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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行业向有“得奶源者得天下”的说法，但在锡林浩特的一些地方，这些生产着优质原料奶的奶农们并没有从奶业的大发展中受益。饲养奶牛的辛苦、饲料价格与牛奶价格的倒置、政府有关部门与公司联合起来的强大控制力几乎是当地奶农面临的共同处境。在记者采访的这个地方，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依然停留在文件上。
天刚蒙蒙亮，范海奇就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早集，车上蓝色的胶皮桶装了满满一桶鲜牛奶。8月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清晨已有些寒意，破旧的迷彩服裹在他身上，因为刚刚挤完牛奶，满身的牛奶味。
“快要活不下去了!”范海奇一边大声吆喝着卖牛奶，一边抽空停下来跟记者诉苦：“奶站收购我们一斤牛奶给的价格比我们养牛的饲料的价格还低，去年3月份以来，我们村已经杀了800多头奶牛。”
范海奇所在的锡林郭勒盟有全中国最好的草场，是让国内外众多奶业企业垂涎三尺的奶源地，伊利、蒙牛等奶业巨头为了争夺奶源地曾经打得不可开交。可他的牛奶却无法进入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链，而不得不回归最原始的销售渠道：人挑肩扛，到集市上卖散奶。
几乎是在最近5年时间里，中国的乳制品产业经历了一场井喷式的大发展，尤以内蒙古的企业最为耀眼。乳业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对奶源市场日趋白热化的争夺，业内向有“得奶源者得天下”的说法，但在锡林浩特的一些地方，这些生产着最优质原料奶的奶农们却没有从中受益，反而生活得更加艰辛。
忍痛杀牛
范海奇所在的欣康村距离锡林浩特市区不足10公里，是一个当地著名的“奶牛村”。“最高峰的时候，全村有将近3000头奶牛。”范海奇说，如今已经剩下1500多头了，从去年7月份起，宰杀奶牛的举动在村里开始蔓延。
对于大部分奶农来说，下决心宰杀奶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贷款买的牛，一头奶牛价值1万多元，宰掉卖肉顶多能卖到4000多。“如果不是政府限制，杀掉的奶牛会更多。”村民张景宽说。
他所说的限制源于当初与政府部门签订的贷款协议，欣康村原本是内蒙古扶贫开发牧区移民的样板村。2000年前后，为了恢复草原生态，政府圈定了禁牧区，禁牧区内的牧民们大都被转移到小城镇附近，锡林浩特市政府贷款给这些牧民买奶牛，发展奶牛产业。
协议是2002年底签订的，每户贷款2万，买来两头奶牛。协议规定，奶农们生产的牛奶必须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交到指定网点，奶款由政府部门与收奶公司代为结算，未经相关政府许可，奶牛不得私自处理、转让、销售。
这份由锡林浩特市扶贫办与奶农们签订的协议，原计划是到2005年底还清贷款，之后，奶牛才算属于村民所有。可是到现在已经将近6年了，欣康村能够还清贷款的仍只是少数。“不是我们不想还，实在是没有钱还。电费、水费、电话费这些日常的费用都交不起了，哪里还有钱还贷款?”记者在村里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就是村民们这样的抱怨。
范海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牛饲料的价格如今已经涨到每斤1.1元，每头牛每天吃掉的饲料约需42元，平均产奶量则是30斤，按照现在每斤1.3元的价格，每天只能卖39元，还没有饲料价格高，更不用提同样疯涨的电费、水费、医药费了。
“养这些奶牛，能够养家糊口已算不错，偿还贷款根本就没指望。”58岁的察格那2001年底来欣康村，养奶牛养到现在，当初在草原上卖掉2000多只羊、10多头肉牛、5匹马的钱，也基本都赔完了，家里的奶牛也只剩下一头，“因为贷款还没还完，害怕政府真来把房子收了抵押，所以，就留下了一头。”
倒闭的“公平奶站”
欣康村建村的5年多时间，也正是内蒙古乳制品产业异军突起的5年，如今，内蒙古奶牛数量、产奶总量都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伊利、蒙牛两大明星企业市场销售收入都已超过百亿。根据各公司公开资料计算，每年发放奶款总计也已经超过百亿。但处于这些现代化的乳业生产链源头上的欣康村奶农为何会没有获益?
