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谦让的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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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负伤后,等找到部队,他的团长位置已经更人,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去当副团长”。
  在红四方面军,徐海东是一员出了名的猛将,在战场上,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后来他“徐老虎”的威名也就不胫而走。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说:“我这辈子挺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的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陈赓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战斗是1932年2月初。
  那天,漫天大雪,蜿蜒起伏的大别山白茫茫一片,呼号的寒风把阴沉的天空搅得雾气腾腾。红四方面军顾不得天寒地冻,风吹雪打,在潢川县附近的豆腐店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恶战。敌军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等部共二十多个团,从河南向红军压来。当时陈赓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徐海东任三十六团团长。陈赓早就听说徐海东是一员猛将,特别能打仗。于是,徐海东带领的一团人按照陈赓师长的命令,正好摆在敌人主攻方向上。
  令徐海东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残酷,苦战了一天一夜之后,前沿阵地竟被敌人突破。三十六团伤亡惨重,一营的营、连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徐海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把棉衣甩掉,穿着一件白衬衣,在大雪中飞跑。战士们看见团长脱了棉衣,知道是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于是,溃退下去的人又都跑了回来,负了伤趴在雪地上的人,又都端起枪继续战斗。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在冰天雪地里展开了。嘹亮的军号声、震耳的呐喊声、兵器的撞击声和敌人的号叫声混在一起,震撼着阴沉的天穹。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在大大小小的池塘边,在荆棘丛生的森林里,到处都是生死搏斗的战场。红军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与敌人厮杀、扭打、周旋、追逐。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跟随徐海东的一个小号兵牺牲了,警卫员负了重伤。徐海东自己背上军号,提着驳壳枪,在阵地上傲然屹立着。他就是号声,他就是命令。
  在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的情况下,红军总是从精神上压倒敌人。这次徐海东亲临火线,又一次使全团的官兵振奋起来,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终于支持不住,退了下去。
  鏖战中,陈赓师长时时关注着三十六团的阵地。他的望远镜常常盯着徐海东那个方向。他不放心,三次派人向徐海东传达命令:“一定要守住,要紧紧吸引住敌人!”
  徐海东能不能守住?陈赓心里悬着一块石头。
  让陈赓高兴的是,徐海东的回答很坚决:“师长放心,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突破防线!”
  坚持就是胜利!下午5时,形势出现了转机,敌人的后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红十师三十团突破敌人的阻拦,直插刘寨,包围了敌人的指挥所。三十二团抢占了传流店渡口,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红十一师和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团亦从两翼向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结果,想等待分享攻克红军阵地胜利成果的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等部共二十多个团,都成了笼中之鸟。
  后院起火后,敌军顿时乱了阵脚,纷纷后撤。陈赓指挥十二师趁势发起正面反击,在豆腐店附近歼敌一个团。此时四路红军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以锐不可当之势向敌群冲去。数万蒋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当即有四千余人被歼,其余趁着夜色逃向潢川。
  打了胜仗,徐海东见人就笑,脸上两个小酒窝一闪一闪的。他很得意,觉得这一仗,三十六团进步不小。
  这时,迎面走来了陈师长。徐海东刚要举手敬礼,陈赓一把抓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我向你们三十六团敬礼,你们团这仗打得好啊!”
  徐海东听了心花怒放,不客气地说:“这一仗啊,我们团的干部、战士都锻炼出来了。若是再打仗,連伙夫都变成了好连长!”说完哈哈笑起来。
  陈赓一向对下级要求严格,徐海东的回答让陈赓心里犯起了嘀咕:徐老虎啊徐老虎,打了一个胜仗,你就骄傲了?好钢刀,还需要淬火才能锋利啊!
  不久,徐海东接到通知要他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刚在三十六团打了胜仗,与团里干部关系十分融洽,正准备放开手脚再打几个大胜仗,此时却要到一个新部队去。 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陈赓师长的命令是乱弹琴。
  吃过晚饭,徐海东便跑到师部找师长陈赓。陈赓看见徐海东进屋时阴沉着脸,便知道他的来意了,笑着说:“来来来,徐老虎,快坐,我也正要找你拉拉家常。”
  徐海东一屁股坐下后,拉着脸便说:“我不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听,慢慢说道:“噢,为什么?能说说理由吗?”
  徐海东索性来个竹筒倒豆子,把心中的不愉快统统说了出来:“我到新部队人不熟,工作不好搞……”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从上海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这样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他在屋里来回走动着。
  “我知道了,你才打了胜仗,是想让我提你当副师长吧?”陈赓接着说。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的老革命,却不知他有爱开玩笑的习惯,以为他疑心自己想要个大官当当,着急地站起来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是啊,谁不想人熟好工作,可那些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又有谁干呢?同志啊!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党需要你去三十八团当一个营长呢?你去不去?”
