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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军团,因人员伤亡惨重,从组建到撤销番号仅两个多月;它的存在虽然短暂,在我军历史乃至世界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但它的勇猛、悲壮、惨烈却震撼了世界。它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简称红八军团。
临危组建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战斗人员紧缺,成了短期内必须解决的难题。为此,中革军委仓促决定组建红八军团。
1934年9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二十一师和中央警卫师(即二十三师)在江西省兴国县崇贤圩合编,组建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抗日战争中任一一五师参谋长时携3万元潜逃,之后无任何消息)、政委黄甦、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两个师:第二十一师师长周昆(兼任)、政治委员黄甦(兼任);中央警卫师师长孙超群、政委李干辉。整个军团约10000余人,部队的武器很少,枪支还不到3000支。
在两个师中,中央警卫师是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倡导下,经中革军委批准,于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成立的,原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由孙超群任师长,李干辉任政委,全师共1000多人,执行保卫红色政权首都——瑞金的任务。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鏖战,实际人数已经不足一半。红二十一师原属红七军,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领导下于1930年冬在广西右江成立。虽然红二十一师成立较早,但因几经转战及第五次反“围剿”,已经严重减员至不足千人。也就是说,红八军团基本上都是在数天时间里通过紧急扩红招募的新兵,且绝大多数是根本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兴国籍子弟。
如此仓促和不成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红八军团的悲惨结局。
1934年10月初,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到兴国县南端的社富乡,作长征出发前的休整补充。
因为对部队生活不适应,加之知道要离开家乡,一些新战士思想波动很大,不愿意到外地去,甚至有些人还开了小差。为尽快稳定军心,黄甦和罗荣桓除了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导力量外,还想方设法加强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以身作则带领部队。为此,两人常和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传统,编了很多简短通俗的战斗口号,便于战士们牢记,以宣传鼓动大家的士气。
不久,周恩来和博古签署中央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到红八军团后,立即着手对部队的党组织进行充实,安排一些干部到连队去当支部书记,加强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工作,在政治上巩固这支部队,使红八军团很快就有了一定起色。
但这个军团毕竟是新编成的,加之时间太短,问题依然存在,战斗力仍然不强。
首战告捷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经兴国县古龙岗、梅告,于都县罗蚴,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漫征程。其中,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西进。从现存的中央苏区出发时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看,当时红八军团共10922人。
当时,国民党共给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就在瑞金附近的信丰、古陂、安远一线。整个封锁线以桃江为天堑,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呈弧形。
10月21日,突围第一仗首先在安远和信丰间的板石圩一线的碉堡群间打响。上午,前锋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十一团向信丰百石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战斗,消灭守敌信丰“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活捉中队长何德泮。同日下午,左前锋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占领信丰新田、金鸡圩,毙敌600余人。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溃逃敌人。
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紧跟在一、三军团之后,任务就是扩大战果。
红八军团虽是首次参战,却打得机智、顽强、悲壮。
此后,红八军团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相继参加了突破敌人在汝城、仁化、乐昌利用湘粤军原在这一线的碉堡构筑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宜章一线用114座碉堡等设置第三道封锁线的战斗,并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
血染湘江
进入湖南后,红八军团变为长征部队的左后翼。
