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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纽约时报》美国版刊登了一整版彩色广告。以五星红旗为背景，中英双语版的“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相当醒目。欢迎词下方，是中国时代出版公司（CNTIHES INC.）今年8月推出的两本新书：《习近平时代》《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登广告的人是朱大平，中国时代出版公司的创始人。这则广告他花了10万美元。
这不是朱大平首次因为广告引起关注。2009年，他创立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央视新闻频道、经济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同步高频率播出广告，主推《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论剑》等系列丛书。那一次，他花了6000万元人民币。
以党政类图书起家
朱大平，湖南邵阳人。身为“60后”，他原先对前途的最好设想是“学而优则仕”。20世纪90年代，朱大平从湖南湘潭大学本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外政治思想，一心希望毕业后能进机关单位。
1995年7月，朱大平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了59分，选择暂时在一家报社“过渡”。半年后，他被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负责全市121万名处级以下党政干部的教材编写。仅仅四年半后，32岁的朱大平辞职下海。
为何辞职？朱大平说：“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年轻气盛，2000年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本来是可以慢慢晋升的，可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办法。”犯的错误让他感到仕途无望，“身不由己”之下，辞职下海。
小个子朱大平爱琢磨。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经历，让朱大平看到了巨大商机。他发现，原本“卖干部教学书也能赚钱”。2000年年底，朱大平在北京东城区城乡接合部的一栋小破楼里租了一间两居室，创立了“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即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开始做党政干部的培训类图书。
2001年恰逢中共建党80周年，朱大平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入党教材。以之前的经验，他明白，机关“有这个需要”。朱大平说，依靠此类教材和辅导图书，仅2001年，公司年营业额就达三四千万元。
2006年，根据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讲座内容，朱大平组织出版了相关主题的《大国崛起》。再一次“赶巧”，这一年，央视播出了同名电视片《大国崛起》。借此东风，朱大平的《大国崛起》销量甚至超过了央视出版的同名图书。
2008年，朱大平的公司股改，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年营业额在两亿元左右，后来最高峰时达6亿元，朱大平认为自己的公司在“中国时政图书领域是头号”。虽然赚了钱，但让朱大平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国有出版社）认为，国家的钱、干部的党费，怎么能给你一个民营企业赚走呢？因为这点，我一直受到国有出版社尤其是中央级国有出版社的一致挤压。”
2012年夏，朱大平在美国成立中国时代出版公司。
推广图书，中美大同
在美国生活、工作4年后，朱大平的英语水平仍然不高。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上，朱大平留了自己的电话，这不符合美国的广告习惯，但他执意如此。随后，他的确收到了很多电话，但在仅仅对话了几个人之后，朱大平就不得不将电话交给助手，因为打电话来的人都说英语。
朱大平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George，来自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我英文不好，知道的名字也不多，但就这个名字还知道。”朱大平忍不住笑，“没有太多意义在里面。”
纽约的大型出版商多集中在曼哈顿中区，朱大平因此把办公室设在这个区域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的一座5A写字楼里，100多平方米。面积不算大，但斜对面就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不远处则是著名的时代广场、中国驻美大使馆。
朱大平聘请了7名当地员工，其中6位是白人，一位是华裔。Paul Myatovich是6位白人中的一位，职位是市场销售经理。今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上，Paul对美国媒体表示：“我们要给来参展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机会，看看中国出版物的广泛性。中国图书已经不是《毛泽东语录》那样的了。”
朱大平自述自己经常会与员工意见不一，但大多数时候，员工还是会服从这位来自中国的George。朱大平强调出版书籍的深度，他认为，《习近平时代》中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严格的论据支撑，“所有数字、资料都有说明出处”。整本书按西方的阅读习惯写作，主要谈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经营了十多年图书出版的朱大平，本身就是一个公关高手。2003年后，他会将相关书籍赠送给每个省的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朱大平觉得，这样的做法拉动了图书销售。“一个领导说好，那就是向全世界推广。”
