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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食品危机，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研发转基因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
福州以南30公里的稻田里，王锋博士仔细地查看着他面前一块绿黄相间的棋盘式试验田。王锋是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水稻研究员，他的同事已经研发出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并且在这种类似的小块稻田里进行了10年的试验。
目前，王锋所在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正在等待农业部的行政审批，一旦审批通过，他们就可以投入商业化种植，并且将可能成为转基因作物的最大规模商业化。众所周知，水稻是中国13亿人口的主食之一，也是一半以上世界人口的首选粮食来源。
根据预测，到2020年为止，中国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4.5亿，因此中国必须将谷物产量提高至少25%。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农田数量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趋势下，在土地退化、水资源长期匮乏和人口增长的挑战下，农作物增产俨然成了令人畏缩的任务。而转基因食品，似乎成了粮食危机的解决之道。
政府推动
据《科学》杂志2008年9月份报道，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据转基因问题专家、曾参与《生物安全议定书》起草与谈判的主要科学家薛达元认为：“这项新的政策将刺激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
据报道，尽管确切细节还没有制定出来，但是国务院2008年7月份已经同意了这一研究专项。此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资深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具有重大价值的”植物基因的鉴别和专利申报方面，使中国赶上西方的发展速度。一旦知识产权就位，转基因技术将使中国农业生产从“高投入、粗放式生产转变为高技术、集约式生产”。
自从上世纪中国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来，政府的态度和行动一直比较谨慎，仅仅追加审批了白杨和木瓜两种市场规模较小的转基因产品。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转基因抗虫棉这一种作物被广泛种植，而在水稻、玉米和大豆等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中国一直裹足不前。
到2006年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0种转基因作物的211次田间试验，其中6种作物已经获批商业化种植。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主要集中于抗虫害或者保鲜时间更长，而不是直接提高产量。
支持者们认为，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谨慎包容已经结出了丰厚果实：转基因棉花。自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目前64种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7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0%，避免使用65万吨的杀虫剂。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披露有关转基因项目投资的具体预算，但是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在未来13年内投资大概35亿美元。这些投资的一半将来自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政府以及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支持大科学项目的一种新方式。新专项与其他研究项目的区别是，每一个资助的项目预计都会产生经济收益。
就像美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转基因发展初步规划一样，中国政府的举动自然难免遭到批评和质疑。部分人士担忧，政府的举动没有慎重考虑实用性和安全性。科学家们也提出，这种关注点都集中于利用基因工程防治虫害的单一思维方式，将使中国错失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的更广阔前景。
政府官员们提醒，粮食需求量日益增多，粮食短缺问题迫在眉睫，这意味着，进一步的等待将是负担不起的奢侈。换言之，中国满足粮食需求的唯一办法就是转基因。
据悉，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转基因作物的宣传和引导。虽然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欧盟那样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的极端反对者，但是在普通民众心中确实存在着忧虑。云南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遗传资源研究所的曾亚文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转基因的安全性是最大的担忧，一些人对转基因作物的恐惧就像怕鬼一样。
转基因水稻之辩
中国科学家开发了多种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显示它们能提高产量和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但是由于对生物安全方面的担心，政府拖延了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中科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新专项的启动将打破这种僵局。“我希望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能够在几年内到来。”他说。
王锋对他们研发的双价CpTI/Bt转基因水稻充满信心。2008年春天，他们在试验田里混种了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在没有使用化学杀虫剂的情况下，CpTI/Bt水稻长势良好，而传统水稻则出现了枯萎，这就导致试验田出现了绿黄相间的颜色搭配。
王锋表示，这主要是螟蛾科害虫造成的。这种害虫影响到330万公顷水稻田，从而使水稻产量减少5%，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表示，自然选择不可能产生这种害虫的有效抵制。