此时,红军长征开始的8.6万人,只剩下约6.4万人。红八军团减员严重。对此,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八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为二十一师,命令刘少奇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然而部队还来不及改编,湘江战役就打响了。红八军团实际仍为两个师:二十一师、中央警卫师。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役。战斗力较弱的红八军团,担负的任务却不轻:既要掩护中央机关,自己也得边打边撤。
渡过潇水后,红八军团在红九军团后面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11月30日傍晚,军委纵队将近一半渡过了湘江,而红八军团才刚刚到达灌阳,距离湘江还有四五十公里。可此时红八军团又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赶至灌阳县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络。由于追兵紧随在后,加之去水车又要返转再走道县,部队未及动员,便匆匆忙忙地边搜索边前进。他们并不知道,其实红三军团六师已走在他们前面,只是事先未派人侦察和联络,结果白白耽误了大半天时间和行程,红八军团无形之中成了全军的后卫,也是整个中央红军掉在最后面的部队,而且基本与中央失去联系并与前队相距甚远。
天黑后,桂军两个师从红八军团后面席卷而来,与此同时,至少一个团的桂军又从红八军团中间插入,将红八军团拦腰截断。从午夜开始,敌人蜂拥而至,枪声大作,顷刻间,红八军团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拥动的人群。混乱刚开始时,罗荣桓还能尽力组织政治部一干人集体行动,但他的苦心很快付之东流,他周围的人很快也被打散了。军团长周昆在黑暗中悲戚地命令:“让中央警卫师断后掩护,其余的尽快往湘江方向前冲,非战斗单位也一律跑步前进。”然而所有的路口都已经被桂军占领,桂军接下来的冲锋,也很快将红八军团完全切割。
但红八军团也很勇敢、刚毅:战士刘志忠身上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并插着一把刺刀,嘴里却仍咬着敌人的耳朵;战士李古林肠子留在地上近一米远,仍死死抱着敌人;已经失去双腿的王振贵绑着一捆冒烟的手榴弹,高喊着让其同一部队的弟弟为他报仇,滚向了敌群……
12月1日上午,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十三师刚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浮桥便被炸断,被打散后突围出来的红八军团官兵,又不得不承受致命的打击。
敌人已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最后过江的红军部队上。涉水渡江的红八军团官兵,面对敌人的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江中的水浪此起彼伏,不断有人沉下去,不断有尸体、枪支浮上来,整个湘江血水茫茫!
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跟随他的仅有一个油印员。他呆呆地望着河面,看着仍在江水中挣扎的战友,虽肝肠欲断却又无可奈何。随后,军团长周昆也过了江,他的身边也只剩下数人。“到底有多少人赶到了江边?”罗荣桓问道。周昆沮丧地说:“不知道,不知道!伤亡太大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
鉴于红八军团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取消红八军团建制、番号,将其并入红五军团。
临危组建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战斗人员紧缺,成了短期内必须解决的难题。为此,中革军委仓促决定组建红八军团。
1934年9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二十一师和中央警卫师(即二十三师)在江西省兴国县崇贤圩合编,组建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抗日战争中任一一五师参谋长时携3万元潜逃,之后无任何消息)、政委黄甦、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两个师:第二十一师师长周昆(兼任)、政治委员黄甦(兼任);中央警卫师师长孙超群、政委李干辉。整个军团约10000余人,部队的武器很少,枪支还不到3000支。
在两个师中,中央警卫师是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倡导下,经中革军委批准,于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成立的,原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由孙超群任师长,李干辉任政委,全师共1000多人,执行保卫红色政权首都——瑞金的任务。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鏖战,实际人数已经不足一半。红二十一师原属红七军,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领导下于1930年冬在广西右江成立。虽然红二十一师成立较早,但因几经转战及第五次反“围剿”,已经严重减员至不足千人。也就是说,红八军团基本上都是在数天时间里通过紧急扩红招募的新兵,且绝大多数是根本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兴国籍子弟。
如此仓促和不成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红八军团的悲惨结局。
1934年10月初,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到兴国县南端的社富乡,作长征出发前的休整补充。
因为对部队生活不适应,加之知道要离开家乡,一些新战士思想波动很大,不愿意到外地去,甚至有些人还开了小差。为尽快稳定军心,黄甦和罗荣桓除了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导力量外,还想方设法加强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以身作则带领部队。为此,两人常和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传统,编了很多简短通俗的战斗口号,便于战士们牢记,以宣传鼓动大家的士气。