这样在国内惯用的做法，被朱大平复制到了美国。《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出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全体内阁成员、参众两院议员都收到了样书。
此外，朱大平还会把样书寄发给读者、媒体，这些样书占印刷总数的10%～20%。
事实上，自今年2月份媒体公布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后，早在3月份，朱大平已经开始着手布局宣传，他让员工跟媒体联系、寄样书。约300家美国媒体收到了英文样书，“迄今为止，已有20来家美国媒体完成了访问，但是他们要赶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达美国时才会踩点发稿。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两本书在美国媒体的发稿会形成一个相对的高潮。”朱大平说。
所有样书的印刷和邮寄，成本约为2.7万美元。加上广告、公关等费用，朱大平算过，两本新书的推广花费在17万～18万美元。朱大平认为很划算：在《纽约时报》广告投放后，《习近平时代》一书的亚马逊排名从第120万名快速上升，最好时到第6万名。
George Zhu的美国日常生活 朱大平和家人目前持工作签证留美。他说，在美国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很平静，也不大忙碌，我都不经常去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每天早晚，朱大平通过邮件处理北京公司事务。“在北京时，我管理500人，现在管着那几个人，觉得很无聊。”朱大平笑道。
因为英文不好，朱大平接受的资讯几乎全部来自中文媒体。他不看当地报纸，每天登录《世界日报》网站浏览，喜欢看台湾中天的电视新闻，朋友圈子也以华人为主。“美国是异国，文化有差异，语言有差异，所以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也会非常的寂寞。”
即便如此，他坚持和美国当地的出版圈保持交流。“美国大众出版的五大出版集团，我已经拜访了4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喜欢。“老实说，我很喜欢美国。你只要说自己做出版的，所有人都高看你一眼。我感觉这个国家前途无量，所以中美之间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共赢，不能对抗。”
“让美国人好奇，目标就达到了”
问：您善于抓住时机出版图书，如建党80周年、央视播出《大国崛起》，现在是习近平主席访美。您是怎么抓住这些“恰好”的？
朱大平：我研究生学的是中外政治思想，再加上在机关工作了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让我对精英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定位有一定把握。我对时政这一块的敏感度非常高。
问：在美国，什么人会看《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
朱大平：首先是政界的人、美国的政党，不是搞政治的人不需要懂这个。第二个读者群是美国的学术界精英。美国的学者独立性比较大，话语权也比较大。还有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都看《纽约时报》。
问：但这涉及一个问题，这些精英看到广告后，很容易产生“宣传者”的印象。
朱大平：这个商业广告是9月7日登出来的，在报纸第5版。同一期报纸的第7版，有两版《美国国家地理》的广告，美国图书做这种大媒体的广告司空见惯，太正常了。至于美国精英对这个广告行为到底有什么反应，目前我没有听到太强烈的声音。
美国主流圈对中国好像不很感冒，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美国人不会太喜欢我们的书，这是肯定的。但他们看了广告，不管持什么态度，至少能好奇地想看看这本书，那么，也许书里大量的证据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看法。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问：和中国时代之前出的英文书相比，这两本书的风格太不一样。之前的设计风格是美国式的，但这两本书的中国符号特别明显。
朱大平：原来的书都是美国设计师设计的，但是一些专家和美国当地的经销商提出来说，中国的书，首先一看就要像中国的书，这两本书我是找中国设计师设计的。
问：为什么请熊玠担任《习近平时代》的主编？
朱大平：熊玠有几个标签。第一他是马英九的老师，是当年美国《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人之一。他出生在大陆，在台湾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去的美国，在美国已经57年了。1987年，邓小平用专列把他从北京接到北戴河谈了6个小时。改革开放之初，他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的建立和沟通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熊玠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国际法，所以他的视野比较宽，在这两个领域应该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多建议和意见。
问：您在中国做时政书很成功，但到了美国这个优势不存在了。您怎么办？
朱大平：我在美国设立公司有几个盈利点：第一，我身在美国，对美国的出版市场比在中国时要了解得多，我会及时向国内反馈情况，向中国的公司出售一批美国的版权图书。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向北京提供100种以上的版权信息，由他们决定做不做。第二，我到这里来以后，基本上两个公司是联动的，时政图书是我的一个兴趣点。在美国，时政类图书很容易成为超级畅销书。除了时政书，我们还做两类书，一类是国内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在美国出版，在全球是有标杆性的作用。文学作品在美国赚不了钱，怎么办？很简单，在做这类书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这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卖给我的北京公司。我会通过北京公司的盈利来补贴一部分到美国的出版。第三，我在策划一套书，叫“中国的企业家”，我来给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出传记，因为传记在美国是最好卖的。一旦出成书，就能够动用美国大型媒体做推广，而如果直接做产品，大媒体不会理你。