大约在2003年前后，奶牛也曾经给欣康村带来过短暂的好日子。“那个时候，有好多家企业来收奶，除了伊利，还有当地的一个晶源乳业，后来，蒙牛也进来抢奶源，所以价格就高涨，最高的时候曾经到了3.4元。”村里的兽医周明军说，他就是看到有钱赚，才不惜借高利贷买了20多头奶牛。
可是，好景不长，规模小的晶源公司很快倒闭了，各个奶站谁给伊利供奶、谁供给蒙牛也基本达成了默契。如今，欣康村有4个“合法”的奶站，其中3个为伊利公司供奶，1个为蒙牛公司供奶。一方面收奶的价格一直稳定在2.6元，另一方面各种原料和人工价格的上涨，终于导致了一斤牛奶还没有所需饲料价高的怪现象，将奶农们的生活彻底推入了绝境。
范海奇不属于移民户，他算是一个小老板，被政府鼓励来此地投资，他比一般村民更精明一些。“奶站收我们一公斤奶2.6元，卖给公司则是2.9元，这个差价太不合理了。”为了扭转亏损，他挨家挨户去动员奶农，希望他们入股，大家建立自己的奶站。“至少能把这3毛钱差价给省了。”范海奇说。
到今年5月份，他终于拉到了20户奶农，每户按照奶牛头数集资，每头1000元，凑了30多万，开起了奶站，取名为“公平奶站”。但是，随后的麻烦却接踵而至，“收上来的奶没人要，公司说，去找政府，只有政府同意了，我们才收奶；去找政府，主管的奶牛办则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收不收奶，公司说了算，政府管不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锡林浩特奶牛服务中心(奶牛办)主任乔振国说：“建奶站确实要先到奶牛办报批，主要是按照各个养殖区奶牛数量，考虑到统一规划和布局的需要。”锡林浩特全市如今有2.8万头奶牛，已经建有40座奶站。
“政府并不是限制建奶站，但必须有个程序和标准，主要考虑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乔振国说。但是，为什么同样标准的奶站有的可以批准，有的则被拒绝，具体参照怎样的标准?乔振国则称，如今全国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奶业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的条例也正在制订之中。
在采访过程中，一名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奶站老板向记者透露，要获得批准，需要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3万元押金，用来保证向指定的地方交奶。对此，乔振国予以否定：“我们从来没有指定过必须交给伊利或者蒙牛。”
范海奇的奶站因为得不到奶牛办的批准，已经倒闭了。可是，这个倔强的蒙古汉子还是不愿意把自家牛奶送到那些“合法”的奶站，而宁肯每天凌晨4点起床，到早市上去贱卖。“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牛奶，却一分钱赚不到，免费给那些大企业当苦力。”他说。
政策的产物
范海奇的抗争在强大的乳业公司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虽然他偶尔也会拿国务院的文件来为自己鼓气。2007年9月，为了应对全国范围内奶农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重点提到，积极扶持奶农合作社、奶牛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维护奶农利益、协商原料奶收购价格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但是，在现实面前，那些原则性的文件词汇，根本就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利益。对于范海奇来说，不要说国务院文件里规定的各种各样的补贴难以拿到，即使是开一家“合法”的奶站，也无法实现。 范海奇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三天后，当记者结束了在欣康村的采访准备离开时，却被周围越来越多的村民叫住，希望能去他们的村庄了解情况。饲养奶牛的辛苦、饲料价格与牛奶价格的倒置、政府与公司联合起来的强大控制力几乎是这些奶农们面临的共同处境。
事实上，虽然从内蒙古大草原上走出了伊利、蒙牛这样的乳制品行业的明星企业，但在2000年以前，养殖奶牛并不是这里的传统产业。奶牛是一种需要精细伺候的动物，每年10个月产奶期，每天都要喂料、挤奶，再加上打针喂药、打扫卫生，一个人伺候一头奶牛往往要从清晨起床一直忙到晚上，非常繁重。因为太辛苦，牧民们并不大规模养奶牛，更多的是养羊、肉牛、马匹等，草原上也没有成群的奶牛，现在所养的大都是从澳洲进口而来。
