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北京东四的隆福寺，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火。第一次是1901年，这次大火虽然把寺院烧成一片废墟，但是对“隆福寺庙会”影响不大。第二次是1993年，大火之后，名冠京城的“隆福商业大厦”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隆福寺始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3年）。明清时期，从南方运粮的客商从朝阳门进城后，总要到这里歇脚，顺便把随身带来的珍奇异宝拿出来卖掉。时间一长，隆福寺附近便形成一个颇有特色的庙会。到了乾隆年间，隆福寺庙会被列为“诸市之冠”，成为京城的第一庙会。庙会期间，不仅有外来的“夷蛮敝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还有民间杂耍、传统小吃、日用百货，真是应有尽有，非常热闹。因此《北京竹枝辞》用“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间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按：西庙指位于西四的护国寺），来描绘这种民间狂欢和商业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隆福寺东面不远就是北京贡院，即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在地。当年的贡院既是全国会试的场所，又是顺天府（北京）乡试的地方。每逢科举考试，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到隆福寺逛逛庙会，于是在隆福寺附近又出现许多书肆。到了清末民初，隆福寺的书肆达到30多家。在这些书店里不仅能买到各种书籍、字帖、拓本，还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淘到孤本、珍本，这在古玩界算是“捡漏”。比如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一位名叫徐星曙的先生花了八块大洋在隆福寺地摊上买到的。因此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对文人墨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不幸的是到了1901年，因为庙里的喇嘛用火不慎，将隆福寺彻底烧毁。所幸寺院虽然被烧，庙会依然存在，据统计，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隆福寺庙会共有商贩946户，营业面积达到1万3千多平方米。这些摊位从庙里一直延伸到神路街、隆福寺街和现在的东四西大街一带。与此同时，这里的旧书市场也相当火爆。究其原因，可能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俄文专修学校就在附近有关。这些学校的学者教授和青年学生不仅是书店的常客，还与店老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据说当年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曾经对学生们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的，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
　　1949年以后，隆福寺的书肆虽然在学者文人的心目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呈现出惨不忍睹的模样。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当时他来到隆福寺访书，看到这里的旧书已经论斤卖了，这让他非常痛心。类似的情况在著名文化人宋云彬日记中也有记载。1949年年初，宋云彬与柳亚子、马寅初、陈叔通、王芸生、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由香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初到北平，他就到东安市场淘书，看到“某书铺有旧杂志甚多，将作为废纸出，以斤两计，每斤约人民券二十五至三十元”。另一位文化人黄裳在1950年初来到北京时，也在琉璃厂和隆福寺淘了不少便宜的好书，其中还有从装在麻袋里的“大内档案”里翻出来的“非常珍贵的宋元本残页”。
　　从那以后，隆福寺开始了从来没有的变化。首先是政府在隆福寺旧址上建立了“东四人民市场”，于是个体商贩被纳入市场，民间庙会也不复存在。其次这里的旧书店都被1952年成立的国营中国书店所吞并。再次是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人们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去侈谈读书。从此，隆福寺逐渐被人们遗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有关部门为了让隆福寺“再现辉煌”，在东四人民市场的基础上兴建了隆福大厦。为了吸引顾客，大厦还安装了当时还非常稀罕的电动扶梯，从而火爆了一把。但是经济的发展是不会依赖于长官意志和新奇手段的，所以隆福大厦尽管装了电动扶梯，也好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一样，避免不了衰败命运。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的那场意外大火，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几乎把隆福大厦的财产和人气彻底埋葬。后来，有关方面对隆福大厦重新装修，并出租给私人经营。这种官商共享的利益机制，进一步扼杀了隆福大厦重获新生的希望。
　　前不久我去隆福寺一带闲逛，看到那座由薄一波题词的“隆福大厦”大门紧闭，周围的电影院和小吃店异常萧条，就连专门经营旧书的中国书店也门可罗雀。这一切，与寸土寸金的东单王府井商业圈极不相称。
　　民间活力让隆福寺步入辉煌，官僚意志却让它陷入困境——这就是隆福寺数百年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启示。因此当我得知在隆福寺广场又出现卖菜的早市时，心中为之一振。这不就是民间力量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