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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不一定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两者不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幸福的基础，幸福感的提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当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家庭负担相配比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水平时，农村经济发展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国家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不但要强调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更应致力于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满意度，只有收入满意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才会不断增强。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幸福度
作者简介：朱成（1977-），男，汉族，河南睢县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３５-0３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人们较高的幸福感是维持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没有占全国总人口56%的农村居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中国的和谐；没有农村人幸福感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村居民对建设新农村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何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成为目前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和体验，但它不是缥缈无根的凭空幻想，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经济发展是提高人类物质条件的保障，因此，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下面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
一、幸福及其测度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各方面满足程度的一种综合体验。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追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较低级的需求会因这种需求已得到满足而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萨缪尔森用数学模型建立了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此公式虽然不能计量但描述了与幸福有关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幸福就越高。
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家庭、事业等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的心理的集中表现。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所体验到幸福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幸福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幸福的强度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幸福具有变化性；另外，幸福感是一种综合评价，是对工作、生活和生命状态的整体满意度评价，具有综合性。因此，幸福是不易测量的，任何想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幸福的大小都是不合适的。它就像西方经济学上的“效用”一样，不具有相加性，只有强度的不同。也就是说，对幸福的测度用幸福感的强烈程度——“幸福度”来表示是较合适的。
二、实证数据的搜集及整理
为了研究经济因素与幸福度的关系，2007年10月，我们在河南省各地市的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农村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指定专人调查。其中涉及有以下调查项目：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满意度、给自己的幸福度打分（百分制）以及影响幸福的因素等。经过数据的科学统计和整理，得到以地区为单位的数据如下表。下面我们用这些数据做实证分析。
三、幸福与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关系
西方学者赛利格曼认为，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性就小得多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经济发展超过临界值（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就几乎不存在了。中国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人民币（河南省为3851.60元），还远未达到临界值，也即中国农村居民的财富还处于短缺状态，按上述观点经济收入对幸福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1的数据 “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从散点图可以看出，数据点分布比较散乱，呈现非线性状态，计算的相关系数r=0.178647，这说明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极弱。
上述数据是河南省某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及收入来源的不同，人均收入也不同。既然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还远未达到临界值，那么按照赛利格曼的观点，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也应强，两者应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实证结论却相反。这里除了有数据的随机性误差影响外，我们还不能盲目否认赛利格曼的观点，而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经济收入考察的是一个绝对量，它的大小在不同时点上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在同一时点上相同收入对不同的人或家庭其效用也不同，由此给不同的人或家庭带来的满足程度也不同，那么由满足度产生的幸福感也不同。5000元的人均收入对于一个家庭可能很富裕，而对另一个家庭可能很不够：子女上学、就业、成家、治病、建房、抚养老人等对不同的家庭负担是不一样的。因此，低年人均收入在低生活负担下可能有高的幸福感，而高年人均收入在高生活负担下可能有低的幸福感，两者之间呈现较弱相关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福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而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提高的保证。那么幸福与经济发展必然有内在联系。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从表2影响幸福的因素可以看出，经济负担占26%，排在第一位，说明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提高的主要因素。在收入一定时，生活成本的高低决定着收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收入与成本配比能显著提高生活的物质水平时，收入的增加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而单考虑收入的提高不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了综合考虑收入与成本的配比结果对幸福的影响，调查中选择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收入满意度，它兼顾收入与成本，低收入与低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高的收入满意度，而高收入与高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低的收入满意度，也即收入满意度是收入与负担（成本）配比的结果，收入满意度越高，收入效用能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提高越大，人们感觉到的经济负担越小，生活越轻松，幸福感就会越强。实证分析如下：利用表1中的“平均幸福度得分”与“收入满意度得分”数据作相关性分析，做散点图，从散点图上可以看出，数据点呈直线分布状态，用相关系数公式计算的相关系数r= 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外关于收入与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有钱即快乐’,到不存在或仅有微弱的相关关系,到第三阶段‘有条件’正相关关系”3个阶段的发展。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金钱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对提高幸福的作用不断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2004年奚恺元对中国10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广州（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则排在前两位。生活在高收入的国家和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生活很累、生活的压力很大，高的收入背后是高的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是收入提高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往往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销了收入的增加，而当两者配比后者高于前者时，人们的物质水平就会下降，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而人们的幸福下降的困境。至于收入与幸福间“有条件”正相关，除了研究者们指出的人们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客观环境外，还应包括收入与生活成本配比能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四、结论
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也即在人类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为主旨，而经济收入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幸福间的辨证关系。首先，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影响因素的权重也不一样，经济收入只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即经济发展不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农村居民幸福的“万能钥匙”；其次，经济的发展是物质水平提高的保证，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经济收入增加与幸福度之间不一定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农村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即幸福离开经济发展是“万万不能”的。
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应该把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家庭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只有两者配比的结果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水平时，经济的发展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然而，农村居民的幸福度并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度是66.17分，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一边享受着国家恩惠甜蜜的同时一边却承受着生活负担增大的苦涩，农民的幸福感能提高吗？因此，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应兼顾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在强调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一硬指标的同时，更不要忘记切实降低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再把幸福感这一软指标的升降作为农村政策制定成败的标准，相信农村居民在享受农村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同时，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那么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幸福感不随经济发展增加的困境也将不再出现。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范丽恒.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与提升[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2005,(05)：18-20.
［2］ 吴云勇.从统计学角度看幸福[J].统计教育，2007，（09）：13-14.
［3］ 张剑锋.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评述[J]. 学术交流,2008,(02)：32-34.
