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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视中国，占领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且有计划地实施着。中共洞悉日本的狼子野心，深切认识到中华民族将面临巨大灾难，因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多年以来就一直在为争取全民抗战不懈地努力。
对外发布各种新闻稿，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和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
从1930年7月开始，中共中央就不断地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向世界各国发出新闻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和企图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例如，1930年11月12日的新闻稿揭露：日本等帝国主义者不仅曾经在中国制造了上海五卅惨案、济南五三惨案等，而且在最近3个星期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残杀华人案3件，击伤中国学生案1件，企图强奸中国女教员案1件，撞沉及撞伤中国船只案数件。1931年3月11日的新闻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霸占抚顺煤矿并利用低劣设备开采，当2月7日夜间发生瓦斯爆炸时，他们不但不施救，反而马上封闭矿坑入口，使3000多名中国矿工在矿坑里面被活活烧死。1931年4月14日的新闻稿揭露：自1926年至1930年5年中，中国海关破获日本等帝国主义者运进中国的烟土、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总计在15000万两以上，而其中1926年的数目是670056两，1930年增至38843157两，激增至60倍。1933年1月3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报道：满洲自被日寇强占以来，无日不在腥风血雨中，屠杀日愈残酷。在满洲里，10月16日多架日机飞往海拉尔轰炸，11月1日和2日对纳河县城除掷重量炸弹20余枚外，还施放毒气弹，居民死伤极重。辽宁通化亦遭到日机轰炸，10月28日日机百余架，30日30架，投弹如雨，城内变为废墟。9月9日，日军在大东州小东州焚屋500余间，杀21人。在平顶山，将村民无论男妇老幼驱于村西南大坑中，三面包围，用机枪扫射，复持刺刀来往寻找，由尸身下找出活者用刺刀刺死，2500余名无一幸免。千金寨居民也被屠杀，死千余人。浑河附近村落全被日机掷弹焚烧净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揭露日军侵略中国步伐加快。1932年6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道：在呼兰肇东安远一面坡桦川等处，义勇军与日军激战，日军藉此增兵至79000多人。9月6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沪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作战事布防，日驻沪陆战队有5000余人，大小各炮100余尊，飞机14架，分置大纱厂等处；日海陆空军奉令开赴东北，助关东军大举进攻热河，在满之日军已有15万人。1933年1月1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军将以武力侵占平津，军队秘密向平津线移动，平津空气紧张，已处在第二个九一八的前夜。同年5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军积极进行军事动员，大批日满军向马兰峪察东管地移动，收编土匪，建筑军用汽车路，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测绘侦察内蒙古新疆形势，准备占领华北并吞中国。
对外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军事武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于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坚决一致地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一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旗，增强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决心与勇气，使有识之士云集于这面旗帜下。
同时，中共率先提出各党派各军事武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当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占领华北和并吞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哀的美敦书时，中共中央于1934年4月1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纲领：㈠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国联和美国的任何的幻想；㈡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㈢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㈣用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作为抗日费用；㈤取消一切对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设累进税以应用度；㈥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㈦反对出卖东北华北和中国的《塘沽协定》，及“中日直接交涉”。6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同时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通过发表文章、文告，回答“中国为什么能抗日”，再一次吹响全民族抗战的集合号
针对着国民党的“中国国力不够”“中国无力抗日”等无耻谰言，《红色中华》自1934年6月24日起连续发表瞿秋白以维嘉笔名撰写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能抗日》，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回应：
一是中国军队有力量抗日。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统治之下有200多万陆军，散在各地的非正规武装超过正式军队的数目；国民党政府几次的巨大借款，都是为着扩充军备。这些都是中国的武装，应该成为“抗日”的力量。全中国还可以动员出500万人参加抗日军队。这些伟大的力量，可以保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是中國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抗日。文章说：日本财富总额约为中国的3倍，但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国市场，依靠榨取中国劳苦大众得到兴旺与繁荣的，我们与日本绝交，日本就失去了原料与市场。据1931年的材料，日本在华资本总数达289000余万日元。如果没收这些日本资本，就是一笔最大的抗日经费，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上一个致命打击。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每年收入达100000万元，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抗日经费。因此，“从经济实力上来考察，我们更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三是中国人能够成为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抗日。文章指出：在白区，无论国民党怎样解散抗日团体，封闭抗日刊物，取缔抗日宣传，镇压抗日运动，逮捕和屠杀抗日领袖，但反日斗争并不因此而低落，反而一天天在壮大。在苏维埃区域里面，从工人农民中不断地产生组织家宣传家，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周围，为了苏维埃的胜利而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斗。
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同时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进行全体同胞总动员，实行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号召：“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
由“逼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防止大规模内战爆发
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压力面前也有抗战的可能，因而决定“逼蒋抗日”。1936年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所办的报纸《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为政治需要而制作的《毛泽东与王稼穑（对红中社记者）最近谈话》。《谈话》中说：“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统一战线上和他携手。”但“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这一观点的表述对当时正在寻找渠道，期望同共产党进行所谓谈判，但又顾虑重重的蒋介石集团必然是一个震动。
