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丽与哀愁》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从现在窥视过去，从此岸抵彼岸，自历史的虫洞跃入，开启了一场异常大又异常小的文学旅行。
8月18日，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第—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新书分享会在沪举行。
恩格伦（PeterEnglund）曾经是记者、作家和历史学者，2002年，他入选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学院院士，2009年至2015年担任瑞典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常任秘书，莫言的那张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上就有他的签名。
这一次，恩格伦来到上海參加上海书展，带来的，是他的作品《美丽与哀愁》的全新中译本，深受崔永元事件困扰而久未露面的刘震云从北京赶来担任对谈嘉宾，可见恩格伦的江湖影响力。
关于一战的文艺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一般的写法，是从宏观的角度，先徐徐铺开一张庞大的作战地图。可是，这一回，恩格伦将全部目光投向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他选择了23个来自不同阶级、国家、阵营的普通人作为主角，借由他们的生命史，试图还原战争更本真的面貌。《美丽与哀愁》无心再现一战时“王公贵族怎么吵架”，偏着眼于细节，着眼于拆掉敌我界限的微渺个体。
《美丽与哀愁》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从现在窥视过去，从此岸抵彼岸，自历史的虫洞跃入，开启了一场异常大又异常小的文学旅行。
恩格伦说，历史不能关注所有琐屑的小事件，历史包括收集与遗忘。传统的历史叙事，无非由“开头、发展、结局”三段式组成；但一名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拔除掉杂冗的、无关的东西，留下真实的好故事。《美丽与哀愁》里有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小人物，大历史。
对谈嘉宾刘震云问他，既然作者认识到，关于一战，官方的通报是不真实的，当时媒体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哪怕士兵的书信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得过检查，真话难写；唯一真实的，也许便是日记了。那么，这23个“被选中的人”，凭什么脱颖而出？对此，恩格伦回应，历史写作是艰难的，你的技巧、你的手法在于，如何发现（最合适）的材料。99%的人，或许都没留下痕迹，而剩下的那1%，也不能完全信真。这就好比将木桶沉入大海，被打起的那桶水，就是历史。智者则需要判断，可否通过那桶水，了解到那片广袤的大海；与此同时，又必须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审慎结论。
“在写作时，我将不同的素材来源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表层的（一些表达），其二是日记、书信等（更深一层的）。在欧洲，一战刚打响时，人们尚且相信（官方所宣扬的）战争的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迷惘——纵然表面上没有显现，可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确失落着，质疑着。所以，选择合适的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我搜集了丰富多样的素材——里面有地域不同的人，内心感受不同的人。我看了《温故一九四二》，以一个学院派的眼光，我想说，刘震云也掌握了如何寻找合适材料进行历史写作的方法。刘先生不妨考虑下，去大学当当历史教授？”恩格伦笑道。
《美丽与哀愁》的23个主角，足迹可谓遍布欧洲；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学漫游，令作者唏嘘不已：“我认为，一战（的影响）比二战更重要。这场战争可被视为欧洲的内战，却被非欧洲的力量操控着，并使欧洲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战争的遗迹，战争的线索。这23个人逗留的地方，我虽无法一一亲身拜访，但也去过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等国。有些曾经的战场，当年战况仍可想见；有些地方，则物是人非，难辨旧往了。”
那些旅行，那些曾经的战场上的旅行，终身难忘。
