区十五乡的伪保长汤文才为此被鬼子不知搧了多少次耳光，他实在吃不消就逃走了，后来鬼子把他家的房子也烧了。群众拍手称快，说这就是当汉奸的罪有应得！
开展政治攻势，敦促编保人员自首。为了争取那些虽参与清乡，但尚有中国人良知的清乡人员反戈一击，海启县委遵照苏中四地委的部署，向参与清乡的人员发布了《敌汪清乡人员自首暂行条例》，將锄奸斗争与宽大政策结合起来。《条例》规定“戴罪立功者受奖，死心附敌罪大恶极者惩办”，分化瓦解了一批伪清乡人员。海中区新民乡有5名参与清乡的人员主动向四分区自首，并表示愿意参加民兵。悦来镇伪乡长自首后，我们要他暂时还做伪乡长，但为我方办事。后来他也真的为我方提供了几次有效情报。其他清乡的人员也普遍收敛了气焰。
在军事上打击，牵制敌人编保甲。东南警卫团和各区队为配合反保甲斗争，采用游击战、麻雀战等战术不断袭击骚扰日伪军，使日伪无法正常进行“政治清乡”。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在1943年的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中，东南警卫团进行大小战斗73次，毙伤鬼子118名（其中击毙57名），毙伤伪军124名（其中击毙85名），俘伪军164名。全县9个区队共进行大小战斗391次，毙伤鬼子171名（其中击毙87名），毙伤伪军253名，俘伪军101名。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不仅牵制了敌人的清乡精力，而且震慑了参与清乡的敌人。在海启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日伪在海启地区强行编保甲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海启县反“政治清乡”的经验，得到了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3年7月在如皋刘家园召开的苏中区反“政治清乡“的阶段性总结会议上，苏中区党委书记吉洛（姬鹏飞）在总结中指出“海启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号召全区要像海启县委那样“深入动员干部、民兵、群众，发扬大无畏精神，坚决粉碎敌汪的‘政治清乡’阴谋！”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