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化与缩小城乡差距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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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正在致力于构筑一个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要正确处理增长与分享的关系,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否则,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我国近13亿人口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因此,能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对我国构筑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让广大人民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存在着普遍分享时经济增长才等同于发展,否则,就是“有增长无发展”。发展经济学重视大多数人普遍分享的意义,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实践: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片面追求“自由经济”而忽视了社会的利益均衡和广泛分享,从而导致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此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有关于广泛分享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过程时,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少数人分享,社会财富只被少数人拥有,都将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
  目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构筑一个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更应该汲取拉美国家的教训,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要正确处理增长与分享的关系,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否则,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我国近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居民住在农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因此,能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对我国构筑和谐社会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未来农村的土地比现在更少,资源更紧张,而且就农业而言,大半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农村人口的未来将更加艰难。
  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并让广大人民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的历史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为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发展服务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此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都是不合法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中期乃至短期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力的配置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而是人为的安排,更严重的是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口的城乡流动和自由迁移是不受限制的。1949——1957年期间,市镇人口增加的总量中70%——80%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构成的,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相类似。然而,为了保证农村中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同时也为了把城市里享受低价格农产品的人数限制到最少,需要设立一些制度约束城乡人口及劳动力的流动。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在全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商业服务等多方面的建设需要雇用大批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压力下,招聘工资成本低下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成了许多企业的最优选择。因为城市并未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畴,他们被看作“体制外”的人,其就业形式主要是合同工或者是无任何合同的“工人”,所以其就业属于准就业,而其失业显然也属于准失业(其家乡尚有一块属于他承包的土地)。农民工的大量进城,虽然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但其边缘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相比,我国城市化仍严重滞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相对缓慢,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冲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不过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有所增强。原因在于农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国家进行“谈判”,究其原因是隐藏在背后的城乡分制的利益之争。
  
  三、应采取的措施
  
   (一)把逐步取消城乡分割体制、加快推进城市化提升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战略,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尽早形成真正到位的基本共识。现行仅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现行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扩大覆盖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用人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必须依法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障金。
   (二)今后的中国城市化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推进,并辅之以必要的政府调控和城市规划。不应人为设计和强制推行任何具体的城市化道路,无论是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还是以大城市或中等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摈弃体现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必须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化的速度快慢、各类城市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少、地理布局和城市体系的结构。
  (三)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不仅是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生产资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民无法从“土地城市化”,即土地产权转让和土地用途变更中得到足够的收入,失地农民缺乏进入城市定居的生活保障或创业资本。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城开辟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渠道。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保障承包方不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拥有承包期间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和得到收益的权利。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改变农村集体土地变更用途要先通过政府征用、使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再有偿转让给开发商的办法。各级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不再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转让中获取中间收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承包方可以自行决定转让对象,包括转让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任何组织或个人。
  实现我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应当遵循规律,不要人为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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