战争的味道，就是尸体腐烂的味道；人死后嘴里嗡嗡的怪声，原来是苍蝇“作祟”；在巴黎，梅毒脓液与肺结核病人的痰售价高昂——只因如士兵“不慎染病”，便可及早从战场上“抽身而退”……恩格伦笔下的细节，令刘震云和读者们叹服。作者解释，“我参阅了大量的私人日记、回忆录，以及军队里的资料——军队资料里记录了很多关于士兵表现的细节，这部分应该不是（也没必要是）谎言。”
恩格伦坦言，“我在挖掘材料的时候，常因各式各样的消息大感惊奇。”而事实上，一战带给欧洲的，倒也并非全是“哀愁”，全是坏事——“至少，很多药物就是当时被研究出来的。”
对谈嘉宾，作家、翻译家、出版人万之补充，恩格伦为中文简体版专门作了序，还为中文版特别收录了作家卡夫卡、穆齐尔（RobertMusil）的战时经历，以及发生在青岛的战事。
谈及“从青岛出发的德国军舰”一节，恩格伦用寥寥数语，直指战争的残酷性：“司汤达宣称，不存在独创性或真卖性，除了在细节中。书里，我写了有头脑、有勇气的德国军人，写了这艘载有三个中国洗衣女工和一只怀孕母猫的德国军舰，最终被澳大利亚方面击沉。女工和猫咪的遭遇？死亡前的细节已不可考，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归宿——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杀死无辜的人。”接着，他话锋又一转，“之所以加入卡夫卡、穆齐尔，是因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例子。战争不仅仅关乎一场场战役，更关乎生活。卡夫卡身处这段历史，但其实不想参与进去，他的视线远离战争。穆齐尔呢，明面上，他有为官方鼓吹；可他心里真的相信战争吗？不尽然。人物有两面性，变成了两张脸。”
恩格伦觉得真实的战争不在关于战争的历史和教科书里，而在亲历过、目睹过战争的小人物的记忆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可以知道硝烟刺鼻的气味、耳膜被炮弹震破的宁静、看到敌人被自己射中的感受、看到战友死去的感受以及许多单凭想像无法得到的细节。这一切，是奠定战争文学大厦的基础。皮特·恩格伦的《美丽与哀愁》就是关于那次战争中的个体记忆集合，也是在战争这个特殊环境里人性的复杂呈现。”莫言如是评价说。 “我写了不是结局的结局。战端易启，战事难平。一般看这类作品，读者希望掩卷之余，长长地松口气：啊，终于结束了，战争。但我让希特勒‘上场’了——没有一战，就不会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二战，甚至连冷战也不会发生。遗憾，历史没有如果；遗憾，我们心知肚明，战争远未终结。”恩格伦说。
《新民周刊》：你去过很多国家报道当地的战争，能否谈谈你当战地记者时的经历？
恩格伦：我给瑞典電视台做过战地记者，也做过瑞典《快报》、《每日新闻报》的战地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亲历了四场战争，分别是：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我的妻子考虑到这份工作太危险，后来禁止我继续当战地记者：“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我自己呢，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成为半死不活的残废。某次，我跟随美国巡逻队在巡逻地带（埋有许多地雷）巡逻时，他们告诉我，万一碰上个大的地雷，别慌，反正一下就玩完了，你都没感觉的。这种我还真不慌，慌的恰是重伤——在战地负伤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身上稍微带点儿灰，胳膊打个石膏——不是的，是肢体被炸断，脸被炸飞。在《美丽与哀愁》的美国版中，我描写了一位不幸的美国士兵，被困在装甲车下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慢性的恐怖煎熬，比瞬间被炸死，更让我害怕。不过，作为一个战地记者，能在现场如实报道真实战况，也是职责所在。
数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波黑战争的时候，我就差点被炸死。你看我这会儿脖子上戴的这串手工项链，其上饰品即为手雷爆炸后残留的一小块碎片。爆炸的那刻，卧倒在一旁的人互相还在说话呢。此外，那次惊魂记，也损伤了我的听力。
《新民周刊》：你做战地记者时经历的战争，与书里描写的一战战情，有何异同？
恩格伦：身处局部之实地，反而不方便了解全貌，这里面似乎有个悖论。就像中国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我意识到，要想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许需要保持距离。记得基辛格博士曾询问周恩来总理：“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什么？”周恩来回答，现在说还太早——这表明了中国人一种“从长远出发看事物”的观点。历史，可能终是留待后人评说的，可能要等上100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在当时、在当地的情况就不需要跟进了。我们都是记者，因此，去做纪实报道，对我们记者而言，亦是应当的。
《新民周刊》：《美丽与哀愁》，战争的“哀愁”我们有目共睹，那你书名中的“美丽”，可有特指？
