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有限，我们在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低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强了宏观调控和科学监管
　　
　　恰值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走过30年时，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到目前已经演变成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开始触及实体经济，许多国际著名金融机构严重亏损，被收购兼并或破产倒闭，教训十分深刻。
　　第一大教训：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导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过快融合，风险管控体制建设严重滞后。
　　纵观战后美国几次大的金融危机，确立于1933年的分业经营形成的防火墙对防范危机扩散和开展救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各国纷纷拆除混业经营的防火墙，商业银行过分迷信资本市场的力量，以为资本市场是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手段，丢掉了以风险为本的存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信贷业务和证券业务在“发起-分销”等新商业模式下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但必需的风险管控手段却严重缺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近年来，我国综合化经营呼声越来越高，步伐越来越快，这里面有商业银行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等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其中隐藏的“非理性”因素。古语说“过犹不及”，作为监管机构，我们应科学认识综合化经营的优势与弊端，结合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承受力审慎推进，我国综合化经营步伐才能走得更加稳健、持久。
　　第二大教训：西方监管当局迷信创新的推动力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对审慎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创新给金融机构带来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益，使得金融机构不顾“肥尾效应”，不顾投资者对风险的识别能力，甚至忽视本身对风险的管控能力，又快又差地开展创新业务。次贷危机爆发前，大量跨国金融机构及其交易对手大肆盲目利用“证券化”、“衍生工具”等高杠杆率结构性产品，追求投行式收益，整个金融业都沉浸在高杠杆率带来的财富盛宴的欢欣之中，忘却了金融创新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次贷危机爆发后，高杠杆率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透明性，成为整个金融界的梦魇。
　　当前，我国的金融创新活动虽然刚刚起步，产品也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但相同的逐利动机和类似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样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我们应谨记金融创新活动不能脱离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任何金融创新活动要符合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战略、专业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监管当局要确保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要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审慎经营之间的辨证关系，要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共同发展。
　　市场纪律对防范道德风险、高效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金融主流普遍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可以奖优罚劣，信奉“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对于越是结构复杂、产品复杂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越是依赖机构的自控能力和管理。但次贷危机用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市场主体各种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严格的审慎监管更加重要。一方面，我们不应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因噎废食，改变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在市场可能失灵的领域，毫不犹豫地加强监管，通过监管促使金融机构内控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纪律的建立，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切实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利益。
　　第三大教训：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及内部畸形激励机制，助长了追逐高回报的金融投机行为，加剧了经营管理中的道德风险。
　　近年来，国际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相互兼并收购，形成了一系列巨大的“金融航母”。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内部，部门之间文化差异巨大，经营方式迥异。但是，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金融产品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商业银行越来越推崇向投行看齐的资产回报率（ROA）和权益回报率（ROE）等核心经营指标（KPI），片面量化考核标准，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极大地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冒险成功可获得高额奖金和红利，失误则无需承担损失。这种不计整个机构风险普遍追求最高收益率的经营模式，使得不少传统的商业银行无视审慎性要求，无视基本的业务规则，突破底线，盲目创新产品和扩张业务。
　　事实告诉我们，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制定业务发展战略，要基于“服务优先，利润次之”的经营理念，要设计并实施科学的激励机制，要看机构的长期风险敞口，绝不能为追求短期报酬的行为所替代，要保证利润目标和业务稳健发展目标之间的平衡。
　　第四大教训：金融投资过度依赖数量化模型，理论假设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核心功能失效。
　　近年来，有着严格假设条件和繁杂理论结构的数理模型深受全球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的追捧，成为度量金融风险的主要工具。次贷危机中，尽管金融机构对次贷衍生产品建立了精巧繁杂的定价和评级模型，但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突然逆转的系统性风险，模型的前提假设和市场现实严重偏离，导致金融市场最核心的风险定价功能失效，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并通过“羊群效应”传导放大风险，酿成全面性系统危机。次贷危机再次表明：数理模型不论多么精巧庞大，也难以涵盖所有的风险特征。金融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如果过度崇拜数理模型，简单以模型计算结果来描述市场风险的变化，替代复杂的市场投资决策，忽视专业化的定性分析、经验判断和动态信息，忽视机构本身的风险容忍度，必将导致投资行为和风险管理的简单化和同质化，导致决策失误和风险失控。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在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有限，我们在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低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强了宏观调控和科学监管。对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回顾我们过去五年多来的工作，我们有六条重要经验要继续坚持：
　　一是要切实落实银监会成立时确立的“四四六”准则，认真践行“抓法人、抓风险、抓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科学监管理念，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切实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信贷活动的管理，严禁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风险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三是要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强调对风险的全方位覆盖，进一步推进国内外跨业和跨境监管交流与合作。四是要坚持严格监管创新业务风险，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本着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的原则开展创新，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共同发展。五是要坚持政策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协调统筹，坚持在商业原则的基础上，从政策要求对商业目标的长远一致性来考虑政策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六是要坚持贴近市场、见“市”要快，监管者要经常接触市场，也要经常接触被监管者，不断提高对形势发展的敏锐度。
　　事实证明，正是以上六个方面的重要做法引领我国银行业走上了一条稳健发展的道路，避免了深度卷入此次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