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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在四川当过五年的县长。双流、江津各一年半，永川、铜梁各一年。而后，又转任粮政。其时，县长是荐任官，官职不高，但管的事多，范围宽，权力大。现将我当时的经历，就回忆所及，记叙如下，聊供治史者参考。
厉行禁烟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厉行禁烟，中央有一条规定：县、区境内，如果发现有种、运鸦片者，一经查出愿受“死刑”处分，要各县、区长出具一个“切结”(书面保证)。我在江津兼任过区长，当我在切结上盖章时手都在发抖。适有川南某一小县，被中央派来的一视察员发现境内有罂粟花盛开。立即将县长捆绑，向群众宣布予以撤职，将他押解省府等候处理，另派县长前来接任。该县离省府只百十公里公路，转眼即到。省政府领导说：“事关人命，应先请专家鉴定，该罂粟花是否含有鸦片，才能决定处分。”立即电话通知省属农业试验场派专家来鉴定。几位专家反复检查后说，罂粟有两种，一种只供玩赏，不含鸦片，书上及其它资料都是如此注明的。该县种植的就属此类。县长显然是无罪的，令其立即回任，照常供职。那县长却不愿意干了。省府领导说：另换一县如何?他仍不干。领导又说：“这是川南，你在川东、川西、川北自选一县，我们一定考虑你的意见。”他仍是拒绝。领导无法，只好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他的一同学任某私营银行总经理，请他到分行当经理，他前去干了一阵，不久又辞职不干了。解放后，我在成都看见他在一小手工艺厂刻算盘子，月挣微薄的工资以养活妻室儿女，甚为自得。提起当初往事，则掩耳不闻，足见其深恶痛绝。
借军粮稳定物价
在永川，有一个驻省的补训处，是中央的一个师，装备十分精良。当时法币尚未贬值，物价稳定，粮饷尚未划分，生活十分安定。1939年6月3日禁烟节时，我正在开禁烟的群众大会。警察局的人跑来报告说：“今天市上的米价涨了，补训处的人还是拿往天的米价买米，米商不卖，并把米市上的米全收了。补训处特来请求帮助。”我立即通知专员公署、补训处、县财委会、商会、米粮公会等下午四时到县府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米价上涨是奸商劣绅搞囤积居奇。商定当晚6时出发，在离城30华里内逐户查仓，如发现有囤积居奇者，立即带回惩处。补训处也派出政工人员协助，并承诺“要多少人，派多少人”。同时决定城内富商明展开会。在第二天会上我出面动员，要求尽快拿出存粮，加工应市，以渡难关。在会上任我舌敝唇焦，竟无一人响应。适有一士绅借故外出，意欲溜出会场，我立即严加训斥，打下了这人的威风；另一士绅也当过县长，儿子又与我是大学同学，才在会上对我表示支持。他当场表态仍照往日的粮价出售，其余的人也接着表态认售，开具了认售单，呈交县府，粮食加工后售给军方应急。晚上查仓的人员回来后纷纷汇报存粮一无所获，我立即给各联保下达极严厉的命令：限下一场期组织粮商运米若干进城供应军民用粮，若米商、劣绅不遵照办理，立即押送县府，严惩不贷；如仍无米进城，又未见押来劣绅，即以该联保主任抗拒命令、办事不力论处，予以撤职严办，决不宽贷!
