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相关背景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过程中，合理获取经济利益并有效地得到保护而不受侵害或威胁。①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适应这一体制和发展战略，我国的生产和消费都要有政府来统一规定，实行的是单一的行政控制模式。在这一阶段，我国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但关于行政定价、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表述已经包含经济安全的一些思想。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是相匹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入转型，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内容。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我们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安全观形成的阶段性分析
（一）新国家经济安全观的提出和实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渐从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扩展到非传统国家安全，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观和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在第二部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指出“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此时提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念，但在此次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有关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论断，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已经纳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决策视野之中。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到“安全”一词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国家安全”。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第五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七个方面“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要求“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第六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五个方面“维护安定团结”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明确关注到非传统安全因素，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词。
1999年3月，江泽民在瑞士访问期间发表了《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首次提出了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倡导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国家安全的核心已经转变为国家经济安全。新的经济安全观已初步形成，倡导要综合处理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经济问题，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建立提供良好的国内和国际安全环境。随后在199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②指出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经济发展是国家一切工作开展的前提和目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11处提到“安全”一词，并将新安全观写入党的报告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形成了包括军事和政治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观和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观的综合国家安全观。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江泽民曾指出：“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需要各国在合作中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而危机的解救要靠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各国必须在合作中求发展，在合作中求安全。”③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不仅更好的实现我国的经济利益，也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二）科学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观的形成与实践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思想，将我国的新安全观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一决定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了集中全面的阐述。在《能力决定》中共有16次提到“安全”一次，有“新安全观”、“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安全”等，有很多表述在历届党的报告中都是不曾出现的，这次决定是对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最集中详实的论述，在此次决定中也突出强调了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24次提到“安全一词，这一决定也标志着非传统安全观已经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和意识之中。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23次，“国家安全”一词出现5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集中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在经济安全方面指出：“ 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将国家经济安全升级为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④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同时相互之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这就需要用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来指导经济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安全观，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从而规避经济风险的利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共出现35次，较之前有明显增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纵深化发展，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我们党代会的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安全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更加细化，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单独列出，更加突出了经济安全中的战略能源与资源的安全问题。能源资源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在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的指导下，开展互利共赢，梯级发展的能源资源贸易，保障国家的能源资源安全，从而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受威胁。 （三）新常态的国家经济安全观的逐步形成
2005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突出了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适应新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习近平指出：“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效。为此，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日益开放化的时代，开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各国必须的选择，开放性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固定和长久特征。在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方面，习近平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以内向改革促外向开放，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常态化特征。同时，这也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性和常态化特征。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新的指导性方针，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适应新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安委统领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安全，从而使国家安全的维护实现常态化，使国家安全的维护，有章可循，有部门可依。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期间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常态”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新常态”将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性思想，“新常态”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现意义非凡。
三、对国家经济安全观的展望
展望未来，经济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和核心内容，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纵深发展和我国经济改革遇到的瓶颈，我国经济安全的维护仍存在着较大难度。
国家经济安全观的逐渐深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开放的全球市场的深化而逐步加深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深化的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的改革。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挑战的出现给国家经济安全提出新要求，新问题的正确处理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的升级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因此，在逐步加强经济转型和开放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国家经济安全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将会取得新的成就。
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仍然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们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经济安全问题，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⑤现时代的发展问题必须注重量与质的双重效应，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与稳定，进而为国家经济安全观的深化与实践争的时间成本。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金融危机的日益广泛化和深入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阻碍和困难。我国的经济安全观已经从传统的安全观逐步过渡到了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但是，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规模日益加大，强度日益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向联动效应逐渐强化，相应的国家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的因素也将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解：
①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② 冷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③ 朱众群、贺弘景，《论冷战后的经济安全观》，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02期，第42页。
④ 曹荣湘：《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与风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 卢新德，《简论新经济安全观》，《当代亚太》，2004年03期，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过程中，合理获取经济利益并有效地得到保护而不受侵害或威胁。①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适应这一体制和发展战略，我国的生产和消费都要有政府来统一规定，实行的是单一的行政控制模式。在这一阶段，我国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但关于行政定价、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表述已经包含经济安全的一些思想。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是相匹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入转型，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内容。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我们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安全观形成的阶段性分析
（一）新国家经济安全观的提出和实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渐从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扩展到非传统国家安全，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观和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在第二部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指出“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此时提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念，但在此次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有关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论断，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已经纳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决策视野之中。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到“安全”一词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国家安全”。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第五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七个方面“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要求“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第六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五个方面“维护安定团结”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明确关注到非传统安全因素，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词。
1999年3月，江泽民在瑞士访问期间发表了《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首次提出了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倡导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国家安全的核心已经转变为国家经济安全。新的经济安全观已初步形成，倡导要综合处理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经济问题，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建立提供良好的国内和国际安全环境。随后在199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②指出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经济发展是国家一切工作开展的前提和目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11处提到“安全”一词，并将新安全观写入党的报告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形成了包括军事和政治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观和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观的综合国家安全观。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江泽民曾指出：“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需要各国在合作中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而危机的解救要靠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各国必须在合作中求发展，在合作中求安全。”③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不仅更好的实现我国的经济利益，也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二）科学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观的形成与实践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思想，将我国的新安全观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一决定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了集中全面的阐述。在《能力决定》中共有16次提到“安全”一次，有“新安全观”、“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安全”等，有很多表述在历届党的报告中都是不曾出现的，这次决定是对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最集中详实的论述，在此次决定中也突出强调了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24次提到“安全一词，这一决定也标志着非传统安全观已经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和意识之中。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23次，“国家安全”一词出现5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集中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在经济安全方面指出：“ 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将国家经济安全升级为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④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同时相互之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这就需要用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来指导经济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安全观，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从而规避经济风险的利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共出现35次，较之前有明显增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纵深化发展，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我们党代会的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安全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更加细化，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单独列出，更加突出了经济安全中的战略能源与资源的安全问题。能源资源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在科学发展的经济安全观的指导下，开展互利共赢，梯级发展的能源资源贸易，保障国家的能源资源安全，从而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受威胁。 （三）新常态的国家经济安全观的逐步形成
2005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突出了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适应新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习近平指出：“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效。为此，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日益开放化的时代，开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各国必须的选择，开放性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固定和长久特征。在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方面，习近平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以内向改革促外向开放，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常态化特征。同时，这也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性和常态化特征。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新的指导性方针，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适应新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安委统领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安全，从而使国家安全的维护实现常态化，使国家安全的维护，有章可循，有部门可依。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期间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常态”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新常态”将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性思想，“新常态”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现意义非凡。
三、对国家经济安全观的展望
展望未来，经济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和核心内容，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纵深发展和我国经济改革遇到的瓶颈，我国经济安全的维护仍存在着较大难度。
国家经济安全观的逐渐深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开放的全球市场的深化而逐步加深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深化的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的改革。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挑战的出现给国家经济安全提出新要求，新问题的正确处理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的升级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因此，在逐步加强经济转型和开放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国家经济安全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将会取得新的成就。
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仍然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们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经济安全问题，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⑤现时代的发展问题必须注重量与质的双重效应，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与稳定，进而为国家经济安全观的深化与实践争的时间成本。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金融危机的日益广泛化和深入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阻碍和困难。我国的经济安全观已经从传统的安全观逐步过渡到了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但是，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规模日益加大，强度日益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向联动效应逐渐强化，相应的国家在经济安全方面考虑的因素也将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解：
①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② 冷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③ 朱众群、贺弘景，《论冷战后的经济安全观》，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02期，第42页。
④ 曹荣湘：《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与风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 卢新德，《简论新经济安全观》，《当代亚太》，200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