恩格伦：美丽，我指的是战争的“吸引力”，人们起初愿意投身战事，正是因为被这种吸引力，这种“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想法黏连住了。然而，这种美丽，有时是极具欺骗性的、错误的美。故此，书名中的“美丽”，存在着一定的反讽意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此，我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服过兵役，曾是不折不扣的战士。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卫能力，倘若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那人们不当反对。战争与战争是不同的，譬如一战和二战，性质完全不同，二战涉及反抗压迫、反抗种族灭绝，正义之师力克邪恶，我是拥护的。
《新民周刊》：你如何权衡历史真相与文艺创作的比重？
恩格伦：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我会选择历史，选择真实，让我权衡的话，历史更重于文学。其次，我自然也要注意美的文学，在好的文艺创作手法里汲取写作的营养。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在于怎么去写。即你的重点，是如何反映事实的本相，所有细节是为真相服务的。如果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知识的）黑洞，文学家可以通过想象跳跃过去；而历史家在（知识的）黑洞前必须“站住”——他们不可以编造。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指出的，私人日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比官方报道、公开的书信往来真实性更高一些；但是，一切日记一定忠实呈现了历史的原貌吗？“美丽的欺骗”是否总是存在？
恩格伦：通常，小人物的日记还是较为可信的；越是大人物的日记，越会“骗人”。大人物们写日记，往往容易为自己找理由，从而解脱责任，或是赢得声誉。我感到，像这样的日记，价值不高。大人物的日记，总想着彰显伟大，青史留名，而真相实则湮没不详。
我们都是记者，所以我们也都知晓，必须对信源进行严格筛选，毕竟，不是所有历史目击者的“证词”都是可信的。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材料，留给记者的时间可没那么充裕，所以务必小心。可无论如何，两者的工作性质又有着一样的基础：向世界展示真相。
8月18日，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第—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新书分享会在沪举行。
恩格伦（PeterEnglund）曾经是记者、作家和历史学者，2002年，他入选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学院院士，2009年至2015年担任瑞典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常任秘书，莫言的那张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上就有他的签名。
这一次，恩格伦来到上海參加上海书展，带来的，是他的作品《美丽与哀愁》的全新中译本，深受崔永元事件困扰而久未露面的刘震云从北京赶来担任对谈嘉宾，可见恩格伦的江湖影响力。
关于一战的文艺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一般的写法，是从宏观的角度，先徐徐铺开一张庞大的作战地图。可是，这一回，恩格伦将全部目光投向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他选择了23个来自不同阶级、国家、阵营的普通人作为主角，借由他们的生命史，试图还原战争更本真的面貌。《美丽与哀愁》无心再现一战时“王公贵族怎么吵架”，偏着眼于细节，着眼于拆掉敌我界限的微渺个体。
《美丽与哀愁》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从现在窥视过去，从此岸抵彼岸，自历史的虫洞跃入，开启了一场异常大又异常小的文学旅行。
恩格伦说，历史不能关注所有琐屑的小事件，历史包括收集与遗忘。传统的历史叙事，无非由“开头、发展、结局”三段式组成；但一名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拔除掉杂冗的、无关的东西，留下真实的好故事。《美丽与哀愁》里有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小人物，大历史。