然而，政府的命令如此严厉，运进城的米仍有限，城内虽实行计口售粮，凭户口牌每人每次只能买三天的米。有一天开市不久，县府派到市场经办“计口售粮”的干部跑回来报告：“今天市上的米陕卖完了，但买米的人还源源不断，米供不应求，怎么办?”我叫他赶陕回市场去，米快到了。他前脚一走，我即命令发空袭警报。但派去市场了解情况的人回报说：市上情况仍然不好，买米的人照样多。我只好命令发“紧急警报”，群众才散去了。我立即通知县财委会开会。会上我说：“为了解决一万多名驻军的口粮问题，在补训处、专署领导的大力帮助下，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天上午还发了假空袭警报，才把买米的人冲散了，让我们有一点喘息的时间，来商讨有效的办法。为了让一万多驻军每人用每月不足八元的军饷买进所需的粮食，我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未见效，问题是十分严重。大家想想，驻在我们这里的一万多持枪炮的军人，每月领的军饷，买不起要吃的米，找政府解决，我们能拒绝吗?他们能饿着等我们慢慢想办法吗?上午我已发了两次空袭警报来骗群众，还能再骗吗?我现在只有一条十分危险的路可走，就是把军委会存在我们这里的军粮借一点来应急。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的，轻则丢官，重则砍头。但为了永川驻军不缺粮吃和地方上的安全，我丢官、砍头都是值得的，是心甘情愿的。请你们不必为我担心，已来不及请示了，我马上回县府发命令。”我立即回县府打电话给来苏乡的叶区长：于明晨一早动员一切运输力量，把军粮仓库的粮尽多尽快地运往城里，敞开供应。军粮上市后，消失二十几天的米贩子从各个角落里钻了出来，做起了生意，多日不见的米袋堆满了粮食市场，迅速恢复了正常的交易，公家的粮食卖出不到一斗就无人问津了……
从6月到同年9月中旬我由永川调任江津县长时，永川的粮价一直未涨，物价平稳，军民相安，一场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年仅31岁，经过这场粮食风波，头发已经开始谢顶了。
印象中的知名人士
我在永川任内时，一天泸州专员张清源电告：美国驻华大使詹生一行四人由滇缅路回渝，今晚宿永川，请我们接待。我立即派人到新建的英井中学借用几间公房作为招待所，并购置了卧具，安排布置完毕后，邀请补训处的三位领导一同到车站迎接。晚八时后他们所乘的小车才到达。车由一位中校武官驾驶，车上有大使、驻上海总领事及法官(当时尚未取消治外法权)。下车后他们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进入卧室后各自打开自己的被盖卷将床铺好，大使先生是资深的外交人员，也不例外，亲自动手。他们的行为使我深受教育，并影响了我的一生。当晚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并请当日前来检阅部队的总司令刘峙和补训处的三位领导作陪。他们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我还能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在永川，我还有幸接待过宋氏三姐妹。她们轻车简从由渝到成都，离渝前才有电话通知我们注意沿途安全。我和补训处三位领导赶到车站迎送。大姐宋霭龄很活跃，穿着绣花缎子平跟鞋，到商店转了转，但没有买什么。宋美龄看起来精神很饱满，神采奕奕。她组织的妇女工作队在永川有一个小分队，她在这里与全体队员见了面，并讲了话。宋庆龄则由一女秘书陪同留在车上。她们只作短暂停留，旋即开车西上了。
后来江津县长调任重庆市府秘书长，我便由永川调任为江津县长，唱独角戏。我与地方的关系比较融洽。与五年前不同的是该县外来人口增加，仅德感坝就有二万多安徽人，国立九中、女师大、大学先修班等也迁来江津白沙。因此许多知名人士当时也客居江津，如陈独秀、高语罕、欧阳渐、凌铁奄、卢前等等，还有几个参政员。其中，卢前先生是我的老师，曾在我就读的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教过诗、词，是家学渊源、成名最早的学者之一，时任参政员及大学先修班教授。相见十分高兴。我离开江津时，他写 了一幅单条送我，诗云：“百里一麾轻，江州岁已更，乍见还如梦，重逢镇可惊，龚黄循吏传，张范黍鸡情，铜梁知上邑，泉饮亦廉清!”上款为“宗文世仁兄北行”，下款为“弟卢前”。可惜这幅字在“文革”中失去了