锡盟奶牛村的大规模出现和成长，更多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在锡林浩特期间，记者走访了欣康村、柴达木村、奶牛新村三个最为集中的奶牛养殖区，三个村庄奶农的困境大体类似，都是主要跟伊利和蒙牛两大乳品企业打交道。欣康村的主体是迁移而来的牧民，柴达木村和奶牛新村一大部分是城市下岗职工、原国营牧场的工人和被政府鼓励而来的投资者。
朝日图是2003年搬来柴达木村养殖奶牛的，他原本是市外贸公司的下岗职工，“那个时候铺天盖地地宣传‘家有5头牛，生活不用愁’，可是现在呢，远的政策就不说了，就连2007年国务院公布的政策，现在依然落实不了。”他跟范海奇一样，联合农户成立的互助奶站一直得不到批准。
深处中国北部边陲的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起步较晚。2000年前后，国营企业倒闭、国营农场效益不佳的困境开始大面积出现。该年也正是沙尘暴的危害开始剧烈影响到北京的年份，生态移民被中央政府迅速动员实施起来，大量失去牧场的牧民、国企下岗职工开始成为当地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兴建奶牛村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既安置了移民、解决了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又培育了一个崭新的产业链。失去牧场的牧民、城市下岗职工、原国营牧场职工组成了新的奶牛村，这些廉价的奶源地支撑起了内蒙古乳业的迅速发展，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
烟囱包围下的“奶牛村”
如今，除了范海奇、周明军这样贷款养牛的“大户”还在坚持与大企业斗争，希望他们能合理收奶之外，欣康村大部分人已经转而寻找其他生活出路，老人们都琢磨着要回到自己的草原上去，年轻人则多外出打工，做苦力。
虽然被划为禁牧区，但是，几个奶牛村周围零星的草场上，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奶牛在吃草。从欣康村到柴达木村的路上，3年前还是一大片湿地，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露天的垃圾填埋场。8月17日，记者路经此地时，成群的奶牛在污水横流的垃圾场周围觅食一些杂草，赶牛的邹志恩看到记者在拍照，马上紧张起来，后来弄明白我们不是草原监理局的人，才又放心地把牛赶了出来。
“这里是禁牧区，被政府逮到要罚钱的。”邹志恩说，可是家里的12头奶牛，实在买不起饲料了，只得把牛放出来吃草，至于如此放养的奶牛的产奶质量，他们早已没有能力考虑了。
张景宽是欣康村为数不多的已经还清奶牛贷款的移民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房子后边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草场，“那些草够牛吃饱肚子的了，省下不少草料钱。”张景宽说，可是当附近的煤矿开始开采，运煤的铁路修起来以后，草场没了，煤灰漫天。
他那头最高产的奶牛也不停得病，小牛犊流产的越来越多，他认为是铁路上的煤灰污染造成的。到现在，他还把流产的小牛犊冷冻在冰箱里，以备打官司做证据。“找铁路上的人说了好多次了。”张景宽说，他们口头答应赔偿，可一直也没有兑现。
2002年欣康村刚刚建村的时候，周围还都是水草丰茂的草场，虽然是禁牧区，可是总会有奶农为了省钱偷偷赶牛出来吃草。如今，周围都已经建起了工厂，一共有三个火电厂、一个铬矿厂、一个煤矿、一条运煤专线正好把村子包在中间。铬矿厂的污水、火电厂的煤灰和烟尘是比低廉的牛奶价格更让村民们闹心的事，奶牛是一种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的动物，这两年，村里流产的牛犊越来越多，花在奶牛身上的医药费也越来越多。牛奶价格或许还有升上去的希望，可是，污染却打击着他们对生活能够好起来的信心。
记者在致电锡盟开发区，希望了解锡林浩特市的工业规划布局时，一位工作人员称，欣康村所在的地方不属于工业开发园区，但是，电厂、煤矿这些项目都是国家的大项目，现在确实都集中在原来的奶牛养殖村周围，也许过几年，欣康村也得搬走了。
在整个内蒙，相比于赤峰、包头、鄂尔多斯这些工业发达的城市来说，锡林郭勒盟还只能算一个工业落后的地方，但是，最近几年，锡盟境内大量的油田、煤矿、重金属矿被勘探出来。在锡林浩特的十一五规划中，当地政府已经把工业化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以煤电油为主的能源工业、以煤化工和电石深加工为主的化学工业将远远超过奶牛产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于伊利和蒙牛这样的庞大乳制品企业来说，他们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奶源地的布局，欣康村、柴达木村和奶牛新村总计万余头奶牛在公司数以百万头计的可控奶牛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说，锡林浩特的奶牛对于这些草原上走出去的企业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最大的作用可能是企业形象的建设。