对谈嘉宾刘震云问他，既然作者认识到，关于一战，官方的通报是不真实的，当时媒体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哪怕士兵的书信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得过检查，真话难写；唯一真实的，也许便是日记了。那么，这23个“被选中的人”，凭什么脱颖而出？对此，恩格伦回应，历史写作是艰难的，你的技巧、你的手法在于，如何发现（最合适）的材料。99%的人，或许都没留下痕迹，而剩下的那1%，也不能完全信真。这就好比将木桶沉入大海，被打起的那桶水，就是历史。智者则需要判断，可否通过那桶水，了解到那片广袤的大海；与此同时，又必须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审慎结论。
“在写作时，我将不同的素材来源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表层的（一些表达），其二是日记、书信等（更深一层的）。在欧洲，一战刚打响时，人们尚且相信（官方所宣扬的）战争的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迷惘——纵然表面上没有显现，可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确失落着，质疑着。所以，选择合适的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我搜集了丰富多样的素材——里面有地域不同的人，内心感受不同的人。我看了《温故一九四二》，以一个学院派的眼光，我想说，刘震云也掌握了如何寻找合适材料进行历史写作的方法。刘先生不妨考虑下，去大学当当历史教授？”恩格伦笑道。
《美丽与哀愁》的23个主角，足迹可谓遍布欧洲；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学漫游，令作者唏嘘不已：“我认为，一战（的影响）比二战更重要。这场战争可被视为欧洲的内战，却被非欧洲的力量操控着，并使欧洲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战争的遗迹，战争的线索。这23个人逗留的地方，我虽无法一一亲身拜访，但也去过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等国。有些曾经的战场，当年战况仍可想见；有些地方，则物是人非，难辨旧往了。”
不是结局的结局，战端易启，战事难平
那些旅行，那些曾经的战场上的旅行，终身难忘。
战争的味道，就是尸体腐烂的味道；人死后嘴里嗡嗡的怪声，原来是苍蝇“作祟”；在巴黎，梅毒脓液与肺结核病人的痰售价高昂——只因如士兵“不慎染病”，便可及早从战场上“抽身而退”……恩格伦笔下的细节，令刘震云和读者们叹服。作者解释，“我参阅了大量的私人日记、回忆录，以及军队里的资料——军队资料里记录了很多关于士兵表现的细节，这部分应该不是（也没必要是）谎言。”
恩格伦坦言，“我在挖掘材料的时候，常因各式各样的消息大感惊奇。”而事实上，一战带给欧洲的，倒也并非全是“哀愁”，全是坏事——“至少，很多药物就是当时被研究出来的。”
对谈嘉宾，作家、翻译家、出版人万之补充，恩格伦为中文简体版专门作了序，还为中文版特别收录了作家卡夫卡、穆齐尔（RobertMusil）的战时经历，以及发生在青岛的战事。
谈及“从青岛出发的德国军舰”一节，恩格伦用寥寥数语，直指战争的残酷性：“司汤达宣称，不存在独创性或真卖性，除了在细节中。书里，我写了有头脑、有勇气的德国军人，写了这艘载有三个中国洗衣女工和一只怀孕母猫的德国军舰，最终被澳大利亚方面击沉。女工和猫咪的遭遇？死亡前的细节已不可考，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归宿——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杀死无辜的人。”接着，他话锋又一转，“之所以加入卡夫卡、穆齐尔，是因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例子。战争不仅仅关乎一场场战役，更关乎生活。卡夫卡身处这段历史，但其实不想参与进去，他的视线远离战争。穆齐尔呢，明面上，他有为官方鼓吹；可他心里真的相信战争吗？不尽然。人物有两面性，变成了两张脸。”
恩格伦觉得真实的战争不在关于战争的历史和教科书里，而在亲历过、目睹过战争的小人物的记忆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可以知道硝烟刺鼻的气味、耳膜被炮弹震破的宁静、看到敌人被自己射中的感受、看到战友死去的感受以及许多单凭想像无法得到的细节。这一切，是奠定战争文学大厦的基础。皮特·恩格伦的《美丽与哀愁》就是关于那次战争中的个体记忆集合，也是在战争这个特殊环境里人性的复杂呈现。”莫言如是评价说。 “我写了不是结局的结局。战端易启，战事难平。一般看这类作品，读者希望掩卷之余，长长地松口气：啊，终于结束了，战争。但我让希特勒‘上场’了——没有一战，就不会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二战，甚至连冷战也不会发生。遗憾，历史没有如果；遗憾，我们心知肚明，战争远未终结。”恩格伦说。
《新民周刊》：你去过很多国家报道当地的战争，能否谈谈你当战地记者时的经历？