经过十几个不同地区10年的田间试验，目前中国的研究者们认为，农民会乐意种植这种不用杀虫剂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然而，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者大卫·安道对中国学者的判断持保留意见。过去数年内，螟蛾科害虫已经被另外一种害虫褐飞虱所替代。据了解，褐飞虱每年春季摧毁大量稻田，已经成为亚洲稻农的头号敌人，而CpTI/Bt基因对这种害虫没有任何作用。
不仅如此，许多人认为转基因技术在复杂的生态环境面前显得愚蠢而笨拙。国际水稻研究所相广龙博士认为种植单一作物的传统和多种类型杀虫剂的过度使用产生了问题，而转基因作物只是针对这种长期问题的短期修补。
“一旦生物多样性面临危险，害虫就会肆虐。”相广龙表示，“除了基因工程，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增加生物多样性而大力发展生态学呢？”
事实上，这种生态工程已经展现出良好效益。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以及他的同事通过对中国数千个农田的研究发现，多种水稻品种的混和种植可以大量减少水稻枯萎现象的出现，从而提高产量。
安全顾虑
讨论也围绕着转基因水稻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展开，转基因作物必须证明其无毒和不会引起过敏。研究者们进行了动物性试验和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品种的表现完全等同。但是，大米是中国10亿人口每日三餐的主食，短期的动物试验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明。清华大学环境与社会专家表示，如果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另一种顾虑是，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断可能通过交叉授粉漂移到非转基因作物上，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例如，欧盟2006年在粮食供应中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品种，从而终止了从美国市场进口大米。贸易后来又重新开始，但是意外的交叉授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人们怀疑已经造成了污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卢宝荣更关注基因从转基因水稻漂移到野生或者杂草稻上。经研究表明，转基因品种向野生或者杂草稻的基因漂移发生的概率分别是3%-18%和0.01%-0.5%。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基因漂移是逐步累积的。”卢表示。虽然转基因水稻在一个种植季节结束后被收割，但是携带转基因的野生和杂草水稻将继续繁殖，从而使转基因在自然选择下得到扩散。
这必然影响到野生水稻的生物多样性。众所周知，野生水稻对育种专家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基因库”，但在中国，有“植物世界中的大熊猫”之称的野生水稻早就徘徊在灭绝的边缘。
除此之外，携带抗虫害以及其他合适基因的杂草水稻，将有能力在稻田里大量滋生，从而影响水稻生长，减少产量。
尽管如此，卢表示转基因水稻大规模种植后，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他指出，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监管。
监管之难
但是薛认为，监管是大部分问题产生的原因，“田间试验是一回事，而事实是另外一回事。”虽然中国自从1996年就针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了生物安全性监管，但事实证明，监管之路并不平坦。
薛介绍道，在一些省份，例如新疆，农民早在国家正式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始大范围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在许多地方，转基因棉花品种根本没有正式的商标，一些品种甚至只是研究机构的试验品。
据介绍，交叉授粉和不规范标识可能对中国水稻及水稻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惨痛后果。合理监管对于延迟具有抵制性的害虫的出现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每年的产量接近2000亿公斤，因此一些观察家担心，转基因水稻的引入可能危害到粮食供应和生态环境。薛提出：“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大范围种植没有得到合理的监管，后果将不可想象。”
不仅如此，令人担忧的是，农民、生物伦理学者和环境保护组织等并没有以先锋部队的身份参与到农业部的生物安全性评估进程之中。中国将转基因作物盛赞为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棒，反对观点几乎销声匿迹。
除了生物安全性的担忧，中国的确需要寻求人口温饱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政府制定了防止耕地进一步减少的方案，但是增加谷物产量仍然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
尽管如此，将目光都集中在基因改造上的单一思维模式误导了许多人。“基因改造技术研究只是性状，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 (IAASTD)的专家汉斯·凯尔森表示。根据IAASTD在2008年4月份发布的报告，世界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土地生产力、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
而土壤专家们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内人们过度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和化学肥料，土壤的肥沃程度不断降低，或者是，土壤的生命力正在流失。
凯尔森也赞同这一看法：“如果全世界没有对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达成共识并付诸努力，那么基因改造没有任何意义。”
薛表示他早已认识到转基因技术的潜力，但他担忧的是，人们对改进传统育种和耕作技术的关注本来就越来越少，政府的新决策很可能将使传统技术淡出人们的视线。
尽管如此，转基因战略对中国而言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该战略可以使中国在世界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候保持竞争力。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采用生物技术的水稻每年可以为中国带来40亿美元的收益。
