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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笼
架鸟玩虫，常被讥讽为旧时纨绔子弟不求上进的举动。据说养斗鹌鹑者，家中皆殷实，才会有此份闲情。斗鸡、斗羊、斗鹌鹑去除博弈的性质，归入乡间游戏，没了贫富之分，成为民俗文化，热爱生活，陶冶性情，就有了积极向上的一面。
斗鹌鹑现在已不多见，但仍有延续，鲁西南今天喜好者已多是年过半百的人，不过在古代是常见的博弈游戏。
斗鹌鹑也叫“斗鹑”、“冬兴”，民间多在冬季斗赛游戏。徐珂《清稗类钞》所记：唐玄宗喜欢斗鸡斗马，西凉人投其所好，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进退争斗，宫中养以为戏，一时成为风尚。后蜀《宫词》中写有“安排竹栅与笆篱，养得新生鹑鸽儿；宣受内家专喂饲，花毛闲着怎皆知”的句子。后蜀宫中专人饲养鹌鹑，而鹌鹑毛色一无可观，其貌不扬，养之只是为了相斗游戏；到宋代，养斗鹌鹑已在民间普及流行，还成为百戏、杂技艺人藉以谋生的一种技艺。《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多有所云。明人也喜欢斗鹌鹑，明末吴三桂就酷爱此戏，还让人把他斗鹌鹑的情景绘成图画。清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风流毕竟输秋壑，斗蟀堂前拥美人。”把吴三桂与贾似道斗蟋蟀一比，颇堪玩味。
有清一代，斗鹌鹑之风南北皆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九月》写京城鹑戏风俗：“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用胜，冬日则盛以锦囊，饲以玉粟，捧以纤手，夜以继日，毫不知倦。”清代斗鹌鹑不仅是娱乐也是一种赌博，连雍正皇帝都意识到赌博危害，曾禁此“斗局”。
斗鹌鹑、饲养调教鹌鹑、鹌鹑的名目皆有游戏规则。盛放鹌鹑的容器也是精美的民艺之物。鹌鹑笼不同于鸟笼，通体是软质布袋，下端有硬质的圈笼。材料各异，木质皮质都有，但多以竹制为多。装饰方法多样但尺寸形制基本一致。竹制的圈笼用一长竹横向圈起，接缝处做成直线曲尺契榫，不易开脱。两端另包以刻有图案的窄竹边，底边设四足，皆饰纹样，用竹筱固定。口边钻一排小孔用以缝制内胆布袋，圈笼无底，便于从底托出布袋中的鹌鹑，布袋口用线绳绕扎。旧时好者腰间常系此笼，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舍得丢开，一有空闲便将鹌鹑掏出来轻玩于掌中，使其头部从前方露出，两腿从指间伸出，谓之“把鹌鹑”。据说鹌鹑要常把才肯斗，这些关系到鹌鹑好坏的饲养之物，自然也倍受玩家珍重。有甚者用象牙、宝石美化笼具，装饰的方法也反映出不同的审美心态。
“透雕村舍纹圈笼”（长14厘米、宽9.5厘米、高8厘米）具俚俗之态，舍去了上下的包边，只在圈身刻以两道弦纹，分割笼身正反两面。笼身镂空刻山石树木村舍图，左右透雕开光圆形，饰树木花果；四足刻以简单的同心圆，整个圈身布满网线，形成饱满的装饰带。疏密有致，中心突出，轻便透气。刻工拙而不滞，既美观又轻便实用。
“镶铜蝙蝠纹圈笼”（长14.2厘米、宽8.5厘米、高10厘米），以白铜刻蝙蝠装饰圈身，用以压住契榫处，增加牢度。纹饰大小适度，材料对比凹凸起伏，画龙点睛，上下包边刻回纹，四足刻云纹，悦目富丽。大边高足，具富贵之风。
“大漆花草纹圈笼”(长14.2厘米、宽8.5厘米、高8.4厘米),精美异常，圈身髹漆，金彩手绘山石、野菊、兰花，尤其是花叶用笔颇显功力，上下包边深刻精细的回纹、竹节纹，四足花草纹严谨对称，刀法犀利，线条挺拔。
斗鹌鹑是在一个圈里进行，圈用木板制成，或用柳枝编成。双方把斗鹑放入圈中，于是两只鹌鹑先振翮盘旋，寻找战机，然后突发攻击，争啄扑打，古今都有详细记录斗鹑的情景。
有关鹌鹑的著述，清程石邻的《鹌鹑谱》中只鹌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还有养饲的各种方法，强调好的鹌鹑要好好调教才能成才。金文锦的《鹌鹑论》则把鹌鹑的嘴脸、眉鼻、毛色、腿脚各个细节详述了遍，并多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训练的方法，不知今天的人们还有没有这种心境去审视品味这种旧时乡间习俗。鹌鹑笼也成了民俗文物，对斯物所给予的功能之用、制作之艺、爱美之心、怡情之趣也渐渐消失，不知是悲是喜？
