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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中期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和政客就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乌托邦幻想，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终结。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外文化思潮交流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态度回顾30多年的历程，总结30多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如何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软战争；十条戒令；终结；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03-05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但也毋庸讳言，30年多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回顾30年的历程，总结30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在我们的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由于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她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式渗透，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部分，其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的《十条诫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形势下，而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下被推到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渗透的最前沿。美国当局的当权者和智囊们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古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伎俩当初就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后来对苏东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这些手段也是造成“苏东剧变”的重大原因之一。
来自外部压力，“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国家“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此深信不移，一些不能够靠“硬实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软实力”却大显神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用枪炮征服中国，改用“软实力”，即运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选择，意识形态领域是进行和平演变和价值观渗透的主阵地。
一、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我国又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形势现状？
（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新传媒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鼓吹，新科技革命时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
“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1］”。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其超阶级或者是模糊阶级的理论开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狭隘的小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以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或者回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少人思想政治目光迷离，政治敏锐性大大降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三）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
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困难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和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3］”，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状态；亨延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4］。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 是“中心”的。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有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
（四）来自内部的挑战：市场经济的趋利机制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演绎。但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陷也是一体两面。以图利为目的而形成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人们的价值观逐渐模糊，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也开始质疑。
传统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崇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贫穷但却相对公平，物质的匮乏因为精神的充盈而被淡化；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先，优胜劣汰，虽然高效但却两极分化，物质丰富但精神家园却渐趋贫瘠，一些富人甚至以“我穷得只剩下钱了”来自嘲精神的荒漠化！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参见木子编译文章：《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载《青年参考》2006年2月24日）劳伦斯·布拉姆的话虽然过激，但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巨大的反差，会使人们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产生怀疑与失望，进而影响到对政府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信仰，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主流信仰。一个民族更不能够没有共同的理想信仰，一个国家也不能够没有主流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起主导型作用的理想信仰和核心文化。马克思·韦伯的《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信仰力量的巨大作用。在书中，韦伯充分阐明了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是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巨大的信仰的精神力量［5］。通过对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和研究，面对这样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理想信仰危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淡化和模糊化，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冲击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重塑国民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信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西方信息网络自由化泛滥，面对西方对我国思想价值领域的战略渗透，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策是：
（一）强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的核心理论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指导地位和起巨大作用的一部分，它指导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同，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它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范模的核心和灵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叫科学的信仰是以科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科学。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哲学或者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起着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夯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信仰的梁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过的一次讲话，他语重心长的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6］“上下同欲者胜”。我国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用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愈显重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必须加强共同理想的教育。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都懂得，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体现。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把共同理想同各自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实现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要善于运用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以及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共同理想教育。要采取各种形式，帮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了解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懂得实现共同理想的困难和艰巨，树立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条件；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目标。
（三）狠抓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信仰的支柱，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7］”这样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和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走向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时代精神，是人们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精神。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改革创新，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坚定的民族志向和远大的民族理想，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致的体系，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支柱。1998年大洪水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再次显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历史表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卓越的民族精神，也一定会使多灾的中国兴邦，使多难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信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和国民教育各个阶段，使核心价值体系深深融入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他又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9］。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整体上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是非善恶界限混淆、美丑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阐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奖，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升华精神境界，进而形成学习先进、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造就时代新人，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培养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把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并结合发展了的实际，进一步丰富了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公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引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动指南。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美国使用《十条戒令》中的办法来实施其“和平演变”渗透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计划，停止过吗？从来没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缔造者杜勒斯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渗透政策以来，一直都在延续！并且愈演愈烈！请看，杜勒斯当年说过：“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凯南的“遏制战略”政策到艾奇逊的“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战略”到肯尼迪的“铁幕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战略”到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到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遏制与接触战略”以及最近奥巴马所谓的“奥巴马金融社会主义”，其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体系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和平演变和渗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手段。与西方右翼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和策略。弗朗西斯?福山直截了当地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西方的或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称为“最后的人”；亨延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其目的在于共同遏止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透过“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温文尔雅的表象，西方世界利益集团代言人实际上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并通过这个“陷阱”来迷惑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西方右翼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尼克松宣称：“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10］”。显然，这里的“不战而胜”和“另一种胜利”寓意明显，以美国意识形态为“灯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而从2010年开始到最近的非洲国家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发生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最新战果。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新兴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加强我国新兴媒体安全维护的同时，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社会舆论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伟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国）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3］福山.历史的终结？［J］.国家利益，1989，（夏季号）.