“更为关键的是谁掌握转基因技术且拥有知识产权。”安道表示。转基因作物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
(瀚 卿)
福州以南30公里的稻田里，王锋博士仔细地查看着他面前一块绿黄相间的棋盘式试验田。王锋是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水稻研究员，他的同事已经研发出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并且在这种类似的小块稻田里进行了10年的试验。
目前，王锋所在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正在等待农业部的行政审批，一旦审批通过，他们就可以投入商业化种植，并且将可能成为转基因作物的最大规模商业化。众所周知，水稻是中国13亿人口的主食之一，也是一半以上世界人口的首选粮食来源。
根据预测，到2020年为止，中国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4.5亿，因此中国必须将谷物产量提高至少25%。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农田数量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趋势下，在土地退化、水资源长期匮乏和人口增长的挑战下，农作物增产俨然成了令人畏缩的任务。而转基因食品，似乎成了粮食危机的解决之道。
政府推动
据《科学》杂志2008年9月份报道，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据转基因问题专家、曾参与《生物安全议定书》起草与谈判的主要科学家薛达元认为：“这项新的政策将刺激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
据报道，尽管确切细节还没有制定出来，但是国务院2008年7月份已经同意了这一研究专项。此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资深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具有重大价值的”植物基因的鉴别和专利申报方面，使中国赶上西方的发展速度。一旦知识产权就位，转基因技术将使中国农业生产从“高投入、粗放式生产转变为高技术、集约式生产”。
自从上世纪中国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来，政府的态度和行动一直比较谨慎，仅仅追加审批了白杨和木瓜两种市场规模较小的转基因产品。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转基因抗虫棉这一种作物被广泛种植，而在水稻、玉米和大豆等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中国一直裹足不前。
到2006年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0种转基因作物的211次田间试验，其中6种作物已经获批商业化种植。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主要集中于抗虫害或者保鲜时间更长，而不是直接提高产量。
支持者们认为，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谨慎包容已经结出了丰厚果实：转基因棉花。自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目前64种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7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0%，避免使用65万吨的杀虫剂。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披露有关转基因项目投资的具体预算，但是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在未来13年内投资大概35亿美元。这些投资的一半将来自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政府以及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支持大科学项目的一种新方式。新专项与其他研究项目的区别是，每一个资助的项目预计都会产生经济收益。
就像美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转基因发展初步规划一样，中国政府的举动自然难免遭到批评和质疑。部分人士担忧，政府的举动没有慎重考虑实用性和安全性。科学家们也提出，这种关注点都集中于利用基因工程防治虫害的单一思维方式，将使中国错失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的更广阔前景。
政府官员们提醒，粮食需求量日益增多，粮食短缺问题迫在眉睫，这意味着，进一步的等待将是负担不起的奢侈。换言之，中国满足粮食需求的唯一办法就是转基因。
据悉，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转基因作物的宣传和引导。虽然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欧盟那样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的极端反对者，但是在普通民众心中确实存在着忧虑。云南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遗传资源研究所的曾亚文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转基因的安全性是最大的担忧，一些人对转基因作物的恐惧就像怕鬼一样。
转基因水稻之辩
中国科学家开发了多种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显示它们能提高产量和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但是由于对生物安全方面的担心，政府拖延了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中科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新专项的启动将打破这种僵局。“我希望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能够在几年内到来。”他说。
王锋对他们研发的双价CpTI/Bt转基因水稻充满信心。2008年春天，他们在试验田里混种了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在没有使用化学杀虫剂的情况下，CpTI/Bt水稻长势良好，而传统水稻则出现了枯萎，这就导致试验田出现了绿黄相间的颜色搭配。
王锋表示，这主要是螟蛾科害虫造成的。这种害虫影响到330万公顷水稻田，从而使水稻产量减少5%，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表示，自然选择不可能产生这种害虫的有效抵制。