●黄杨件
男女社会分工不同，也都佩戴饰物，抛开饰物的表面分析，男人的佩饰在选择方式、使用功能、装饰要点上区别于女性。若只从服饰角度来看，男子在佩饰方面往往更强调实用功能，如荷包、折扇套等。腰间挂上这些什物些许能产生出风流倜傥的飘逸之气，而从一些并没有实际用途的坠饰上也可以感觉出思想的情趣和生活追求的味道来。
古人所称佩饰，主要是指悬挂在腰带上的装饰物，种类丰富。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曰：“佩，倍也，言其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巾、有之属也。”今天所谓佩饰则广泛得多，多指佩戴在颈、胸、手腕、手指、腰上的饰物。配饰有多种，荷包、玉佩、长命锁、符印等等，材料也有金银、玉石、象牙、织锦、硬木，题材多是吉祥寓意的纹饰。从历史的演化来看，吉祥护身符佩饰有图腾、神灵、法器、服饰、符篆、吉祥等类，当然更多的是相互交叉重叠，不一而论。就像旧时乡间随身佩戴的黄杨杂木小件，实用价值已退化、淡化，装饰价值趋弱，更多的是吉祥纳福、趋吉避凶的心理追求。
中国民间喜用黄杨木雕刻配件有其特殊原因，黄杨是一种生长缓慢的常绿小灌木，材质坚韧细致，木纹不显，色黄而雅，年久愈深。《本草纲目》说，“黄杨性难长，岁仅长一寸，遇闰则反退。”民间有“黄杨厄闰”之说，认为自然造化，性应天象是“天人合一”观的体现，故多用黄杨雕刻饰物长期佩挂。据说，黄杨木雕起源于龙骨灯上装的木雕小佛像，清末发展成了独立的欣赏品，并被用于佩饰雕刻上。以下三组木雕佩件正是旧时民间随身佩带习俗的反映。
黄杨竹梅（高5.5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黄杨松梅（高5.2厘米、宽2.1厘米、厚1.1厘米）、乌木松竹梅（高5厘米、宽1.9厘米、厚1.3厘米），一件立体写实，一件浑然势动，一件规矩庄重。松竹梅俗称“岁寒三友”，用以表现人品的高洁和格调的优雅，古语云：梅为花中尤物，象征高雅芳馨，松竹为常绿植物，凌风傲寒，喻气节高尚。
黄杨牙骨活蕊藕（长3.7厘米、宽3.3厘米）、杂木活蕊带叶双莲藕（长6厘米、宽3.4厘米）、黄杨花篮童子狗（长2.8厘米、宽2厘米），一件材珍机巧，一件形制玲珑，一件圆润可爱。佩饰中常用莲蓬，莲花在佛教上被认为是沐浴灵魂之处，“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人们喻为君子，示以圣洁形象。因莲藕连生，莲蓬多籽，被视作结婚生子的吉祥物，赋予生殖崇拜的含义；狗生命力旺盛，在北方五月初五端午节有将纸扎的狗投入河中，让其驱逐恶鬼之俗，在南方，少数民族有将狗作为祖先而崇拜之风。民间妇女产子后，盼望孩子健康生长，为免遭病祸常起名“狗剩”，意寓好养，身体健壮。
黄杨镶铜鹰（高6厘米、宽2.8厘米）、黄杨双鞋（高3.5厘米、宽2.2厘米、厚2.5厘米）、杂木葫芦（高5.3厘米、宽2.5厘米），一件形象古拙，一件鞋头高翘，一件葫钮轻歪，皆为穿天地孔的坠饰，灵动鲜活。鹰雄健敏捷，人们常把英雄男儿比作雄鹰，因为鹰与英谐音，民间用以镇宅驱邪；小巧的鞋形象在饰物中常见，乃取鞋与偕同音，寓意“偕同到老、永偕同心”，表示美满，相伴终生的和谐生活；民间视葫芦为宗支绵延，多子多福的象征，因为葫芦“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籽粒众多，数而难尽，蔓葱茂盛，缠绕绵长，被取作绵延后代、子孙众多、滋长长久之意。
吉祥物护身符在佩饰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这些饰物的装饰图案皆用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将祈福纳祥、驱恶辟邪的思想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手法直观含蓄地表达出来，除了“趋吉避凶”这一“实用功能”之外，它的造型通常也极具装饰性，雕刻工艺也富相当水准。人们在制作佩戴这些饰物时，怀着满腔美好希望与祝愿，审美观念潜伏其中，这正是一种无形之中民俗文化的传承。（未完待续）（责编：石晓）
