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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环保意识得以固化并传承,得益于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业污染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法律。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体验环保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在东户山小学的课程安排计划中,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已经近乎‘洁癖’。”国分重隆感叹道。
“塞翁”的水俣病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小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二十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1960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村井安成说。
法律也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10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8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4张餐巾纸,只用了1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体验环保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在东户山小学的课程安排计划中,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已经近乎‘洁癖’。”国分重隆感叹道。
“塞翁”的水俣病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小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二十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1960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村井安成说。
法律也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10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8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4张餐巾纸,只用了1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