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我们大多有过激情澎湃的岁月，也有过在广阔天地的磨砺。后来，当女儿渐渐长大，也开始了她的青春时代。看着她那充满朝气的身影，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遥想起当年的自己。
　　在那个难忘的七里嘎山下，我有过自己的青春之歌。
　　懵懵懂懂当上卫生员
　　“文革”进行两年后，因为工厂不招工，学校不招生，为了安置大批城镇青年，政府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1月7日，年仅17岁的我和杨毅华、王玓、曹伟楠等18名哈尔滨十七中学的同学，怀着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美好憧憬，穿着黄棉袄，背着行李卷，告别家乡哈尔滨，意气风发地来到勃利县北兴农场，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2团11连的一名兵团战士。
　　11连的环境可谓山清水秀——连队房后是七里嘎山，房前有一条泥鳅河，房子左边是长虫山，山下有条长虫河，是一个有山有水有鱼的好地方。
　　地方好，人就多，一下子聚集了来自北京、上海、宁波、哈尔滨等地的200多名知青。
　　当时的老卫生员李医生即将退休，连队决定从我们这些“生瓜蛋子”中选拔培养一个卫生员。
　　绝大部分知青的日常工作都是下地干农活，或者挖煤、采石、养猪，一听说选“卫生员”，都跃跃欲试，报名“竞争”的有二三十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天，我正在屋里缝衣服，好友杨毅华神秘兮兮地跑过来，俯在我耳边说：“卫生员定了，我看大榜都张贴出来了。不过不是你，是个叫李苗的，跟你名字还挺像的。”
　　我的心顿时就凉了，叹了口气说：“唉，不是就不是吧，没那命。”
　　过了两天，指导员忽然找我谈话：“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让你当卫生员。”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愣住了——怎么换人了？虽然心里兴奋得不禁狂跳，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指导员郑重地说：“之所以选你当卫生员，一是从你的档案看，你的学习成绩不错，中小学都当过班长，还当过哈尔滨儿童公园小火车北京站站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二是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觉得你的性格不错，比较适合从事这项工作。那样，明天你就去团部医院接受培训吧。”
　　“可是……大榜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啊？”我还是有些困惑，而且在心里对李苗有种隐隐的歉意。
　　“哦，那是他们写错了，不是‘李苗’，是‘李茵’。”
　　我心里突然像开了一朵花。
　　心中那种神圣的感觉
　　连队离团部医院有40多里的山路，没有车，往返只能靠两只脚。
　　第一次去培训那天，天还没亮，我就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棉帽，只身踏上求学之路。
　　前夜的大风雪刚停，大雪没膝，没走多远就全身是汗了。
　　走着走着，我脚下一滑，半拉身子陷进雪窠里，脚怎么也拔不出来。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半躺在雪地里看着太阳的投影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上，大脑一片空白……
　　这时，一只大黄狗向我奔来。我吓蒙了——天哪，难道我的小命今天要交代在这儿吗？
　　让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大黄狗并没扑过来伤我，而是用两只前爪刨我身上的积雪。它是来救我的！
　　在大黄狗的帮助下，我终于从雪窠中挣扎出来。打那儿以后，我对狗这种生灵一直怀有难言的好感。
　　经过几个月的专业培训，我终于成了一名能胜任工作的卫生员。
　　卫生员的职责不仅是给职工家属看病、打针、送药，有时还是生与死的守望者……
　　1971年7月31日，我们在二号地里干活，滚滚乌云从北面涌上来。俗话说，“云向南，大雨漂起船”。战友们纷纷跑到大型机械底下避雨。
　　大雨中，北京知青徐春路边跑边挥舞着镰刀兴奋地高喊：“哦，下雨啦！下雨啦！”
　　这时，意外发生了——随着天边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响起一声炸雷，徐春路瞬间被击倒在地……
　　战友们纷纷跑过去，可面对躺在地上的徐春路都不知如何是好。
　　我背着药箱赶到现场。因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心也很慌。我发现他还有气息，就让大家给他挡雨，我对他实施人工呼吸。我做累了，就教张健、吴国彦等战友轮流做。然而，直到雨停，团部医生赶来，奇迹也没有出现。
　　一个刚才还边割麦子边唱歌的小战友，瞬间就无声无息了。
　　为了让徐春路的妈妈能看儿子最后一眼，大伙儿把他的遗体抬进山洞。盛夏时节，只有山洞里的温度相对低些。几天后，当徐春路的妈妈从北京赶来时，山洞已充满令人窒息的臭味。
　　面对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许多人面露难色。这时，我扯着嗓子喊道：“谁是党员，跟我进去抬！”