高语罕的夫人是医生，在东门外开了一个妇幼医院。我的小孩多，常请他的夫人看病，他们总是夫妇一道来，常争看体温表。高的诗词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大概酒量也不小，他写了不少作品送我，戏称我为“邑侯”。有几张条幅是写他做的诗，最后有“违令饮酒，岂得已哉!”(我不会饮酒，随重庆宴会禁酒，我亦随之)我离开江津后，在报上看到他登了一则启事：“高语罕鬻教”，愿当家庭教师，每月收米若干，下注“老斗”。前几年看到报纸转载某大报文章，称他为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讲师。
凌铁奄先生也是安徽的一大名人，双目失明，但关心时事，每天要家人为他读报。他有两个女儿轮流陪他外出参加公私集会，人皆称他为“革命老前辈”，我也是如此尊称他。他对我十分友好，有一次在某宴会上，他对我说：“县长，你送的对子做得好呀!”马上就背了几句。我离开江津时，有新闻记者采访我，我说：“我正准备办交代。除一般事务性的交代外，还要作‘政治交代’。”他知道我的谈话后，大感兴趣，特赶写了一篇《祝政治交代成功》的长文，在《江津日报》连载两日，说些什么，已记不起了。
欧阳渐(竞无)大师，江西人，他所在南京的汉藏教理院当时也搬来江津。从他学习的知名人士很多。正月初七是他的生日，他的大弟子陈铭枢专程来为他祝寿，执弟子礼甚恭。他公开讲经一天，但因口音难懂，所讲又深刻，听众不多。他的字写得剑拔弩张，别有一番韵味，我很欣赏。省民政厅长胡次威、教育厅长郭有守看大师为我写的对联，很欣赏，托我代求。我亲自把纸送去。他十分高兴，立即叫人准备，毛笔全是用豹毛所作。我调任铜梁前特去辞行，他告诉我铜梁有一出名的书法家，所藏碑帖甚多，有正书局多有出版。次日我离江津，正要上船，收到大师题写单条一幅作为临别纪念，末句特别提到“所言铜梁书家，王璀，字孝禹是也”。
赴铜梁前，我先去重庆拜见了恩师张澜先生。他说：“你当县长，是地方官，要多为人民办点实事，莫学那些‘马桶政治’，外面又黑又亮，里面奇臭。”我到任后，即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原则下，尽量维护地方利益。”尽量动员地方有声望、有资格、有能力的知名人士，出任乡镇长，如安居镇镇长陈维张、关溅乡乡长王继统、大庙乡乡长夏子明、汤峡镇镇长王国铺等等。一时，风气丕变，各项政令顺利推行。后我调任粮食部储运分局局长时，大家还不胜依依。
批评中央限价政策
在铜梁我参加专区行政会议，严词批评了中央限价政策，受到重视。
四川三专区署(温江、内江、永川)在南温泉开全区行政会议，有全区各县长及北碚实验区区长参加。我到渝后，先去拜访了粮食部长徐堪。他说：“中央新成立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用沈鸿烈(原山东省主席，海军出身，山东沦陷后到渝)为秘书长，沈引荐了一批留德学者专家，仿照希特勒的办法，对各项货品实行限价，街上只见执勤警察及限价执勤人员，手持‘限价手册’在街上检查手提袋所装什物，买成何价，何处所买……如不符合‘手册’规定，即属违法，立予处罚，严厉之至。以致市面萧条，家家商店关门闭户，行商止步，交易不成，堂堂陪都，竟成一座死城。”当天到南泉参加会议的还有机关的司处长及社会局长包华国先生及其高级幕僚。包是美国留学生、川大教授。他在会上说，领袖知道买不到肉吃，他说，他也不吃肉了。希望各位县长关心领袖健康，尽快帮忙组织货源，解决陪都燃眉之急。
