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除了改革还是改革。如果把改革用在商会组织上，可以说，最近几年的步伐一直在加速，但多属“零打碎敲”，收效甚微。而2015年却大不一样，相对算是“穷追猛打”，成效开始显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商会的机构、职能、人员管理、资产财务、党建、外事等事项一律与行政机关分离，紧接而至的是一系列的落实行动。可以说商会改革必触其痛点，但也将迎来发展的爽点。
　　2015，商会生态圈发展元年，商会由此正回归本来面目。
　　行业商会：脱钩阵痛中快乐着
　　“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这是《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中的明确要求，目的是“依法保障行业协会商会独立平等法人地位”。在时间节点上表述更加明确，指出“今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100个左右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试点，并于明年6月底前完成。2016年将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但记者在采访中，与一些商协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每每谈到脱钩话题，当事人大都以太敏感为由绕开。
　　11月24日，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公布了2015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的148家名单。
　　至于怎么改？改的效果如何？也无法从正常渠道获悉。一些部委办多有召开“脱钩试点动员会”，也均无细节说明。掌管着300多家商协会的大管家国资委，在一次“行业协会脱钩及试点工作动员会”中仅仅用“第一批试点协会的中国质量协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透了个信儿。
　　可见，脱钩不是一件容易事。正如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健所言，“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后，可能暂时面临一些风险。”
　　李健认为，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的治理结构往往发生变化，旧有的规则取消后，新的规则还未建立起来，这需要一定的过渡期。一些大型的行业协会商会暂时问题不大，但一些小型的、由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商会则受到较大威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指出，如果找不到行业协会商会自身该干什么、能做什么，也找不到自身发展的目标，则更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77岁的浦文昌是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常年进行民间商会、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他肯定了“脱钩”是一大进步，“但现实中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协会和商会一下子脱钩，办公场所没有了，资源没有了，要活下去很困难。只能站在企业立场，加强服务的意识，真正为企业做点实事，才能生存下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在接受采访时称，脱钩显示了中央全面改革“政会关系”的决心，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记者获悉，在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省份，商协会大都已经脱钩，且日子过得较好。2015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已有2576个行业协会商会实现全面脱钩，有些商会没有了束缚，正由平台型的商会向商务型商会转型。9月，厦门市委、市政府决定，异地商会从市经信局“脱钩”，改由总商会负责异地商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总商会）党组书记王沁在接受采访时说，72家异地商会今后成为总商会所属商会，实现了商会抱团发展的愿望。
　　区域商会：国际化成趋势
　　伴随着华商全球化发展，“世界华商大会”在海外走过了13届。同样在国内，一个个以乡情为纽带的区域商会，正演义全球格局，2015年世界性的区域商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成立的浙商总会选举马云为首任会长，7月6日，“首届世界冀商大会”和“世界陇商大会”分别在石家庄和兰州举行，世界闽商大会、全球桂商发展论坛等已经成功举办多届。
　　区域商会，走国际化已成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一带一路”是个诱因。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曾经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譬如，中国铁建在墨西哥竞标失败，值得中国企业深思。”他分析说，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外的“五大环境”毫不了解，即对国外是否具有稳定清明的政治环境、活跃有序的经济环境、开放公正的社会环境、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鼓励促进的法律环境等不了解。中国企业只有对上述环境因素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抓住对外投资的机遇。而在这方面，商会恰好起到了桥梁和引导的作用。
　　的确如此，凭借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湖北省的长江国际商会已经在美国的纽约、亚特兰大、加州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地相继成立或筹备同名商会，通过与其他社团联盟，在全球拥有联席会员一万多名。在前不久，还促成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访问湖北。
　　2015年，“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国际化成为区域商会核心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