经过十几个不同地区10年的田间试验，目前中国的研究者们认为，农民会乐意种植这种不用杀虫剂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然而，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者大卫·安道对中国学者的判断持保留意见。过去数年内，螟蛾科害虫已经被另外一种害虫褐飞虱所替代。据了解，褐飞虱每年春季摧毁大量稻田，已经成为亚洲稻农的头号敌人，而CpTI/Bt基因对这种害虫没有任何作用。
不仅如此，许多人认为转基因技术在复杂的生态环境面前显得愚蠢而笨拙。国际水稻研究所相广龙博士认为种植单一作物的传统和多种类型杀虫剂的过度使用产生了问题，而转基因作物只是针对这种长期问题的短期修补。
“一旦生物多样性面临危险，害虫就会肆虐。”相广龙表示，“除了基因工程，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增加生物多样性而大力发展生态学呢？”
事实上，这种生态工程已经展现出良好效益。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以及他的同事通过对中国数千个农田的研究发现，多种水稻品种的混和种植可以大量减少水稻枯萎现象的出现，从而提高产量。
安全顾虑
讨论也围绕着转基因水稻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展开，转基因作物必须证明其无毒和不会引起过敏。研究者们进行了动物性试验和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品种的表现完全等同。但是，大米是中国10亿人口每日三餐的主食，短期的动物试验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明。清华大学环境与社会专家表示，如果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另一种顾虑是，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断可能通过交叉授粉漂移到非转基因作物上，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例如，欧盟2006年在粮食供应中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品种，从而终止了从美国市场进口大米。贸易后来又重新开始，但是意外的交叉授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人们怀疑已经造成了污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卢宝荣更关注基因从转基因水稻漂移到野生或者杂草稻上。经研究表明，转基因品种向野生或者杂草稻的基因漂移发生的概率分别是3%-18%和0.01%-0.5%。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基因漂移是逐步累积的。”卢表示。虽然转基因水稻在一个种植季节结束后被收割，但是携带转基因的野生和杂草水稻将继续繁殖，从而使转基因在自然选择下得到扩散。
这必然影响到野生水稻的生物多样性。众所周知，野生水稻对育种专家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基因库”，但在中国，有“植物世界中的大熊猫”之称的野生水稻早就徘徊在灭绝的边缘。
除此之外，携带抗虫害以及其他合适基因的杂草水稻，将有能力在稻田里大量滋生，从而影响水稻生长，减少产量。
尽管如此，卢表示转基因水稻大规模种植后，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他指出，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监管。
监管之难
但是薛认为，监管是大部分问题产生的原因，“田间试验是一回事，而事实是另外一回事。”虽然中国自从1996年就针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了生物安全性监管，但事实证明，监管之路并不平坦。
薛介绍道，在一些省份，例如新疆，农民早在国家正式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始大范围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在许多地方，转基因棉花品种根本没有正式的商标，一些品种甚至只是研究机构的试验品。
据介绍，交叉授粉和不规范标识可能对中国水稻及水稻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惨痛后果。合理监管对于延迟具有抵制性的害虫的出现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每年的产量接近2000亿公斤，因此一些观察家担心，转基因水稻的引入可能危害到粮食供应和生态环境。薛提出：“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大范围种植没有得到合理的监管，后果将不可想象。”
不仅如此，令人担忧的是，农民、生物伦理学者和环境保护组织等并没有以先锋部队的身份参与到农业部的生物安全性评估进程之中。中国将转基因作物盛赞为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棒，反对观点几乎销声匿迹。
除了生物安全性的担忧，中国的确需要寻求人口温饱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政府制定了防止耕地进一步减少的方案，但是增加谷物产量仍然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
尽管如此，将目光都集中在基因改造上的单一思维模式误导了许多人。“基因改造技术研究只是性状，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 (IAASTD)的专家汉斯·凯尔森表示。根据IAASTD在2008年4月份发布的报告，世界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土地生产力、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
而土壤专家们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内人们过度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和化学肥料，土壤的肥沃程度不断降低，或者是，土壤的生命力正在流失。
凯尔森也赞同这一看法：“如果全世界没有对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达成共识并付诸努力，那么基因改造没有任何意义。”
薛表示他早已认识到转基因技术的潜力，但他担忧的是，人们对改进传统育种和耕作技术的关注本来就越来越少，政府的新决策很可能将使传统技术淡出人们的视线。
尽管如此，转基因战略对中国而言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该战略可以使中国在世界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候保持竞争力。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采用生物技术的水稻每年可以为中国带来40亿美元的收益。
“更为关键的是谁掌握转基因技术且拥有知识产权。”安道表示。转基因作物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
(瀚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