失去奶农不可怕，但是失去赖以成功的草原乳业形象，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伊利集团日处理160吨液态奶的牛奶工厂就建在欣康村旁边，如今，和欣康村一样，都陷在火电厂、铬矿厂、煤矿和铁路的包围之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本刊记者赵义对本文亦有贡献)
天刚蒙蒙亮，范海奇就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早集，车上蓝色的胶皮桶装了满满一桶鲜牛奶。8月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清晨已有些寒意，破旧的迷彩服裹在他身上，因为刚刚挤完牛奶，满身的牛奶味。
“快要活不下去了!”范海奇一边大声吆喝着卖牛奶，一边抽空停下来跟记者诉苦：“奶站收购我们一斤牛奶给的价格比我们养牛的饲料的价格还低，去年3月份以来，我们村已经杀了800多头奶牛。”
范海奇所在的锡林郭勒盟有全中国最好的草场，是让国内外众多奶业企业垂涎三尺的奶源地，伊利、蒙牛等奶业巨头为了争夺奶源地曾经打得不可开交。可他的牛奶却无法进入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链，而不得不回归最原始的销售渠道：人挑肩扛，到集市上卖散奶。
几乎是在最近5年时间里，中国的乳制品产业经历了一场井喷式的大发展，尤以内蒙古的企业最为耀眼。乳业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对奶源市场日趋白热化的争夺，业内向有“得奶源者得天下”的说法，但在锡林浩特的一些地方，这些生产着最优质原料奶的奶农们却没有从中受益，反而生活得更加艰辛。
忍痛杀牛
范海奇所在的欣康村距离锡林浩特市区不足10公里，是一个当地著名的“奶牛村”。“最高峰的时候，全村有将近3000头奶牛。”范海奇说，如今已经剩下1500多头了，从去年7月份起，宰杀奶牛的举动在村里开始蔓延。
对于大部分奶农来说，下决心宰杀奶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贷款买的牛，一头奶牛价值1万多元，宰掉卖肉顶多能卖到4000多。“如果不是政府限制，杀掉的奶牛会更多。”村民张景宽说。
他所说的限制源于当初与政府部门签订的贷款协议，欣康村原本是内蒙古扶贫开发牧区移民的样板村。2000年前后，为了恢复草原生态，政府圈定了禁牧区，禁牧区内的牧民们大都被转移到小城镇附近，锡林浩特市政府贷款给这些牧民买奶牛，发展奶牛产业。
协议是2002年底签订的，每户贷款2万，买来两头奶牛。协议规定，奶农们生产的牛奶必须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交到指定网点，奶款由政府部门与收奶公司代为结算，未经相关政府许可，奶牛不得私自处理、转让、销售。
这份由锡林浩特市扶贫办与奶农们签订的协议，原计划是到2005年底还清贷款，之后，奶牛才算属于村民所有。可是到现在已经将近6年了，欣康村能够还清贷款的仍只是少数。“不是我们不想还，实在是没有钱还。电费、水费、电话费这些日常的费用都交不起了，哪里还有钱还贷款?”记者在村里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就是村民们这样的抱怨。
范海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牛饲料的价格如今已经涨到每斤1.1元，每头牛每天吃掉的饲料约需42元，平均产奶量则是30斤，按照现在每斤1.3元的价格，每天只能卖39元，还没有饲料价格高，更不用提同样疯涨的电费、水费、医药费了。
“养这些奶牛，能够养家糊口已算不错，偿还贷款根本就没指望。”58岁的察格那2001年底来欣康村，养奶牛养到现在，当初在草原上卖掉2000多只羊、10多头肉牛、5匹马的钱，也基本都赔完了，家里的奶牛也只剩下一头，“因为贷款还没还完，害怕政府真来把房子收了抵押，所以，就留下了一头。”
倒闭的“公平奶站”
欣康村建村的5年多时间，也正是内蒙古乳制品产业异军突起的5年，如今，内蒙古奶牛数量、产奶总量都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伊利、蒙牛两大明星企业市场销售收入都已超过百亿。根据各公司公开资料计算，每年发放奶款总计也已经超过百亿。但处于这些现代化的乳业生产链源头上的欣康村奶农为何会没有获益?
