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新的制度，都是对机会和命运的重新分配。正如1400年前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为了打破此前的不公，30余年前的恢复高考，也意在此。然而，每一个新制度在试图构建一种公平时，又会带来新的不公平，公平与不公的斗法与循环，即相伴而生。
　　科举制度的本意是凭才取士， 克服上下流动的不公平。但门第高低只是诸多不公平之一种，在科举制度兴起后的千余年中，历代的种种制度设计，都是试图在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利益环境下寻求某种平衡。在元代，将科举名额以蒙古、色目、汉、南四类人均分，照顾了人口较少的新主人，则抑制了人口众多的大多数；明季因1397年科举尽入南人囊中，改以南北分卷，南方士子则为之不平；至于清代繁琐的分省定额，自然也遇到更多的不平与钻营。从宋时司马光与欧阳修之争开始，关于“分数公平”与“地域公平”的争议，就绵延至今。
　　1977年恢复高考，突破了阶级出身对个人命运的限制，无疑是又一次社会公平行动。但另一方面，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分数面前，不同秉赋环境、拥有不同的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人，也生而不平等，以致各种补丁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校正不同诉求间的不平衡：艺体特长、教师子女等等。更广为人知的是在不同地域，以分数线和录取额的不同设定，被倾斜于不同的弱势或强势群体。
　　今天我们说，京沪的高考录取率是最低地区的一倍，这也古已有例，从唐代开始，各地区间的名额分配就是不平等的，首都地区常常数倍至数十倍于其他，柳宗元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以致“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
　　既然有利益之差，就必然有空隙，有空隙也就有觊觎。延续千年“潜规则”的“冒籍”即是其一。所谓冒籍，即是冒称他乡或他人的籍贯或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获得更多的机会。今天的高考移民即是冒籍的现代版。实际上，虽然科举制度废止，但高考制度作为国家考试制度，仍然可称是科举的继承者。由此的种种潜规与纷争，自然伴之而生。千年以来，由此引发的主客，或者说“土著”与“异闹”之间的讼争与纷攘，不绝于书。
　　于是，制度在公平与不公平，平衡与不平衡间演进。今天我们看到的异地高考政策的松动，一方面是城市化和迁徙自由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是对高考地域不均衡的回应。
　　无论如何，不管是门阀、种姓，或是户籍，都是试图对人不可选择的身份进行制度锁定，这些身份制度之所以牢不可破，是因为在其背后的利益含金量。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精巧的制度设计，都敌不过利益的算计。
　　在利益链条上，每个人都是左右衔接的一环；在历史的链条上，每一代人都是前后承接的一环。每一个人，都曾挑战制度的不公，才到达今天的位置。千年以来，每一个北京人或其先辈，都曾克服命定的阻碍，才进入这个城市；今天异地高考的反对者，很有可能曾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听听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描述：他相信当一个人努力奋斗，出人头地，在通过机遇的大门之后，不会自私地关上它，而会转身伸出援手，给予人们共同的机会一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