［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5］（德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
［9］《孟子·尽心》。
［10］（美国）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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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中期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和政客就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乌托邦幻想，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终结。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外文化思潮交流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态度回顾30多年的历程，总结30多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如何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软战争；十条戒令；终结；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03-05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但也毋庸讳言，30年多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回顾30年的历程，总结30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在我们的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由于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她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式渗透，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部分，其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的《十条诫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形势下，而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下被推到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渗透的最前沿。美国当局的当权者和智囊们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古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伎俩当初就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后来对苏东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这些手段也是造成“苏东剧变”的重大原因之一。
来自外部压力，“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国家“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此深信不移，一些不能够靠“硬实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软实力”却大显神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用枪炮征服中国，改用“软实力”，即运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选择，意识形态领域是进行和平演变和价值观渗透的主阵地。
一、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我国又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形势现状？
（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新传媒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鼓吹，新科技革命时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
“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1］”。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其超阶级或者是模糊阶级的理论开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狭隘的小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以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或者回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少人思想政治目光迷离，政治敏锐性大大降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三）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
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困难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和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3］”，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状态；亨延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4］。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 是“中心”的。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有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
（四）来自内部的挑战：市场经济的趋利机制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演绎。但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陷也是一体两面。以图利为目的而形成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人们的价值观逐渐模糊，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也开始质疑。
传统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崇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贫穷但却相对公平，物质的匮乏因为精神的充盈而被淡化；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先，优胜劣汰，虽然高效但却两极分化，物质丰富但精神家园却渐趋贫瘠，一些富人甚至以“我穷得只剩下钱了”来自嘲精神的荒漠化！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参见木子编译文章：《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载《青年参考》2006年2月24日）劳伦斯·布拉姆的话虽然过激，但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巨大的反差，会使人们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产生怀疑与失望，进而影响到对政府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信仰，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主流信仰。一个民族更不能够没有共同的理想信仰，一个国家也不能够没有主流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起主导型作用的理想信仰和核心文化。马克思·韦伯的《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信仰力量的巨大作用。在书中，韦伯充分阐明了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是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巨大的信仰的精神力量［5］。通过对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和研究，面对这样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理想信仰危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淡化和模糊化，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冲击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重塑国民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信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西方信息网络自由化泛滥，面对西方对我国思想价值领域的战略渗透，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策是：
（一）强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的核心理论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指导地位和起巨大作用的一部分，它指导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同，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它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范模的核心和灵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叫科学的信仰是以科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科学。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哲学或者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起着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夯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信仰的梁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过的一次讲话，他语重心长的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6］“上下同欲者胜”。我国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用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愈显重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必须加强共同理想的教育。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都懂得，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体现。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把共同理想同各自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实现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要善于运用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以及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共同理想教育。要采取各种形式，帮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了解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懂得实现共同理想的困难和艰巨，树立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条件；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目标。
（三）狠抓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信仰的支柱，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7］”这样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和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走向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时代精神，是人们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精神。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改革创新，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坚定的民族志向和远大的民族理想，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致的体系，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支柱。1998年大洪水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再次显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历史表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卓越的民族精神，也一定会使多灾的中国兴邦，使多难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信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和国民教育各个阶段，使核心价值体系深深融入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他又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9］。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整体上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是非善恶界限混淆、美丑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阐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奖，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升华精神境界，进而形成学习先进、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造就时代新人，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培养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把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并结合发展了的实际，进一步丰富了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公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引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动指南。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美国使用《十条戒令》中的办法来实施其“和平演变”渗透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计划，停止过吗？从来没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缔造者杜勒斯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渗透政策以来，一直都在延续！并且愈演愈烈！请看，杜勒斯当年说过：“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凯南的“遏制战略”政策到艾奇逊的“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战略”到肯尼迪的“铁幕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战略”到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到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遏制与接触战略”以及最近奥巴马所谓的“奥巴马金融社会主义”，其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体系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和平演变和渗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手段。与西方右翼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和策略。弗朗西斯?福山直截了当地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西方的或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称为“最后的人”；亨延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其目的在于共同遏止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透过“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温文尔雅的表象，西方世界利益集团代言人实际上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并通过这个“陷阱”来迷惑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西方右翼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尼克松宣称：“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10］”。显然，这里的“不战而胜”和“另一种胜利”寓意明显，以美国意识形态为“灯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而从2010年开始到最近的非洲国家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发生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最新战果。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新兴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加强我国新兴媒体安全维护的同时，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社会舆论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伟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国）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3］福山.历史的终结？［J］.国家利益，1989，（夏季号）.
［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5］（德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
［9］《孟子·尽心》。
［10］（美国）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5.