  陈赓见徐海东不说话了,微微一笑,笑中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好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
  停顿了一下,陈赓又接着说:“海东啊,三十六团不是你的,十二师也不是我陈赓的。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可能要几上几下,但我们永远是‘一无所有’!”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受震动。他没有想到陈赓这么直率,虽然爱开玩笑,但玩笑之中,又饱含同志的深情和革命的哲理。   可没过多久,陈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离开了红四方面军,但陈赓师长的那番话却深深地印在了徐海东心里。
  在这一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负伤了,而且伤得不轻,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被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一天一夜,随后被送入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没想到,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了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这下子可急坏了师领导,大名鼎鼎的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于是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
  徐海东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上不了战场,比杀了他还难受。他又一次找到师政委。
  “那我去当副团长。”徐海东说。
  “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
  “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爭官当,为了革命我们能上能下!”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是徐海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让官”。
  
  出征前,徐海东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不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形势立刻变得十分严峻。
  昔日大好的苏区,眼看变成了一块血染的土地。许多村庄被捣毁,层层山林被烧焦。蒋介石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灭尽杀绝!在金寨附近的柳树湾,有一次,被反动军队机枪扫射、挖坑活埋的就有3500多人。在黄安的闽家河畔,国民党反动派不分男女老幼,就地屠杀了好几百人。凡是国民党反动派“扫荡”过的苏区,都是尸骨遍地、庐舍成墟。
  然而,烧杀掠夺吓不倒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血泊和火海里,他们顽强地战斗着。
  1932年10月29日,省委书记沈泽民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
  这支新建的红军队伍,在“追剿”“驻剿”的多路敌军当中,抓住一个个有利战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一度被敌人摧残的鄂东苏区,这时又渐渐复苏起来。躲在山林里的伤病员和革命群众,归队的归队,回家的回家。乡亲们笑逐颜开,到处传说:“红军大部队又回来了!”“红军又打了大胜仗!”
  青年人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徐海东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迅速扩大,又发展到了一万三千多人。
  已升为副军长的徐海东和战士一样,眉开眼笑,就像是摆脱了危难之后,望见了光明,有了新的希望。
  1934年3月,徐海东率部队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审时度势,立即定下了“阻北歼南”的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吃掉敌南路五十四师。
  南路之敌的指挥官是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柳树春自恃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正规训练,很是不可一世。这次他是抱着与徐海东决一死战,捞上点便宜,以便回去让上司拿掉“代理”二字的打算而来的。可是,在英勇善战的红军面前,他哪有便宜好捞!
  翌晨,在敌人进攻开始之前,徐海东首先命令两个营沿着葛藤山西南的小石家沟跑步前进,造成一个大部队运动的声势,以此迷感敌人,同时把大部队隐蔽起来,专待敌人上钩。过了一会儿,柳树春果然把徐海东派出的两个营当成了红军主力,立即把主攻方向转向了小石家沟山头。柳树春没料到,就在他督促部队猛扑小石家沟山头时,他的右翼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随之,漫山遍野响起了军号声、喊杀声。柳树春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蒙了,他的部队顿时阵脚大乱。仅一个多小时,柳树春的一个旅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余全部被歼。他本人也迷迷糊糊地和他的1600多名官兵一起成了红军的俘虏。
  对于自己的惨败,柳树春百思不解。当他被押到徐海东面前时,还在沉思着。忽然,他像明白了什么,问道:“徐军长,您是‘黄埔’第几期的?”
  见徐海东摇了摇头,柳树春又问:“那您是‘保定’的啰?”
  徐海东还是没有搭话,却越听越气,心想,这家伙满脑袋“黄埔”“保定”,好像除此之外就没人能指挥打仗了。
  这时,柳树春以为让他猜中了,便以“保定”同学的身份,满脸堆笑地继续问:“军长,您是‘保定’第几期的?”
  看到柳树春如此不知趣,徐海东把眼睛一瞪,声音洪亮地告诉他:“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有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生!”
  “青山大学?”柳树春想了想,大惑不解地说,“鄙人学识浅薄,委实不知这‘青山大学’在何处。”
  “喏,就在这里!”徐海东手指向门外的远山近岭,给柳树春解开了“青山大学”这个谜。
  “啊?”直到此时,这个趾高气扬的“正牌”军官,才恍然大悟地垂下了头。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倍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虽然大别山的军民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破坏严重,加上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的严峻局面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就在这时,党中央派来了代表程子华,传达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够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于是,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出征前,部队在罗山进行整编时,徐海东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不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强,红二十五军军长应该由他来担任。
  但是,他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却使与他一起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他们议论纷纷:
  “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
  “新来的军长,情况不熟悉怎么领导?”
  “不行,我们得找省委书记说理去!”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没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后心里却平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的性格,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谈心。
  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做副手,是我自愿的,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还是陈赓师长说得好,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再说了,程子华同志就是比我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强!”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
  就这样,为了革命的需要,徐海东又一次“让官”。
  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徐海东被列入了大将的名单。他感到内疚:授我大将,我受之有愧啊!
