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族企业中存在“布登勃洛克效应”(Buddenbrooks effect)，即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丧失了动力、也流失了能力，导致一种对投资和创新的保守态度，最后将企业带往下坡路，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中布登勃洛克家族的衰败一样。
　　第一代通常是很穷的做工者，通过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习惯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在拥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们依靠良好的企业家才能和精准的判断，成为富甲一方的人。这一代即便变得非常富有，往往仍然保持节俭。
　　第二代成长于他们的父母努力致富的阶段，当他们真正成年，父母已经迈进了富豪的门槛。他们比父辈受到更好的教育，常常被后者手把手地传授如何管理企业。所以，当他们接替了父辈的位置以后，很多人能够保持企业的规模，少数人甚至能够扩大基业。与父辈相比，他们当然出手更加大方，而且，通常会和门当户对的富豪家庭结成姻亲。
　　第三代是“含着金匙出生”的一代，他们在奢华的生活中长大，习惯了被授之以“鱼”，但却没有被授之以“渔”。虽说他们都会被送到海外接受最好的教育，但这些公子们在外纵情声色，随意挥霍。他们把任何东西都视为生来即有，所以，他们不懂得如何面对困难的情境，也不知道商业世界的复杂微妙。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说的是同样的意思。第一代辛苦创业，第二代守成固化，第三代变笨变懒，慢慢败光家产。很多富人的第三代嗜赌好色，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第三代的诅咒”(curs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说到诅咒，有另外一种诅咒像“布登勃洛克效应”一样发挥作用，只不过它影响到的是国家而不是某一个家族。在《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末尾，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石油的诅咒”(curse of oil)。
　　在今天这个能源短缺的时代，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一个富于石油资源的国家会是一个有福的国家。的确，石油使一些产油国的统治者变得超级富裕。然而，弗里德曼说，在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地，之所以没有出现民主的环境和多样化的经济，石油是最大的牵绊。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光靠天然资源就能致富，因而不必去深耕国民的天赋与精力，而会使用石油赚来的钱，去独占一切权力工具：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永远不想引入真正的透明度或民享政治。“他们只要把石油的开关攫取过来控制就好。不必向人民征税，大大扭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征税，就没有代表权。统治者不必真的关心人民，也不必解释自己怎么花钱，因为他们不靠税收来筹钱。因此，以产油为经济重心的国家制度永远虚弱，甚至不存在。”
　　在经济上，从开采和出口石油获得的巨大财富有一种灾难性的倾向：它们都被用于奢侈的消费或者流入国外的账户，而不是使本国的经济多样化。如果没有了从石油生意中获得的源源不断的大笔收入，很多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无论是这些产油国的石油公司，还是它们的外国业务伙伴，都对产油国内出现新的市场和产业部门不感兴趣，因为那会使已有的石油业的影响力遭到削弱。
　　原材料出口国往往存在一个典型问题：在好的年代似乎没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而在不好的年代又没有力量进行改革。自然资源是原材料出口国的一项比较优势。但如果这些自然资源形成了所谓的“垄断租金”，就会转变成一大劣势。石油出口国家因为欧佩克垄断政策获益，但从长期来说，这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具破坏力的政策之一。欧佩克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比1979年的水平低30％。2004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从石油救出伊拉克》，其中指出：“今日油气占出口总额30％以上的国家，有34个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家很富有，但却有12国的人均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
　　石油带来的金钱终会殆尽。它造就了一种短期的富裕(在历史的长河中，石油兴盛的百年只是很短一瞬)。放眼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创新力的国家，你会发现，它们不是没石油，就是石油很少。例如，巴林是阿拉伯湾最早发现石油、也最早用光石油的。而它已成为湾区推动改革、努力发展人力资源的第一国，与美国订立自由贸易的第一国，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第一国。
　　所以，听起来似乎荒诞、事实上却无可争辩的是恰恰是“口含金匙”出生的一代，会成为一个富有家族的“诅咒”；恰恰是地下蕴藏着的丰富资源，会成为产油国走向富强的最大障碍。《征服世界的理念》一书的作者孟德邦(Michael Mandelbaum)形容得好：“人不会因为你告诉他有更好的选择而改变。他改变，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