不久,周恩来和博古签署中央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到红八军团后,立即着手对部队的党组织进行充实,安排一些干部到连队去当支部书记,加强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工作,在政治上巩固这支部队,使红八军团很快就有了一定起色。
但这个军团毕竟是新编成的,加之时间太短,问题依然存在,战斗力仍然不强。
首战告捷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经兴国县古龙岗、梅告,于都县罗蚴,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漫征程。其中,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西进。从现存的中央苏区出发时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看,当时红八军团共10922人。
当时,国民党共给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就在瑞金附近的信丰、古陂、安远一线。整个封锁线以桃江为天堑,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呈弧形。
10月21日,突围第一仗首先在安远和信丰间的板石圩一线的碉堡群间打响。上午,前锋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十一团向信丰百石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战斗,消灭守敌信丰“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活捉中队长何德泮。同日下午,左前锋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占领信丰新田、金鸡圩,毙敌600余人。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溃逃敌人。
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紧跟在一、三军团之后,任务就是扩大战果。
红八军团虽是首次参战,却打得机智、顽强、悲壮。
此后,红八军团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相继参加了突破敌人在汝城、仁化、乐昌利用湘粤军原在这一线的碉堡构筑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宜章一线用114座碉堡等设置第三道封锁线的战斗,并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
血染湘江
进入湖南后,红八军团变为长征部队的左后翼。
此时,红军长征开始的8.6万人,只剩下约6.4万人。红八军团减员严重。对此,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八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为二十一师,命令刘少奇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然而部队还来不及改编,湘江战役就打响了。红八军团实际仍为两个师:二十一师、中央警卫师。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役。战斗力较弱的红八军团,担负的任务却不轻:既要掩护中央机关,自己也得边打边撤。
渡过潇水后,红八军团在红九军团后面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11月30日傍晚,军委纵队将近一半渡过了湘江,而红八军团才刚刚到达灌阳,距离湘江还有四五十公里。可此时红八军团又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赶至灌阳县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络。由于追兵紧随在后,加之去水车又要返转再走道县,部队未及动员,便匆匆忙忙地边搜索边前进。他们并不知道,其实红三军团六师已走在他们前面,只是事先未派人侦察和联络,结果白白耽误了大半天时间和行程,红八军团无形之中成了全军的后卫,也是整个中央红军掉在最后面的部队,而且基本与中央失去联系并与前队相距甚远。
天黑后,桂军两个师从红八军团后面席卷而来,与此同时,至少一个团的桂军又从红八军团中间插入,将红八军团拦腰截断。从午夜开始,敌人蜂拥而至,枪声大作,顷刻间,红八军团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拥动的人群。混乱刚开始时,罗荣桓还能尽力组织政治部一干人集体行动,但他的苦心很快付之东流,他周围的人很快也被打散了。军团长周昆在黑暗中悲戚地命令:“让中央警卫师断后掩护,其余的尽快往湘江方向前冲,非战斗单位也一律跑步前进。”然而所有的路口都已经被桂军占领,桂军接下来的冲锋,也很快将红八军团完全切割。
但红八军团也很勇敢、刚毅:战士刘志忠身上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并插着一把刺刀,嘴里却仍咬着敌人的耳朵;战士李古林肠子留在地上近一米远,仍死死抱着敌人;已经失去双腿的王振贵绑着一捆冒烟的手榴弹,高喊着让其同一部队的弟弟为他报仇,滚向了敌群……
12月1日上午,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十三师刚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浮桥便被炸断,被打散后突围出来的红八军团官兵,又不得不承受致命的打击。
敌人已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最后过江的红军部队上。涉水渡江的红八军团官兵,面对敌人的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江中的水浪此起彼伏,不断有人沉下去,不断有尸体、枪支浮上来,整个湘江血水茫茫!
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跟随他的仅有一个油印员。他呆呆地望着河面,看着仍在江水中挣扎的战友,虽肝肠欲断却又无可奈何。随后,军团长周昆也过了江,他的身边也只剩下数人。“到底有多少人赶到了江边?”罗荣桓问道。周昆沮丧地说:“不知道,不知道!伤亡太大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
鉴于红八军团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取消红八军团建制、番号,将其并入红五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