  翻山越岭,转战数千里,作为长征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率先踏上了陕西的黄土地。千山万水终于走过来了,千难万险终于成为过去。现在,徐海东等人急于知道党中央、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红四方面军又在哪里。
  于是红二十五军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去寻找中央红军。
  此时,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军长程子华负伤,行军骑不了马,只好让人抬着走,省委书记徐宝珊病死在长征路上。现在全部的重担都落在了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的身上。
  这时,红军内部开始出现了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有的人甚至怀疑这样的行动是否有价值。
  天公仿佛也在与红二十五军作对,常常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不停的大雨又引发了山洪,洪水挟带着石块树枝向下游倾泻。
  摆在眼前的这条河只不过是泾河的支流,水很浅,平日两岸的老百姓经常涉水往来,没想到,山洪突然暴发,给部队造成了背水一战的危险局面。
  果然,尾随红二十五军的敌人围攻上来。敌人打头的是骑兵,后面跟着步兵。很显然,他们想迫使红军背水作战,来个“一锅端”。
  在瓢泼大雨中,徐海东全身湿漉漉的,他手挥马鞭一声高呼:“坚决顶住!”战士们精神一振,他们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分班分排地与敌人展开了顽强斗争。
  这时,我先头部队均已渡过泾河的另一支流讷河,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的境地,形势极为不利。于是,吴焕先政委带领一百余人,一鼓作气从河边返冲到塬上,占领有利地形,从侧翼向敌人发起冲击。由于吴焕先及时赶到,解了徐海东等人的围。
  吴焕先政委号召战士们:“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
  就在战斗激烈进行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吴焕先政委,不幸中弹,倒在了雨水之中……
  正在指挥部队进行反击的徐海东,听说吴焕先政委负了重伤,立即派出一个连去掩护政委。军政委负伤的消息,激起指战员们对敌人的无比愤怒,他们向敌人侧后猛插过去,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并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徐海东挂念着负伤的政委,战斗一结束,就跑到政委的担架边。一群干部和战士早已围在担架四周,默默地低着头流泪。见政委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徐海东脑袋轰的一下,顿时一片空白……他慢慢蹲下身,抓住那只已经冰冷僵硬的手,喊了一声“焕先”,便放声大哭起来。
  徐海东知道,军政委永远离开了他们,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顶梁柱就这么轟然倒下了。
  吴焕先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三年多来,徐海东和吴焕先共同忍受过失败的痛苦,又一同分享过胜利的欢乐。他们一个文,一个武,同心协力地带领着这支红军队伍。
  徐海东一连几天忍受着巨大痛苦,晚上难以入睡。一闭眼,就涌现出政委的身影。但他还要挺起胸膛,挑起这副重担,协同负伤的程子华同志,继续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吴焕先政委牺牲后,政委一职空了出来。这时有一个军部领导看上了这一位置,他向徐海东提议:
  “现在只剩你和我了!我俩是老搭档了,我看,我们共同负责,把这支队伍带起来……”
  徐海东知道他话中的意思,他是想当军政委。对此人的品行和才能,徐海东是最清楚的。此人资历是不浅,但军事指挥能力不行,政治上“左”倾,肃反抓“改组派”“AB团”,他最卖力,伤了许多好同志。这样的人若做了政委,可能就要让红二十五军遭受损失。徐海东心里明白,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
  不久,省委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会议一致的意见是: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就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人提议徐海东代理军政委,但也有人提议那位军部领导代理军政委。
  徐海东宁肯继续担任副军长,也不愿此次会议做出可能不利于党的决定。于是他提议:在困难时刻不讨论人事安排,等以后再说。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徐海东在关键时刻把官位看得如此淡泊,又一次显示出他以党和革命事业为重的优秀品质。
  后来,那位一心想当政委的军部领导越来越感到泄气,变得消沉,结果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使部队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许多同志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认清了他的本质。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豹子川时,在省委会上,大家一致通过新的人事安排: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从此,红二十五军在新军长(其实也是老军长)的率领下,开向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
  斗转星移,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由徐海东等人带出来的红二十五军早已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英雄部队,成了一支猛虎部队。而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也在战火中诞生了。
  徐海东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多么想投入到共和国建设的洪流当中啊!但他已力不从心,战争带给了他满身伤痕,他的身体很虚弱,常常彻夜难眠,他只好脱离工作岗位,长期疗养。
  尽管这样,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徐海东被列入了大将的名单。
  消息传到徐海东的耳朵里,他不敢相信,虽然他的资历不浅,但他病倒的时间太久了。解放战争,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病魔夺去了他不少时光。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在大将的名单中,还有他的老领导陈赓,这不意味着党中央是格外器重他吗?
  躺在病榻上的他,又一次彻夜难眠。他想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恳请把自己从大将的名单中拿掉。
  正巧,周恩来总理这时来到大连,特地看望他。徐海东一见到周恩来就说:“我不能工作,总是要总理关心,惭愧呀!”接着,他有些激动地向周恩来要求:“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党中央能不能重新考虑?”
  周总理看着徐海东那真挚、坦诚的表情,郑重地说道:“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总理的话,句句真诚,温暖如春。徐海东激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
  〔本刊责任编辑 马海丽〕
  〔原载《名人传记》
  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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