这不是朱大平首次因为广告引起关注。2009年，他创立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央视新闻频道、经济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同步高频率播出广告，主推《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论剑》等系列丛书。那一次，他花了6000万元人民币。
以党政类图书起家
朱大平，湖南邵阳人。身为“60后”，他原先对前途的最好设想是“学而优则仕”。20世纪90年代，朱大平从湖南湘潭大学本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外政治思想，一心希望毕业后能进机关单位。
1995年7月，朱大平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了59分，选择暂时在一家报社“过渡”。半年后，他被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负责全市121万名处级以下党政干部的教材编写。仅仅四年半后，32岁的朱大平辞职下海。
为何辞职？朱大平说：“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年轻气盛，2000年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本来是可以慢慢晋升的，可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办法。”犯的错误让他感到仕途无望，“身不由己”之下，辞职下海。
小个子朱大平爱琢磨。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经历，让朱大平看到了巨大商机。他发现，原本“卖干部教学书也能赚钱”。2000年年底，朱大平在北京东城区城乡接合部的一栋小破楼里租了一间两居室，创立了“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即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开始做党政干部的培训类图书。
2001年恰逢中共建党80周年，朱大平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入党教材。以之前的经验，他明白，机关“有这个需要”。朱大平说，依靠此类教材和辅导图书，仅2001年，公司年营业额就达三四千万元。
2006年，根据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讲座内容，朱大平组织出版了相关主题的《大国崛起》。再一次“赶巧”，这一年，央视播出了同名电视片《大国崛起》。借此东风，朱大平的《大国崛起》销量甚至超过了央视出版的同名图书。
2008年，朱大平的公司股改，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年营业额在两亿元左右，后来最高峰时达6亿元，朱大平认为自己的公司在“中国时政图书领域是头号”。虽然赚了钱，但让朱大平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国有出版社）认为，国家的钱、干部的党费，怎么能给你一个民营企业赚走呢？因为这点，我一直受到国有出版社尤其是中央级国有出版社的一致挤压。”
2012年夏，朱大平在美国成立中国时代出版公司。
推广图书，中美大同
在美国生活、工作4年后，朱大平的英语水平仍然不高。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上，朱大平留了自己的电话，这不符合美国的广告习惯，但他执意如此。随后，他的确收到了很多电话，但在仅仅对话了几个人之后，朱大平就不得不将电话交给助手，因为打电话来的人都说英语。
朱大平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George，来自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我英文不好，知道的名字也不多，但就这个名字还知道。”朱大平忍不住笑，“没有太多意义在里面。”
纽约的大型出版商多集中在曼哈顿中区，朱大平因此把办公室设在这个区域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的一座5A写字楼里，100多平方米。面积不算大，但斜对面就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不远处则是著名的时代广场、中国驻美大使馆。
朱大平聘请了7名当地员工，其中6位是白人，一位是华裔。Paul Myatovich是6位白人中的一位，职位是市场销售经理。今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上，Paul对美国媒体表示：“我们要给来参展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机会，看看中国出版物的广泛性。中国图书已经不是《毛泽东语录》那样的了。”
朱大平自述自己经常会与员工意见不一，但大多数时候，员工还是会服从这位来自中国的George。朱大平强调出版书籍的深度，他认为，《习近平时代》中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严格的论据支撑，“所有数字、资料都有说明出处”。整本书按西方的阅读习惯写作，主要谈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经营了十多年图书出版的朱大平，本身就是一个公关高手。2003年后，他会将相关书籍赠送给每个省的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朱大平觉得，这样的做法拉动了图书销售。“一个领导说好，那就是向全世界推广。”
这样在国内惯用的做法，被朱大平复制到了美国。《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出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全体内阁成员、参众两院议员都收到了样书。
此外，朱大平还会把样书寄发给读者、媒体，这些样书占印刷总数的10%～20%。