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两个通电，即《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通电和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等19人率中国人民红军致蒋介石《停止内战挽救危亡》电。电文指出：当此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而犹继续内战，实系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电文恳劝蒋介石：“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词词恳切，语语感人。何去何从，后果明摆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并非草木，能不“熟察之”吗？！
这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西安事变，关系到中国是走向抗战还是继续内战的问题，关系到张、杨发动这一事变期望达到全民抗战的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力主和平解决，因此通力协调，使蒋介石终于接受了联共抗日等6项要求，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撤兵手谕。但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还发表了歪曲事实的《对张杨的训词》，刻意回避所达成的协议和他所承诺的条件，还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蒋介石还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进。为此，西安方面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同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呼声响遍军营。
面对新的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所谓“训词”进行驳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指出：亲日派企图爆发空前内战之阴谋毒计“已洞若观火”，“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声明》将南京当局中的亲日派欲制造新的大规模内战的企图揭露于全国人民面前，也使蒋介石置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内战不理和推脱责任失去借口和可能。
着眼抗战大局，向国民党政府作出很大让步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此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抗日是大局，一切都必须服从抗日。因此，为了争取国民党走向团结抗日，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东渡黄河遭到国民党军拦阻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始，即不断地向国民党政府作出让步，表示本党对合作抗日之迫切心情与真诚态度。
1936年10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要点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表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得抗日友军的同意时，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胸怀和共同抗日的真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增大。为了将这一可能变为现实，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作了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再次主动地作出了重大妥协和让步。2月19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说：“我党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开始了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国民党的这种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数年来不间断的努力有着直接关系。此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调整两党关系，以达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和妥协让步的艰苦努力，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终于在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递交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全国范围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日作战进入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对外发布各种新闻稿，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和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
从1930年7月开始，中共中央就不断地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向世界各国发出新闻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和企图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例如，1930年11月12日的新闻稿揭露：日本等帝国主义者不仅曾经在中国制造了上海五卅惨案、济南五三惨案等，而且在最近3个星期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残杀华人案3件，击伤中国学生案1件，企图强奸中国女教员案1件，撞沉及撞伤中国船只案数件。1931年3月11日的新闻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霸占抚顺煤矿并利用低劣设备开采，当2月7日夜间发生瓦斯爆炸时，他们不但不施救，反而马上封闭矿坑入口，使3000多名中国矿工在矿坑里面被活活烧死。1931年4月14日的新闻稿揭露：自1926年至1930年5年中，中国海关破获日本等帝国主义者运进中国的烟土、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总计在15000万两以上，而其中1926年的数目是670056两，1930年增至38843157两，激增至60倍。1933年1月3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报道：满洲自被日寇强占以来，无日不在腥风血雨中，屠杀日愈残酷。在满洲里，10月16日多架日机飞往海拉尔轰炸，11月1日和2日对纳河县城除掷重量炸弹20余枚外，还施放毒气弹，居民死伤极重。辽宁通化亦遭到日机轰炸，10月28日日机百余架，30日30架，投弹如雨，城内变为废墟。9月9日，日军在大东州小东州焚屋500余间，杀21人。在平顶山，将村民无论男妇老幼驱于村西南大坑中，三面包围，用机枪扫射，复持刺刀来往寻找，由尸身下找出活者用刺刀刺死，2500余名无一幸免。千金寨居民也被屠杀，死千余人。浑河附近村落全被日机掷弹焚烧净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揭露日军侵略中国步伐加快。1932年6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道：在呼兰肇东安远一面坡桦川等处，义勇军与日军激战，日军藉此增兵至79000多人。9月6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沪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作战事布防，日驻沪陆战队有5000余人，大小各炮100余尊，飞机14架，分置大纱厂等处；日海陆空军奉令开赴东北，助关东军大举进攻热河，在满之日军已有15万人。1933年1月1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军将以武力侵占平津，军队秘密向平津线移动，平津空气紧张，已处在第二个九一八的前夜。同年5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日军积极进行军事动员，大批日满军向马兰峪察东管地移动，收编土匪，建筑军用汽车路，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测绘侦察内蒙古新疆形势，准备占领华北并吞中国。
对外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军事武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于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坚决一致地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一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旗，增强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决心与勇气，使有识之士云集于这面旗帜下。