大约在2003年前后，奶牛也曾经给欣康村带来过短暂的好日子。“那个时候，有好多家企业来收奶，除了伊利，还有当地的一个晶源乳业，后来，蒙牛也进来抢奶源，所以价格就高涨，最高的时候曾经到了3.4元。”村里的兽医周明军说，他就是看到有钱赚，才不惜借高利贷买了20多头奶牛。
可是，好景不长，规模小的晶源公司很快倒闭了，各个奶站谁给伊利供奶、谁供给蒙牛也基本达成了默契。如今，欣康村有4个“合法”的奶站，其中3个为伊利公司供奶，1个为蒙牛公司供奶。一方面收奶的价格一直稳定在2.6元，另一方面各种原料和人工价格的上涨，终于导致了一斤牛奶还没有所需饲料价高的怪现象，将奶农们的生活彻底推入了绝境。
范海奇不属于移民户，他算是一个小老板，被政府鼓励来此地投资，他比一般村民更精明一些。“奶站收我们一公斤奶2.6元，卖给公司则是2.9元，这个差价太不合理了。”为了扭转亏损，他挨家挨户去动员奶农，希望他们入股，大家建立自己的奶站。“至少能把这3毛钱差价给省了。”范海奇说。
到今年5月份，他终于拉到了20户奶农，每户按照奶牛头数集资，每头1000元，凑了30多万，开起了奶站，取名为“公平奶站”。但是，随后的麻烦却接踵而至，“收上来的奶没人要，公司说，去找政府，只有政府同意了，我们才收奶；去找政府，主管的奶牛办则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收不收奶，公司说了算，政府管不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锡林浩特奶牛服务中心(奶牛办)主任乔振国说：“建奶站确实要先到奶牛办报批，主要是按照各个养殖区奶牛数量，考虑到统一规划和布局的需要。”锡林浩特全市如今有2.8万头奶牛，已经建有40座奶站。
“政府并不是限制建奶站，但必须有个程序和标准，主要考虑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乔振国说。但是，为什么同样标准的奶站有的可以批准，有的则被拒绝，具体参照怎样的标准?乔振国则称，如今全国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奶业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的条例也正在制订之中。
在采访过程中，一名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奶站老板向记者透露，要获得批准，需要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3万元押金，用来保证向指定的地方交奶。对此，乔振国予以否定：“我们从来没有指定过必须交给伊利或者蒙牛。”
范海奇的奶站因为得不到奶牛办的批准，已经倒闭了。可是，这个倔强的蒙古汉子还是不愿意把自家牛奶送到那些“合法”的奶站，而宁肯每天凌晨4点起床，到早市上去贱卖。“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牛奶，却一分钱赚不到，免费给那些大企业当苦力。”他说。
政策的产物
范海奇的抗争在强大的乳业公司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虽然他偶尔也会拿国务院的文件来为自己鼓气。2007年9月，为了应对全国范围内奶农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重点提到，积极扶持奶农合作社、奶牛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维护奶农利益、协商原料奶收购价格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但是，在现实面前，那些原则性的文件词汇，根本就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利益。对于范海奇来说，不要说国务院文件里规定的各种各样的补贴难以拿到，即使是开一家“合法”的奶站，也无法实现。 范海奇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三天后，当记者结束了在欣康村的采访准备离开时，却被周围越来越多的村民叫住，希望能去他们的村庄了解情况。饲养奶牛的辛苦、饲料价格与牛奶价格的倒置、政府与公司联合起来的强大控制力几乎是这些奶农们面临的共同处境。
事实上，虽然从内蒙古大草原上走出了伊利、蒙牛这样的乳制品行业的明星企业，但在2000年以前，养殖奶牛并不是这里的传统产业。奶牛是一种需要精细伺候的动物，每年10个月产奶期，每天都要喂料、挤奶，再加上打针喂药、打扫卫生，一个人伺候一头奶牛往往要从清晨起床一直忙到晚上，非常繁重。因为太辛苦，牧民们并不大规模养奶牛，更多的是养羊、肉牛、马匹等，草原上也没有成群的奶牛，现在所养的大都是从澳洲进口而来。
锡盟奶牛村的大规模出现和成长，更多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在锡林浩特期间，记者走访了欣康村、柴达木村、奶牛新村三个最为集中的奶牛养殖区，三个村庄奶农的困境大体类似，都是主要跟伊利和蒙牛两大乳品企业打交道。欣康村的主体是迁移而来的牧民，柴达木村和奶牛新村一大部分是城市下岗职工、原国营牧场的工人和被政府鼓励而来的投资者。