恩格伦：我给瑞典電视台做过战地记者，也做过瑞典《快报》、《每日新闻报》的战地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亲历了四场战争，分别是：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我的妻子考虑到这份工作太危险，后来禁止我继续当战地记者：“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我自己呢，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成为半死不活的残废。某次，我跟随美国巡逻队在巡逻地带（埋有许多地雷）巡逻时，他们告诉我，万一碰上个大的地雷，别慌，反正一下就玩完了，你都没感觉的。这种我还真不慌，慌的恰是重伤——在战地负伤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身上稍微带点儿灰，胳膊打个石膏——不是的，是肢体被炸断，脸被炸飞。在《美丽与哀愁》的美国版中，我描写了一位不幸的美国士兵，被困在装甲车下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慢性的恐怖煎熬，比瞬间被炸死，更让我害怕。不过，作为一个战地记者，能在现场如实报道真实战况，也是职责所在。
数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波黑战争的时候，我就差点被炸死。你看我这会儿脖子上戴的这串手工项链，其上饰品即为手雷爆炸后残留的一小块碎片。爆炸的那刻，卧倒在一旁的人互相还在说话呢。此外，那次惊魂记，也损伤了我的听力。
《新民周刊》：你做战地记者时经历的战争，与书里描写的一战战情，有何异同？
恩格伦：身处局部之实地，反而不方便了解全貌，这里面似乎有个悖论。就像中国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我意识到，要想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许需要保持距离。记得基辛格博士曾询问周恩来总理：“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什么？”周恩来回答，现在说还太早——这表明了中国人一种“从长远出发看事物”的观点。历史，可能终是留待后人评说的，可能要等上100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在当时、在当地的情况就不需要跟进了。我们都是记者，因此，去做纪实报道，对我们记者而言，亦是应当的。
《新民周刊》：《美丽与哀愁》，战争的“哀愁”我们有目共睹，那你书名中的“美丽”，可有特指？
恩格伦：美丽，我指的是战争的“吸引力”，人们起初愿意投身战事，正是因为被这种吸引力，这种“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想法黏连住了。然而，这种美丽，有时是极具欺骗性的、错误的美。故此，书名中的“美丽”，存在着一定的反讽意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此，我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服过兵役，曾是不折不扣的战士。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卫能力，倘若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那人们不当反对。战争与战争是不同的，譬如一战和二战，性质完全不同，二战涉及反抗压迫、反抗种族灭绝，正义之师力克邪恶，我是拥护的。
《新民周刊》：你如何权衡历史真相与文艺创作的比重？
恩格伦：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我会选择历史，选择真实，让我权衡的话，历史更重于文学。其次，我自然也要注意美的文学，在好的文艺创作手法里汲取写作的营养。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在于怎么去写。即你的重点，是如何反映事实的本相，所有细节是为真相服务的。如果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知识的）黑洞，文学家可以通过想象跳跃过去；而历史家在（知识的）黑洞前必须“站住”——他们不可以编造。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指出的，私人日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比官方报道、公开的书信往来真实性更高一些；但是，一切日记一定忠实呈现了历史的原貌吗？“美丽的欺骗”是否总是存在？
恩格伦：通常，小人物的日记还是较为可信的；越是大人物的日记，越会“骗人”。大人物们写日记，往往容易为自己找理由，从而解脱责任，或是赢得声誉。我感到，像这样的日记，价值不高。大人物的日记，总想着彰显伟大，青史留名，而真相实则湮没不详。
我们都是记者，所以我们也都知晓，必须对信源进行严格筛选，毕竟，不是所有历史目击者的“证词”都是可信的。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材料，留给记者的时间可没那么充裕，所以务必小心。可无论如何，两者的工作性质又有着一样的基础：向世界展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