［4］ 曾飞、黄维德.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06,(07)：154-158.
［5］ 张亮.2004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N].时代商报,2006，（01）：18.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幸福度
作者简介：朱成（1977-），男，汉族，河南睢县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３５-0３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人们较高的幸福感是维持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没有占全国总人口56%的农村居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中国的和谐；没有农村人幸福感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村居民对建设新农村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何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成为目前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和体验，但它不是缥缈无根的凭空幻想，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经济发展是提高人类物质条件的保障，因此，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下面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
一、幸福及其测度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各方面满足程度的一种综合体验。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追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较低级的需求会因这种需求已得到满足而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萨缪尔森用数学模型建立了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此公式虽然不能计量但描述了与幸福有关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幸福就越高。
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家庭、事业等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的心理的集中表现。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所体验到幸福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幸福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幸福的强度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幸福具有变化性；另外，幸福感是一种综合评价，是对工作、生活和生命状态的整体满意度评价，具有综合性。因此，幸福是不易测量的，任何想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幸福的大小都是不合适的。它就像西方经济学上的“效用”一样，不具有相加性，只有强度的不同。也就是说，对幸福的测度用幸福感的强烈程度——“幸福度”来表示是较合适的。
二、实证数据的搜集及整理
为了研究经济因素与幸福度的关系，2007年10月，我们在河南省各地市的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农村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指定专人调查。其中涉及有以下调查项目：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满意度、给自己的幸福度打分（百分制）以及影响幸福的因素等。经过数据的科学统计和整理，得到以地区为单位的数据如下表。下面我们用这些数据做实证分析。
三、幸福与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关系
西方学者赛利格曼认为，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性就小得多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经济发展超过临界值（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就几乎不存在了。中国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人民币（河南省为3851.60元），还远未达到临界值，也即中国农村居民的财富还处于短缺状态，按上述观点经济收入对幸福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1的数据 “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从散点图可以看出，数据点分布比较散乱，呈现非线性状态，计算的相关系数r=0.178647，这说明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极弱。
上述数据是河南省某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及收入来源的不同，人均收入也不同。既然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还远未达到临界值，那么按照赛利格曼的观点，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也应强，两者应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实证结论却相反。这里除了有数据的随机性误差影响外，我们还不能盲目否认赛利格曼的观点，而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经济收入考察的是一个绝对量，它的大小在不同时点上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在同一时点上相同收入对不同的人或家庭其效用也不同，由此给不同的人或家庭带来的满足程度也不同，那么由满足度产生的幸福感也不同。5000元的人均收入对于一个家庭可能很富裕，而对另一个家庭可能很不够：子女上学、就业、成家、治病、建房、抚养老人等对不同的家庭负担是不一样的。因此，低年人均收入在低生活负担下可能有高的幸福感，而高年人均收入在高生活负担下可能有低的幸福感，两者之间呈现较弱相关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福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而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提高的保证。那么幸福与经济发展必然有内在联系。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从表2影响幸福的因素可以看出，经济负担占26%，排在第一位，说明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提高的主要因素。在收入一定时，生活成本的高低决定着收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收入与成本配比能显著提高生活的物质水平时，收入的增加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而单考虑收入的提高不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了综合考虑收入与成本的配比结果对幸福的影响，调查中选择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收入满意度，它兼顾收入与成本，低收入与低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高的收入满意度，而高收入与高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低的收入满意度，也即收入满意度是收入与负担（成本）配比的结果，收入满意度越高，收入效用能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提高越大，人们感觉到的经济负担越小，生活越轻松，幸福感就会越强。实证分析如下：利用表1中的“平均幸福度得分”与“收入满意度得分”数据作相关性分析，做散点图，从散点图上可以看出，数据点呈直线分布状态，用相关系数公式计算的相关系数r= 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外关于收入与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有钱即快乐’,到不存在或仅有微弱的相关关系,到第三阶段‘有条件’正相关关系”3个阶段的发展。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金钱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对提高幸福的作用不断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2004年奚恺元对中国10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广州（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则排在前两位。生活在高收入的国家和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生活很累、生活的压力很大，高的收入背后是高的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是收入提高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往往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销了收入的增加，而当两者配比后者高于前者时，人们的物质水平就会下降，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而人们的幸福下降的困境。至于收入与幸福间“有条件”正相关，除了研究者们指出的人们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客观环境外，还应包括收入与生活成本配比能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四、结论
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也即在人类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为主旨，而经济收入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幸福间的辨证关系。首先，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影响因素的权重也不一样，经济收入只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即经济发展不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农村居民幸福的“万能钥匙”；其次，经济的发展是物质水平提高的保证，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经济收入增加与幸福度之间不一定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农村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即幸福离开经济发展是“万万不能”的。
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应该把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家庭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只有两者配比的结果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水平时，经济的发展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然而，农村居民的幸福度并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度是66.17分，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一边享受着国家恩惠甜蜜的同时一边却承受着生活负担增大的苦涩，农民的幸福感能提高吗？因此，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应兼顾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在强调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一硬指标的同时，更不要忘记切实降低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再把幸福感这一软指标的升降作为农村政策制定成败的标准，相信农村居民在享受农村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同时，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那么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幸福感不随经济发展增加的困境也将不再出现。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范丽恒.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与提升[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2005,(05)：18-20.
［2］ 吴云勇.从统计学角度看幸福[J].统计教育，2007，（09）：13-14.
［3］ 张剑锋.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评述[J]. 学术交流,2008,(02)：32-34.
［4］ 曾飞、黄维德.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06,(07)：154-158.
［5］ 张亮.2004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N].时代商报,200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