同时，中共率先提出各党派各军事武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当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占领华北和并吞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哀的美敦书时，中共中央于1934年4月1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纲领：㈠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国联和美国的任何的幻想；㈡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㈢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㈣用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作为抗日费用；㈤取消一切对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设累进税以应用度；㈥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㈦反对出卖东北华北和中国的《塘沽协定》，及“中日直接交涉”。6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同时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通过发表文章、文告，回答“中国为什么能抗日”，再一次吹响全民族抗战的集合号
针对着国民党的“中国国力不够”“中国无力抗日”等无耻谰言，《红色中华》自1934年6月24日起连续发表瞿秋白以维嘉笔名撰写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能抗日》，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回应：
一是中国军队有力量抗日。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统治之下有200多万陆军，散在各地的非正规武装超过正式军队的数目；国民党政府几次的巨大借款，都是为着扩充军备。这些都是中国的武装，应该成为“抗日”的力量。全中国还可以动员出500万人参加抗日军队。这些伟大的力量，可以保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是中國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抗日。文章说：日本财富总额约为中国的3倍，但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国市场，依靠榨取中国劳苦大众得到兴旺与繁荣的，我们与日本绝交，日本就失去了原料与市场。据1931年的材料，日本在华资本总数达289000余万日元。如果没收这些日本资本，就是一笔最大的抗日经费，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上一个致命打击。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每年收入达100000万元，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抗日经费。因此，“从经济实力上来考察，我们更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三是中国人能够成为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抗日。文章指出：在白区，无论国民党怎样解散抗日团体，封闭抗日刊物，取缔抗日宣传，镇压抗日运动，逮捕和屠杀抗日领袖，但反日斗争并不因此而低落，反而一天天在壮大。在苏维埃区域里面，从工人农民中不断地产生组织家宣传家，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周围，为了苏维埃的胜利而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斗。
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同时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进行全体同胞总动员，实行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号召：“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
由“逼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防止大规模内战爆发
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压力面前也有抗战的可能，因而决定“逼蒋抗日”。1936年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所办的报纸《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为政治需要而制作的《毛泽东与王稼穑（对红中社记者）最近谈话》。《谈话》中说：“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统一战线上和他携手。”但“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这一观点的表述对当时正在寻找渠道，期望同共产党进行所谓谈判，但又顾虑重重的蒋介石集团必然是一个震动。
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两个通电，即《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通电和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等19人率中国人民红军致蒋介石《停止内战挽救危亡》电。电文指出：当此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而犹继续内战，实系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电文恳劝蒋介石：“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词词恳切，语语感人。何去何从，后果明摆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并非草木，能不“熟察之”吗？！
这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西安事变，关系到中国是走向抗战还是继续内战的问题，关系到张、杨发动这一事变期望达到全民抗战的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力主和平解决，因此通力协调，使蒋介石终于接受了联共抗日等6项要求，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撤兵手谕。但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还发表了歪曲事实的《对张杨的训词》，刻意回避所达成的协议和他所承诺的条件，还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蒋介石还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进。为此，西安方面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同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呼声响遍军营。
面对新的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所谓“训词”进行驳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指出：亲日派企图爆发空前内战之阴谋毒计“已洞若观火”，“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声明》将南京当局中的亲日派欲制造新的大规模内战的企图揭露于全国人民面前，也使蒋介石置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内战不理和推脱责任失去借口和可能。
着眼抗战大局，向国民党政府作出很大让步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此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抗日是大局，一切都必须服从抗日。因此，为了争取国民党走向团结抗日，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东渡黄河遭到国民党军拦阻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始，即不断地向国民党政府作出让步，表示本党对合作抗日之迫切心情与真诚态度。
1936年10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要点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表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得抗日友军的同意时，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胸怀和共同抗日的真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增大。为了将这一可能变为现实，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作了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再次主动地作出了重大妥协和让步。2月19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说：“我党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开始了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国民党的这种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数年来不间断的努力有着直接关系。此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调整两党关系，以达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和妥协让步的艰苦努力，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终于在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递交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全国范围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日作战进入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