　　人群中几个党员站了出来，我和他们一起走进山洞。
　　虽然我那时并不是党员，直到退休也没有入党，但在那个时刻，我好像一下明白了什么是“冲锋在前”。
　　料理完徐春路的后事，徐妈妈对我说：“谢谢你孩子，谢谢你为他做的一切！”那一刻，我忽然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种神圣感。
　　不久后的一天清晨，老职工张锡铭急匆匆地来找我，说他爱人有临产的征兆，让我快去看看。我背上药箱，一路小跑到了他家。经过检查，产妇的征兆有些异常，我建议她到团部医院待产。
　　“我都生过三个孩子了，没事儿，还是在家方便。”产妇说。
　　“胎儿太大，别出啥意外，还是去团部医院吧。”我仍在坚持。
　　可无论我怎么劝说，产妇和家属就是不想去医院，我只好做接生的准备。下午，孩子生出来了。看到母女平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正当大家为新生命的到来而高兴时，有人喊了一声：“李医生，不好了，出血了！”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是典型的产后大出血症状，大喊道：“快！快叫车！送团部医院！”
　　那时没有专用救护车，慌乱中找到一辆运货的拖拉机。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产妇抬上车，经过的地方哩哩啦啦淌了一地血。 　　看着地下的血，我判断产妇到了团部医院肯定需要先输血，可团部医院的备用血有限，怎么办？
　　我急中生智，连忙把在场的20多个战友留住，号召大家为产妇献血。人命关天的时刻，大家没有半点儿犹豫，纷纷撸起袖子喊“抽我的”。
　　我又赶紧找了一辆拖拉机，送战友们到团部医院。
　　由于抢救及时，产妇终于保住了性命。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瘫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长出了一口气。低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脚上只剩一只鞋了。
　　医生说，再晚一会儿就没救了。
　　从那以后，张锡铭媳妇见了我，脸上总是洋溢着不尽的感激之情，一口一个“李医生”，让我去她家吃饭。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涌起一种救死扶伤的职业自豪感。
　　依依惜别北大荒
　　1973年，连队分到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在当时，对于所有知青来说，上大学的机会是多么宝贵啊！
　　经过五年的兵团生活，我依然对学校、对知识充满着强烈的渴望。我知道，渴望得到这个名额的人很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论面对什么样的考验，我一定要争取上学。
　　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也怕被人抓住小辫子做文章，我白天照常出诊，下班后就溜到小河边复习。深夜，我怕开电灯学习影响别人睡觉，就买来几大盒电池，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渴望上学的念头支撑着我，即便再困也咬牙挺着。
　　在那个年代，想上大学除了考试要过关，还得经过贫下中农的集体表决。
　　“叫李大夫来瞧病，真是随叫随到，从来都是风雨不误。”
　　“可不，我看她是个上大学的好苗子。”
　　大家一致赞成。
　　可没过几天，风云突变——乡亲们集体到团部请愿去了。
　　“不能放李茵走。”
　　“这么好的卫生员，她走了，谁给我们看病啊？”
　　……
　　我很震惊——没想到自己在乡亲们心中有这么重的分量；也很纠结，上大学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团部领导出面承诺，一定为七里嘎找一个比李茵更好的卫生员。大家听了，这才同意推荐我去上大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准备去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报到时，突然有领导对我说：“你家的历史问题没解决，不能去。”
　　我差点儿晕倒。由于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当年我连红卫兵都没有当上。现在告知我“政审不合格”，那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碎了。
　　我心里翻江倒海，成宿不能入睡，到处找领导申诉，说明情况。
　　谢天谢地，峰回路转。领导说，是文书把外调材料中家庭历史问题“已解决”看成“未解决”。一字之差，差点儿毁了我的大学梦。
　　第二天，我背上行囊，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了七里嘎山。在山口，我回身向七里嘎山深深地鞠了一躬。这里的山、水、人，见证了我的火红青春，我感谢这里给过我的一切。
　　30年后，当我们重返北大荒，登上那魂牵梦萦的七里嘎山时，看到山坡上年轻战友那孤独的坟冢，看到山脚下那条让人想家的泥鳅河，看到麦场上一垛垛丰收的果实，泪水不禁顺颊而下……
　　（文中主人公李茵退休前系哈尔滨市经贸委三联集团公司工程师。本文由柳彩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