关键词：意识形态；软战争；十条戒令；终结；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03-05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但也毋庸讳言，30年多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回顾30年的历程，总结30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在我们的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由于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她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式渗透，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部分，其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的《十条诫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形势下，而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下被推到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渗透的最前沿。美国当局的当权者和智囊们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古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伎俩当初就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后来对苏东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这些手段也是造成“苏东剧变”的重大原因之一。
来自外部压力，“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国家“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此深信不移，一些不能够靠“硬实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软实力”却大显神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用枪炮征服中国，改用“软实力”，即运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选择，意识形态领域是进行和平演变和价值观渗透的主阵地。
一、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我国又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形势现状？
（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新传媒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鼓吹，新科技革命时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
“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1］”。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其超阶级或者是模糊阶级的理论开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狭隘的小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以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或者回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少人思想政治目光迷离，政治敏锐性大大降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三）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
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困难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和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3］”，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状态；亨延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4］。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 是“中心”的。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有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
（四）来自内部的挑战：市场经济的趋利机制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演绎。但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陷也是一体两面。以图利为目的而形成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人们的价值观逐渐模糊，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也开始质疑。
传统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崇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贫穷但却相对公平，物质的匮乏因为精神的充盈而被淡化；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先，优胜劣汰，虽然高效但却两极分化，物质丰富但精神家园却渐趋贫瘠，一些富人甚至以“我穷得只剩下钱了”来自嘲精神的荒漠化！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参见木子编译文章：《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载《青年参考》2006年2月24日）劳伦斯·布拉姆的话虽然过激，但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巨大的反差，会使人们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产生怀疑与失望，进而影响到对政府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信仰，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主流信仰。一个民族更不能够没有共同的理想信仰，一个国家也不能够没有主流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起主导型作用的理想信仰和核心文化。马克思·韦伯的《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信仰力量的巨大作用。在书中，韦伯充分阐明了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是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巨大的信仰的精神力量［5］。通过对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和研究，面对这样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理想信仰危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淡化和模糊化，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冲击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重塑国民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信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西方信息网络自由化泛滥，面对西方对我国思想价值领域的战略渗透，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策是：
（一）强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的核心理论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指导地位和起巨大作用的一部分，它指导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同，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它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范模的核心和灵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叫科学的信仰是以科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科学。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哲学或者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起着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夯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信仰的梁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过的一次讲话，他语重心长的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6］“上下同欲者胜”。我国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用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愈显重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必须加强共同理想的教育。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都懂得，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体现。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把共同理想同各自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实现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要善于运用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以及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共同理想教育。要采取各种形式，帮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了解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懂得实现共同理想的困难和艰巨，树立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条件；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目标。
（三）狠抓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信仰的支柱，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7］”这样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和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走向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时代精神，是人们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精神。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改革创新，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坚定的民族志向和远大的民族理想，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致的体系，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支柱。1998年大洪水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再次显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历史表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卓越的民族精神，也一定会使多灾的中国兴邦，使多难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信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和国民教育各个阶段，使核心价值体系深深融入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他又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9］。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整体上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是非善恶界限混淆、美丑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阐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奖，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升华精神境界，进而形成学习先进、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造就时代新人，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培养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把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并结合发展了的实际，进一步丰富了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公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引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动指南。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美国使用《十条戒令》中的办法来实施其“和平演变”渗透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计划，停止过吗？从来没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缔造者杜勒斯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渗透政策以来，一直都在延续！并且愈演愈烈！请看，杜勒斯当年说过：“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凯南的“遏制战略”政策到艾奇逊的“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战略”到肯尼迪的“铁幕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战略”到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到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遏制与接触战略”以及最近奥巴马所谓的“奥巴马金融社会主义”，其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体系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和平演变和渗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手段。与西方右翼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和策略。弗朗西斯?福山直截了当地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西方的或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称为“最后的人”；亨延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其目的在于共同遏止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透过“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温文尔雅的表象，西方世界利益集团代言人实际上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并通过这个“陷阱”来迷惑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西方右翼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尼克松宣称：“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10］”。显然，这里的“不战而胜”和“另一种胜利”寓意明显，以美国意识形态为“灯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而从2010年开始到最近的非洲国家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发生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最新战果。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新兴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加强我国新兴媒体安全维护的同时，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社会舆论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伟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国）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3］福山.历史的终结？［J］.国家利益，1989，（夏季号）.