我简单发了一个言，我说：“我昨天从铜梁来，看到重庆的市面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忧心到了极点!重庆是我们的陪都，是与敌人殊死作战的总司令部所在地，街上连茶水都喝不到，烟卷都抽不上，还说要打败敌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其谁信之?物价乱涨，肯定应该管，但要管的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东西，即人人天天要吃、要穿的。那些高跟鞋、口红等管它做什么?但限价手册上都限了它们的价，岂非多事?我在永川管粮价的经验告诉我：人民生活必不可少东西必须要有一定的储存，卖家不肯照规定的价卖，政府就可将储存的拿出来供应市场。例如米有山米、河米之分。永川长生桥的山米品种好，但产量有限，是精加工出来的，靠人力运到市场上，成本当然高得多，它要卖高价，不用管它。少数有钱人买得起，就让他们多花点钱吃好点不碍事。政府征收的河米如果是一大船一大船地运到市场，敞开供应，粮价还会狂涨吗?其次是要管好管理的人。听说重庆的周围关卡林立，敲诈勒索十分严重，动不动还要关人，拿钱办交涉。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拿出本钱来做生意，不但没有钱赚，反而要蚀本，甚至被关几天，他们何苦拿出钱来买苦吃呢?这些都是目前市场萧条、货源短缺的症结所在。目前政府的办法弄得‘一锅茧子都是头’是难以收到实效的。”我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
隔了三天，粮食部长徐堪的秘书长电话告诉我，部长要我到绵阳去任粮食部涪江区的储运局局长，征求我的意见。该职务是简任待遇，范围虽宽，但工作性质单一，又是中央直属机关，我同意了。从此结束了五年的县长工作，转而“从粮”了。
厉行禁烟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厉行禁烟，中央有一条规定：县、区境内，如果发现有种、运鸦片者，一经查出愿受“死刑”处分，要各县、区长出具一个“切结”(书面保证)。我在江津兼任过区长，当我在切结上盖章时手都在发抖。适有川南某一小县，被中央派来的一视察员发现境内有罂粟花盛开。立即将县长捆绑，向群众宣布予以撤职，将他押解省府等候处理，另派县长前来接任。该县离省府只百十公里公路，转眼即到。省政府领导说：“事关人命，应先请专家鉴定，该罂粟花是否含有鸦片，才能决定处分。”立即电话通知省属农业试验场派专家来鉴定。几位专家反复检查后说，罂粟有两种，一种只供玩赏，不含鸦片，书上及其它资料都是如此注明的。该县种植的就属此类。县长显然是无罪的，令其立即回任，照常供职。那县长却不愿意干了。省府领导说：另换一县如何?他仍不干。领导又说：“这是川南，你在川东、川西、川北自选一县，我们一定考虑你的意见。”他仍是拒绝。领导无法，只好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他的一同学任某私营银行总经理，请他到分行当经理，他前去干了一阵，不久又辞职不干了。解放后，我在成都看见他在一小手工艺厂刻算盘子，月挣微薄的工资以养活妻室儿女，甚为自得。提起当初往事，则掩耳不闻，足见其深恶痛绝。
借军粮稳定物价
在永川，有一个驻省的补训处，是中央的一个师，装备十分精良。当时法币尚未贬值，物价稳定，粮饷尚未划分，生活十分安定。1939年6月3日禁烟节时，我正在开禁烟的群众大会。警察局的人跑来报告说：“今天市上的米价涨了，补训处的人还是拿往天的米价买米，米商不卖，并把米市上的米全收了。补训处特来请求帮助。”我立即通知专员公署、补训处、县财委会、商会、米粮公会等下午四时到县府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米价上涨是奸商劣绅搞囤积居奇。商定当晚6时出发，在离城30华里内逐户查仓，如发现有囤积居奇者，立即带回惩处。补训处也派出政工人员协助，并承诺“要多少人，派多少人”。同时决定城内富商明展开会。在第二天会上我出面动员，要求尽快拿出存粮，加工应市，以渡难关。在会上任我舌敝唇焦，竟无一人响应。适有一士绅借故外出，意欲溜出会场，我立即严加训斥，打下了这人的威风；另一士绅也当过县长，儿子又与我是大学同学，才在会上对我表示支持。他当场表态仍照往日的粮价出售，其余的人也接着表态认售，开具了认售单，呈交县府，粮食加工后售给军方应急。晚上查仓的人员回来后纷纷汇报存粮一无所获，我立即给各联保下达极严厉的命令：限下一场期组织粮商运米若干进城供应军民用粮，若米商、劣绅不遵照办理，立即押送县府，严惩不贷；如仍无米进城，又未见押来劣绅，即以该联保主任抗拒命令、办事不力论处，予以撤职严办，决不宽贷!