架鸟玩虫，常被讥讽为旧时纨绔子弟不求上进的举动。据说养斗鹌鹑者，家中皆殷实，才会有此份闲情。斗鸡、斗羊、斗鹌鹑去除博弈的性质，归入乡间游戏，没了贫富之分，成为民俗文化，热爱生活，陶冶性情，就有了积极向上的一面。
斗鹌鹑现在已不多见，但仍有延续，鲁西南今天喜好者已多是年过半百的人，不过在古代是常见的博弈游戏。
斗鹌鹑也叫“斗鹑”、“冬兴”，民间多在冬季斗赛游戏。徐珂《清稗类钞》所记：唐玄宗喜欢斗鸡斗马，西凉人投其所好，进献鹌鹑，能随金鼓节奏进退争斗，宫中养以为戏，一时成为风尚。后蜀《宫词》中写有“安排竹栅与笆篱，养得新生鹑鸽儿；宣受内家专喂饲，花毛闲着怎皆知”的句子。后蜀宫中专人饲养鹌鹑，而鹌鹑毛色一无可观，其貌不扬，养之只是为了相斗游戏；到宋代，养斗鹌鹑已在民间普及流行，还成为百戏、杂技艺人藉以谋生的一种技艺。《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多有所云。明人也喜欢斗鹌鹑，明末吴三桂就酷爱此戏，还让人把他斗鹌鹑的情景绘成图画。清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风流毕竟输秋壑，斗蟀堂前拥美人。”把吴三桂与贾似道斗蟋蟀一比，颇堪玩味。
有清一代，斗鹌鹑之风南北皆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九月》写京城鹑戏风俗：“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用胜，冬日则盛以锦囊，饲以玉粟，捧以纤手，夜以继日，毫不知倦。”清代斗鹌鹑不仅是娱乐也是一种赌博，连雍正皇帝都意识到赌博危害，曾禁此“斗局”。
斗鹌鹑、饲养调教鹌鹑、鹌鹑的名目皆有游戏规则。盛放鹌鹑的容器也是精美的民艺之物。鹌鹑笼不同于鸟笼，通体是软质布袋，下端有硬质的圈笼。材料各异，木质皮质都有，但多以竹制为多。装饰方法多样但尺寸形制基本一致。竹制的圈笼用一长竹横向圈起，接缝处做成直线曲尺契榫，不易开脱。两端另包以刻有图案的窄竹边，底边设四足，皆饰纹样，用竹筱固定。口边钻一排小孔用以缝制内胆布袋，圈笼无底，便于从底托出布袋中的鹌鹑，布袋口用线绳绕扎。旧时好者腰间常系此笼，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舍得丢开，一有空闲便将鹌鹑掏出来轻玩于掌中，使其头部从前方露出，两腿从指间伸出，谓之“把鹌鹑”。据说鹌鹑要常把才肯斗，这些关系到鹌鹑好坏的饲养之物，自然也倍受玩家珍重。有甚者用象牙、宝石美化笼具，装饰的方法也反映出不同的审美心态。
“透雕村舍纹圈笼”（长14厘米、宽9.5厘米、高8厘米）具俚俗之态，舍去了上下的包边，只在圈身刻以两道弦纹，分割笼身正反两面。笼身镂空刻山石树木村舍图，左右透雕开光圆形，饰树木花果；四足刻以简单的同心圆，整个圈身布满网线，形成饱满的装饰带。疏密有致，中心突出，轻便透气。刻工拙而不滞，既美观又轻便实用。
“镶铜蝙蝠纹圈笼”（长14.2厘米、宽8.5厘米、高10厘米），以白铜刻蝙蝠装饰圈身，用以压住契榫处，增加牢度。纹饰大小适度，材料对比凹凸起伏，画龙点睛，上下包边刻回纹，四足刻云纹，悦目富丽。大边高足，具富贵之风。
“大漆花草纹圈笼”(长14.2厘米、宽8.5厘米、高8.4厘米),精美异常，圈身髹漆，金彩手绘山石、野菊、兰花，尤其是花叶用笔颇显功力，上下包边深刻精细的回纹、竹节纹，四足花草纹严谨对称，刀法犀利，线条挺拔。
斗鹌鹑是在一个圈里进行，圈用木板制成，或用柳枝编成。双方把斗鹑放入圈中，于是两只鹌鹑先振翮盘旋，寻找战机，然后突发攻击，争啄扑打，古今都有详细记录斗鹑的情景。
有关鹌鹑的著述，清程石邻的《鹌鹑谱》中只鹌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还有养饲的各种方法，强调好的鹌鹑要好好调教才能成才。金文锦的《鹌鹑论》则把鹌鹑的嘴脸、眉鼻、毛色、腿脚各个细节详述了遍，并多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训练的方法，不知今天的人们还有没有这种心境去审视品味这种旧时乡间习俗。鹌鹑笼也成了民俗文物，对斯物所给予的功能之用、制作之艺、爱美之心、怡情之趣也渐渐消失，不知是悲是喜？