［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5］（德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
［9］《孟子·尽心》。
［10］（美国）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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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中期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和政客就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乌托邦幻想，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终结。3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外文化思潮交流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态度回顾30多年的历程，总结30多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如何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软战争；十条戒令；终结；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03-05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但也毋庸讳言，30年多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复杂，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国民信仰危机日益明显。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回顾30年的历程，总结30年的经验，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在我们的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同时，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重塑国民的精神信仰?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由于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她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式渗透，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本加厉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部分，其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的《十条诫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形势下，而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下被推到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渗透的最前沿。美国当局的当权者和智囊们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古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布热津斯基把社会主义国家由“极权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掌握政权，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出现分裂。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仍旧控制政权，但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出现发动“宫廷政变”的机会。第三阶段，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流于形式，权威制度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伎俩当初就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后来对苏东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苏东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这些手段也是造成“苏东剧变”的重大原因之一。
来自外部压力，“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国家“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对此深信不移，一些不能够靠“硬实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软实力”却大显神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用枪炮征服中国，改用“软实力”，即运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西化”、“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选择，意识形态领域是进行和平演变和价值观渗透的主阵地。
一、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我国又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形势现状？
（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新传媒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鼓吹，新科技革命时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
“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1］”。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其超阶级或者是模糊阶级的理论开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狭隘的小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以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或者回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少人思想政治目光迷离，政治敏锐性大大降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三）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
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困难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和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3］”，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状态；亨延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4］。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 是“中心”的。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有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
（四）来自内部的挑战：市场经济的趋利机制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演绎。但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陷也是一体两面。以图利为目的而形成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人们的价值观逐渐模糊，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也开始质疑。
传统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崇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贫穷但却相对公平，物质的匮乏因为精神的充盈而被淡化；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先，优胜劣汰，虽然高效但却两极分化，物质丰富但精神家园却渐趋贫瘠，一些富人甚至以“我穷得只剩下钱了”来自嘲精神的荒漠化！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参见木子编译文章：《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载《青年参考》2006年2月24日）劳伦斯·布拉姆的话虽然过激，但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巨大的反差，会使人们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产生怀疑与失望，进而影响到对政府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信仰，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主流信仰。一个民族更不能够没有共同的理想信仰，一个国家也不能够没有主流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起主导型作用的理想信仰和核心文化。马克思·韦伯的《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信仰力量的巨大作用。在书中，韦伯充分阐明了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是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巨大的信仰的精神力量［5］。通过对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和研究，面对这样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理想信仰危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淡化和模糊化，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冲击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重塑国民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信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面对新世纪经济、政治全球化和西方信息网络自由化泛滥，面对西方对我国思想价值领域的战略渗透，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策是：
（一）强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的核心理论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指导地位和起巨大作用的一部分，它指导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同，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它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范模的核心和灵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叫科学的信仰是以科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科学。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哲学或者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起着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夯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信仰的梁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过的一次讲话，他语重心长的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6］“上下同欲者胜”。我国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用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愈显重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必须加强共同理想的教育。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都懂得，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体现。通过共同理想教育，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把共同理想同各自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实现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要善于运用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以及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共同理想教育。要采取各种形式，帮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了解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懂得实现共同理想的困难和艰巨，树立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条件；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目标。
（三）狠抓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信仰的支柱，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7］”这样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和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走向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时代精神，是人们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精神。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改革创新，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坚定的民族志向和远大的民族理想，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致的体系，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支柱。1998年大洪水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再次显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历史表明，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卓越的民族精神，也一定会使多灾的中国兴邦，使多难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信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和国民教育各个阶段，使核心价值体系深深融入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他又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9］。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整体上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是非善恶界限混淆、美丑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阐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奖，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升华精神境界，进而形成学习先进、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造就时代新人，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培养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把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并结合发展了的实际，进一步丰富了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公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引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动指南。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美国使用《十条戒令》中的办法来实施其“和平演变”渗透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计划，停止过吗？从来没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缔造者杜勒斯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渗透政策以来，一直都在延续！并且愈演愈烈！请看，杜勒斯当年说过：“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凯南的“遏制战略”政策到艾奇逊的“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战略”到肯尼迪的“铁幕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战略”到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到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遏制与接触战略”以及最近奥巴马所谓的“奥巴马金融社会主义”，其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体系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和平演变和渗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手段。与西方右翼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和策略。弗朗西斯?福山直截了当地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西方的或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称为“最后的人”；亨延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其目的在于共同遏止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透过“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温文尔雅的表象，西方世界利益集团代言人实际上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并通过这个“陷阱”来迷惑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西方右翼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尼克松宣称：“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10］”。显然，这里的“不战而胜”和“另一种胜利”寓意明显，以美国意识形态为“灯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而从2010年开始到最近的非洲国家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发生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渗透战略的最新战果。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新兴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加强我国新兴媒体安全维护的同时，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社会舆论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伟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国）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3］福山.历史的终结？［J］.国家利益，1989，（夏季号）.
［4］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5］（德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
［9］《孟子·尽心》。
［10］（美国）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