事实上，自今年2月份媒体公布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后，早在3月份，朱大平已经开始着手布局宣传，他让员工跟媒体联系、寄样书。约300家美国媒体收到了英文样书，“迄今为止，已有20来家美国媒体完成了访问，但是他们要赶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达美国时才会踩点发稿。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两本书在美国媒体的发稿会形成一个相对的高潮。”朱大平说。
所有样书的印刷和邮寄，成本约为2.7万美元。加上广告、公关等费用，朱大平算过，两本新书的推广花费在17万～18万美元。朱大平认为很划算：在《纽约时报》广告投放后，《习近平时代》一书的亚马逊排名从第120万名快速上升，最好时到第6万名。
George Zhu的美国日常生活 朱大平和家人目前持工作签证留美。他说，在美国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很平静，也不大忙碌，我都不经常去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每天早晚，朱大平通过邮件处理北京公司事务。“在北京时，我管理500人，现在管着那几个人，觉得很无聊。”朱大平笑道。
因为英文不好，朱大平接受的资讯几乎全部来自中文媒体。他不看当地报纸，每天登录《世界日报》网站浏览，喜欢看台湾中天的电视新闻，朋友圈子也以华人为主。“美国是异国，文化有差异，语言有差异，所以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也会非常的寂寞。”
即便如此，他坚持和美国当地的出版圈保持交流。“美国大众出版的五大出版集团，我已经拜访了4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喜欢。“老实说，我很喜欢美国。你只要说自己做出版的，所有人都高看你一眼。我感觉这个国家前途无量，所以中美之间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共赢，不能对抗。”
“让美国人好奇，目标就达到了”
问：您善于抓住时机出版图书，如建党80周年、央视播出《大国崛起》，现在是习近平主席访美。您是怎么抓住这些“恰好”的？
朱大平：我研究生学的是中外政治思想，再加上在机关工作了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让我对精英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定位有一定把握。我对时政这一块的敏感度非常高。
问：在美国，什么人会看《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
朱大平：首先是政界的人、美国的政党，不是搞政治的人不需要懂这个。第二个读者群是美国的学术界精英。美国的学者独立性比较大，话语权也比较大。还有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都看《纽约时报》。
问：但这涉及一个问题，这些精英看到广告后，很容易产生“宣传者”的印象。
朱大平：这个商业广告是9月7日登出来的，在报纸第5版。同一期报纸的第7版，有两版《美国国家地理》的广告，美国图书做这种大媒体的广告司空见惯，太正常了。至于美国精英对这个广告行为到底有什么反应，目前我没有听到太强烈的声音。
美国主流圈对中国好像不很感冒，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美国人不会太喜欢我们的书，这是肯定的。但他们看了广告，不管持什么态度，至少能好奇地想看看这本书，那么，也许书里大量的证据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看法。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问：和中国时代之前出的英文书相比，这两本书的风格太不一样。之前的设计风格是美国式的，但这两本书的中国符号特别明显。
朱大平：原来的书都是美国设计师设计的，但是一些专家和美国当地的经销商提出来说，中国的书，首先一看就要像中国的书，这两本书我是找中国设计师设计的。
问：为什么请熊玠担任《习近平时代》的主编？
朱大平：熊玠有几个标签。第一他是马英九的老师，是当年美国《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人之一。他出生在大陆，在台湾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去的美国，在美国已经57年了。1987年，邓小平用专列把他从北京接到北戴河谈了6个小时。改革开放之初，他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的建立和沟通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熊玠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国际法，所以他的视野比较宽，在这两个领域应该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多建议和意见。
问：您在中国做时政书很成功，但到了美国这个优势不存在了。您怎么办？
朱大平：我在美国设立公司有几个盈利点：第一，我身在美国，对美国的出版市场比在中国时要了解得多，我会及时向国内反馈情况，向中国的公司出售一批美国的版权图书。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向北京提供100种以上的版权信息，由他们决定做不做。第二，我到这里来以后，基本上两个公司是联动的，时政图书是我的一个兴趣点。在美国，时政类图书很容易成为超级畅销书。除了时政书，我们还做两类书，一类是国内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在美国出版，在全球是有标杆性的作用。文学作品在美国赚不了钱，怎么办？很简单，在做这类书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这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卖给我的北京公司。我会通过北京公司的盈利来补贴一部分到美国的出版。第三，我在策划一套书，叫“中国的企业家”，我来给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出传记，因为传记在美国是最好卖的。一旦出成书，就能够动用美国大型媒体做推广，而如果直接做产品，大媒体不会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