●黄杨件
男女社会分工不同，也都佩戴饰物，抛开饰物的表面分析，男人的佩饰在选择方式、使用功能、装饰要点上区别于女性。若只从服饰角度来看，男子在佩饰方面往往更强调实用功能，如荷包、折扇套等。腰间挂上这些什物些许能产生出风流倜傥的飘逸之气，而从一些并没有实际用途的坠饰上也可以感觉出思想的情趣和生活追求的味道来。
古人所称佩饰，主要是指悬挂在腰带上的装饰物，种类丰富。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曰：“佩，倍也，言其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巾、有之属也。”今天所谓佩饰则广泛得多，多指佩戴在颈、胸、手腕、手指、腰上的饰物。配饰有多种，荷包、玉佩、长命锁、符印等等，材料也有金银、玉石、象牙、织锦、硬木，题材多是吉祥寓意的纹饰。从历史的演化来看，吉祥护身符佩饰有图腾、神灵、法器、服饰、符篆、吉祥等类，当然更多的是相互交叉重叠，不一而论。就像旧时乡间随身佩戴的黄杨杂木小件，实用价值已退化、淡化，装饰价值趋弱，更多的是吉祥纳福、趋吉避凶的心理追求。
中国民间喜用黄杨木雕刻配件有其特殊原因，黄杨是一种生长缓慢的常绿小灌木，材质坚韧细致，木纹不显，色黄而雅，年久愈深。《本草纲目》说，“黄杨性难长，岁仅长一寸，遇闰则反退。”民间有“黄杨厄闰”之说，认为自然造化，性应天象是“天人合一”观的体现，故多用黄杨雕刻饰物长期佩挂。据说，黄杨木雕起源于龙骨灯上装的木雕小佛像，清末发展成了独立的欣赏品，并被用于佩饰雕刻上。以下三组木雕佩件正是旧时民间随身佩带习俗的反映。
黄杨竹梅（高5.5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黄杨松梅（高5.2厘米、宽2.1厘米、厚1.1厘米）、乌木松竹梅（高5厘米、宽1.9厘米、厚1.3厘米），一件立体写实，一件浑然势动，一件规矩庄重。松竹梅俗称“岁寒三友”，用以表现人品的高洁和格调的优雅，古语云：梅为花中尤物，象征高雅芳馨，松竹为常绿植物，凌风傲寒，喻气节高尚。
黄杨牙骨活蕊藕（长3.7厘米、宽3.3厘米）、杂木活蕊带叶双莲藕（长6厘米、宽3.4厘米）、黄杨花篮童子狗（长2.8厘米、宽2厘米），一件材珍机巧，一件形制玲珑，一件圆润可爱。佩饰中常用莲蓬，莲花在佛教上被认为是沐浴灵魂之处，“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人们喻为君子，示以圣洁形象。因莲藕连生，莲蓬多籽，被视作结婚生子的吉祥物，赋予生殖崇拜的含义；狗生命力旺盛，在北方五月初五端午节有将纸扎的狗投入河中，让其驱逐恶鬼之俗，在南方，少数民族有将狗作为祖先而崇拜之风。民间妇女产子后，盼望孩子健康生长，为免遭病祸常起名“狗剩”，意寓好养，身体健壮。
黄杨镶铜鹰（高6厘米、宽2.8厘米）、黄杨双鞋（高3.5厘米、宽2.2厘米、厚2.5厘米）、杂木葫芦（高5.3厘米、宽2.5厘米），一件形象古拙，一件鞋头高翘，一件葫钮轻歪，皆为穿天地孔的坠饰，灵动鲜活。鹰雄健敏捷，人们常把英雄男儿比作雄鹰，因为鹰与英谐音，民间用以镇宅驱邪；小巧的鞋形象在饰物中常见，乃取鞋与偕同音，寓意“偕同到老、永偕同心”，表示美满，相伴终生的和谐生活；民间视葫芦为宗支绵延，多子多福的象征，因为葫芦“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籽粒众多，数而难尽，蔓葱茂盛，缠绕绵长，被取作绵延后代、子孙众多、滋长长久之意。
吉祥物护身符在佩饰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这些饰物的装饰图案皆用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将祈福纳祥、驱恶辟邪的思想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手法直观含蓄地表达出来，除了“趋吉避凶”这一“实用功能”之外，它的造型通常也极具装饰性，雕刻工艺也富相当水准。人们在制作佩戴这些饰物时，怀着满腔美好希望与祝愿，审美观念潜伏其中，这正是一种无形之中民俗文化的传承。（未完待续）（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