朝日图是2003年搬来柴达木村养殖奶牛的，他原本是市外贸公司的下岗职工，“那个时候铺天盖地地宣传‘家有5头牛，生活不用愁’，可是现在呢，远的政策就不说了，就连2007年国务院公布的政策，现在依然落实不了。”他跟范海奇一样，联合农户成立的互助奶站一直得不到批准。
深处中国北部边陲的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起步较晚。2000年前后，国营企业倒闭、国营农场效益不佳的困境开始大面积出现。该年也正是沙尘暴的危害开始剧烈影响到北京的年份，生态移民被中央政府迅速动员实施起来，大量失去牧场的牧民、国企下岗职工开始成为当地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兴建奶牛村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既安置了移民、解决了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又培育了一个崭新的产业链。失去牧场的牧民、城市下岗职工、原国营牧场职工组成了新的奶牛村，这些廉价的奶源地支撑起了内蒙古乳业的迅速发展，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
烟囱包围下的“奶牛村”
如今，除了范海奇、周明军这样贷款养牛的“大户”还在坚持与大企业斗争，希望他们能合理收奶之外，欣康村大部分人已经转而寻找其他生活出路，老人们都琢磨着要回到自己的草原上去，年轻人则多外出打工，做苦力。
虽然被划为禁牧区，但是，几个奶牛村周围零星的草场上，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奶牛在吃草。从欣康村到柴达木村的路上，3年前还是一大片湿地，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露天的垃圾填埋场。8月17日，记者路经此地时，成群的奶牛在污水横流的垃圾场周围觅食一些杂草，赶牛的邹志恩看到记者在拍照，马上紧张起来，后来弄明白我们不是草原监理局的人，才又放心地把牛赶了出来。
“这里是禁牧区，被政府逮到要罚钱的。”邹志恩说，可是家里的12头奶牛，实在买不起饲料了，只得把牛放出来吃草，至于如此放养的奶牛的产奶质量，他们早已没有能力考虑了。
张景宽是欣康村为数不多的已经还清奶牛贷款的移民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房子后边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草场，“那些草够牛吃饱肚子的了，省下不少草料钱。”张景宽说，可是当附近的煤矿开始开采，运煤的铁路修起来以后，草场没了，煤灰漫天。
他那头最高产的奶牛也不停得病，小牛犊流产的越来越多，他认为是铁路上的煤灰污染造成的。到现在，他还把流产的小牛犊冷冻在冰箱里，以备打官司做证据。“找铁路上的人说了好多次了。”张景宽说，他们口头答应赔偿，可一直也没有兑现。
2002年欣康村刚刚建村的时候，周围还都是水草丰茂的草场，虽然是禁牧区，可是总会有奶农为了省钱偷偷赶牛出来吃草。如今，周围都已经建起了工厂，一共有三个火电厂、一个铬矿厂、一个煤矿、一条运煤专线正好把村子包在中间。铬矿厂的污水、火电厂的煤灰和烟尘是比低廉的牛奶价格更让村民们闹心的事，奶牛是一种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的动物，这两年，村里流产的牛犊越来越多，花在奶牛身上的医药费也越来越多。牛奶价格或许还有升上去的希望，可是，污染却打击着他们对生活能够好起来的信心。
记者在致电锡盟开发区，希望了解锡林浩特市的工业规划布局时，一位工作人员称，欣康村所在的地方不属于工业开发园区，但是，电厂、煤矿这些项目都是国家的大项目，现在确实都集中在原来的奶牛养殖村周围，也许过几年，欣康村也得搬走了。
在整个内蒙，相比于赤峰、包头、鄂尔多斯这些工业发达的城市来说，锡林郭勒盟还只能算一个工业落后的地方，但是，最近几年，锡盟境内大量的油田、煤矿、重金属矿被勘探出来。在锡林浩特的十一五规划中，当地政府已经把工业化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以煤电油为主的能源工业、以煤化工和电石深加工为主的化学工业将远远超过奶牛产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于伊利和蒙牛这样的庞大乳制品企业来说，他们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奶源地的布局，欣康村、柴达木村和奶牛新村总计万余头奶牛在公司数以百万头计的可控奶牛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说，锡林浩特的奶牛对于这些草原上走出去的企业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最大的作用可能是企业形象的建设。
失去奶农不可怕，但是失去赖以成功的草原乳业形象，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伊利集团日处理160吨液态奶的牛奶工厂就建在欣康村旁边，如今，和欣康村一样，都陷在火电厂、铬矿厂、煤矿和铁路的包围之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本刊记者赵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