然而，政府的命令如此严厉，运进城的米仍有限，城内虽实行计口售粮，凭户口牌每人每次只能买三天的米。有一天开市不久，县府派到市场经办“计口售粮”的干部跑回来报告：“今天市上的米陕卖完了，但买米的人还源源不断，米供不应求，怎么办?”我叫他赶陕回市场去，米快到了。他前脚一走，我即命令发空袭警报。但派去市场了解情况的人回报说：市上情况仍然不好，买米的人照样多。我只好命令发“紧急警报”，群众才散去了。我立即通知县财委会开会。会上我说：“为了解决一万多名驻军的口粮问题，在补训处、专署领导的大力帮助下，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天上午还发了假空袭警报，才把买米的人冲散了，让我们有一点喘息的时间，来商讨有效的办法。为了让一万多驻军每人用每月不足八元的军饷买进所需的粮食，我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未见效，问题是十分严重。大家想想，驻在我们这里的一万多持枪炮的军人，每月领的军饷，买不起要吃的米，找政府解决，我们能拒绝吗?他们能饿着等我们慢慢想办法吗?上午我已发了两次空袭警报来骗群众，还能再骗吗?我现在只有一条十分危险的路可走，就是把军委会存在我们这里的军粮借一点来应急。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的，轻则丢官，重则砍头。但为了永川驻军不缺粮吃和地方上的安全，我丢官、砍头都是值得的，是心甘情愿的。请你们不必为我担心，已来不及请示了，我马上回县府发命令。”我立即回县府打电话给来苏乡的叶区长：于明晨一早动员一切运输力量，把军粮仓库的粮尽多尽快地运往城里，敞开供应。军粮上市后，消失二十几天的米贩子从各个角落里钻了出来，做起了生意，多日不见的米袋堆满了粮食市场，迅速恢复了正常的交易，公家的粮食卖出不到一斗就无人问津了……
从6月到同年9月中旬我由永川调任江津县长时，永川的粮价一直未涨，物价平稳，军民相安，一场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年仅31岁，经过这场粮食风波，头发已经开始谢顶了。
印象中的知名人士
我在永川任内时，一天泸州专员张清源电告：美国驻华大使詹生一行四人由滇缅路回渝，今晚宿永川，请我们接待。我立即派人到新建的英井中学借用几间公房作为招待所，并购置了卧具，安排布置完毕后，邀请补训处的三位领导一同到车站迎接。晚八时后他们所乘的小车才到达。车由一位中校武官驾驶，车上有大使、驻上海总领事及法官(当时尚未取消治外法权)。下车后他们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进入卧室后各自打开自己的被盖卷将床铺好，大使先生是资深的外交人员，也不例外，亲自动手。他们的行为使我深受教育，并影响了我的一生。当晚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并请当日前来检阅部队的总司令刘峙和补训处的三位领导作陪。他们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我还能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在永川，我还有幸接待过宋氏三姐妹。她们轻车简从由渝到成都，离渝前才有电话通知我们注意沿途安全。我和补训处三位领导赶到车站迎送。大姐宋霭龄很活跃，穿着绣花缎子平跟鞋，到商店转了转，但没有买什么。宋美龄看起来精神很饱满，神采奕奕。她组织的妇女工作队在永川有一个小分队，她在这里与全体队员见了面，并讲了话。宋庆龄则由一女秘书陪同留在车上。她们只作短暂停留，旋即开车西上了。
后来江津县长调任重庆市府秘书长，我便由永川调任为江津县长，唱独角戏。我与地方的关系比较融洽。与五年前不同的是该县外来人口增加，仅德感坝就有二万多安徽人，国立九中、女师大、大学先修班等也迁来江津白沙。因此许多知名人士当时也客居江津，如陈独秀、高语罕、欧阳渐、凌铁奄、卢前等等，还有几个参政员。其中，卢前先生是我的老师，曾在我就读的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教过诗、词，是家学渊源、成名最早的学者之一，时任参政员及大学先修班教授。相见十分高兴。我离开江津时，他写 了一幅单条送我，诗云：“百里一麾轻，江州岁已更，乍见还如梦，重逢镇可惊，龚黄循吏传，张范黍鸡情，铜梁知上邑，泉饮亦廉清!”上款为“宗文世仁兄北行”，下款为“弟卢前”。可惜这幅字在“文革”中失去了
高语罕的夫人是医生，在东门外开了一个妇幼医院。我的小孩多，常请他的夫人看病，他们总是夫妇一道来，常争看体温表。高的诗词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大概酒量也不小，他写了不少作品送我，戏称我为“邑侯”。有几张条幅是写他做的诗，最后有“违令饮酒，岂得已哉!”(我不会饮酒，随重庆宴会禁酒，我亦随之)我离开江津后，在报上看到他登了一则启事：“高语罕鬻教”，愿当家庭教师，每月收米若干，下注“老斗”。前几年看到报纸转载某大报文章，称他为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讲师。
凌铁奄先生也是安徽的一大名人，双目失明，但关心时事，每天要家人为他读报。他有两个女儿轮流陪他外出参加公私集会，人皆称他为“革命老前辈”，我也是如此尊称他。他对我十分友好，有一次在某宴会上，他对我说：“县长，你送的对子做得好呀!”马上就背了几句。我离开江津时，有新闻记者采访我，我说：“我正准备办交代。除一般事务性的交代外，还要作‘政治交代’。”他知道我的谈话后，大感兴趣，特赶写了一篇《祝政治交代成功》的长文，在《江津日报》连载两日，说些什么，已记不起了。
欧阳渐(竞无)大师，江西人，他所在南京的汉藏教理院当时也搬来江津。从他学习的知名人士很多。正月初七是他的生日，他的大弟子陈铭枢专程来为他祝寿，执弟子礼甚恭。他公开讲经一天，但因口音难懂，所讲又深刻，听众不多。他的字写得剑拔弩张，别有一番韵味，我很欣赏。省民政厅长胡次威、教育厅长郭有守看大师为我写的对联，很欣赏，托我代求。我亲自把纸送去。他十分高兴，立即叫人准备，毛笔全是用豹毛所作。我调任铜梁前特去辞行，他告诉我铜梁有一出名的书法家，所藏碑帖甚多，有正书局多有出版。次日我离江津，正要上船，收到大师题写单条一幅作为临别纪念，末句特别提到“所言铜梁书家，王璀，字孝禹是也”。
赴铜梁前，我先去重庆拜见了恩师张澜先生。他说：“你当县长，是地方官，要多为人民办点实事，莫学那些‘马桶政治’，外面又黑又亮，里面奇臭。”我到任后，即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原则下，尽量维护地方利益。”尽量动员地方有声望、有资格、有能力的知名人士，出任乡镇长，如安居镇镇长陈维张、关溅乡乡长王继统、大庙乡乡长夏子明、汤峡镇镇长王国铺等等。一时，风气丕变，各项政令顺利推行。后我调任粮食部储运分局局长时，大家还不胜依依。
批评中央限价政策
在铜梁我参加专区行政会议，严词批评了中央限价政策，受到重视。
四川三专区署(温江、内江、永川)在南温泉开全区行政会议，有全区各县长及北碚实验区区长参加。我到渝后，先去拜访了粮食部长徐堪。他说：“中央新成立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用沈鸿烈(原山东省主席，海军出身，山东沦陷后到渝)为秘书长，沈引荐了一批留德学者专家，仿照希特勒的办法，对各项货品实行限价，街上只见执勤警察及限价执勤人员，手持‘限价手册’在街上检查手提袋所装什物，买成何价，何处所买……如不符合‘手册’规定，即属违法，立予处罚，严厉之至。以致市面萧条，家家商店关门闭户，行商止步，交易不成，堂堂陪都，竟成一座死城。”当天到南泉参加会议的还有机关的司处长及社会局长包华国先生及其高级幕僚。包是美国留学生、川大教授。他在会上说，领袖知道买不到肉吃，他说，他也不吃肉了。希望各位县长关心领袖健康，尽快帮忙组织货源，解决陪都燃眉之急。
我简单发了一个言，我说：“我昨天从铜梁来，看到重庆的市面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忧心到了极点!重庆是我们的陪都，是与敌人殊死作战的总司令部所在地，街上连茶水都喝不到，烟卷都抽不上，还说要打败敌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其谁信之?物价乱涨，肯定应该管，但要管的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东西，即人人天天要吃、要穿的。那些高跟鞋、口红等管它做什么?但限价手册上都限了它们的价，岂非多事?我在永川管粮价的经验告诉我：人民生活必不可少东西必须要有一定的储存，卖家不肯照规定的价卖，政府就可将储存的拿出来供应市场。例如米有山米、河米之分。永川长生桥的山米品种好，但产量有限，是精加工出来的，靠人力运到市场上，成本当然高得多，它要卖高价，不用管它。少数有钱人买得起，就让他们多花点钱吃好点不碍事。政府征收的河米如果是一大船一大船地运到市场，敞开供应，粮价还会狂涨吗?其次是要管好管理的人。听说重庆的周围关卡林立，敲诈勒索十分严重，动不动还要关人，拿钱办交涉。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拿出本钱来做生意，不但没有钱赚，反而要蚀本，甚至被关几天，他们何苦拿出钱来买苦吃呢?这些都是目前市场萧条、货源短缺的症结所在。目前政府的办法弄得‘一锅茧子都是头’是难以收到实效的。”我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
隔了三天，粮食部长徐堪的秘书长电话告诉我，部长要我到绵阳去任粮食部涪江区的储运局局长，征求我的意见。该职务是简任待遇，范围虽宽，但工作性质单一，又是中央直属机关，我同意了。从此结束了五年的县长工作，转而“从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