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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对自己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运行也有重要影响。这是各方面高度关注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根本原因。当前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不同看法,客观地说,相当多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性分析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作为转型大国,市场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在判断宏观经济的走势时,如果忽略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可能造成战略性的误判。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无疑,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大家经常使用GDP增速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指标看,这就是CPI与PPI的缺口。CPI反映了中下游行业的景气情况,而PPI则反映了上游行业的景气情况。两者之间的缺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结构扭曲程度。从宏观经济趋势看,如果结构扭曲进一步加剧,恐怕宏观经济总体表现也很难好转。从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达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这几年比较高的水平。从2012年的情况看,CPI与PPI的缺口一直处于4%-5.5%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表明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一直存在。
改革红利释放使三季度经济企稳可能性在加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今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相关的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这将有助于化解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比如,行政审批改革已经三次下放或者废除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并且还将继续推进;营转增加快推进;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加大;公共服务社会购买改革启动推进。正如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政策时滞,改革措施对增长的促进也存在一个时滞。从历史经验看,改革红利释放的时滞应该不会超过货币政策的时滞(6个月左右)。这些改革政策从3月开始推出,应该陆续在9月份开始发挥效用。这就是我们认为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有可能企稳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去投资拉动的稳增长有明显的不同,这轮增长的稳定将主要来源于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
地方能否有效推进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需要客观看到,当前制约经济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还相当多。尤其是上半年推出的改革能否完全实施到位,还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进展。在各地均面临较大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过于注重“稳增长、稳财政、稳投资”,不能自觉地把改革放在首位,形成改革的“肠梗阻”,这将极大地增大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基层调查时发现,这个风险无法忽略,有的地方“以增长取代改革”的倾向还相当明显。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恐怕是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对此各方并没有太大分歧。但要使中国增长潜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则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突破。由此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以推改革来调结构,以调结构来促增长。只要把“推改革”放在首位,只要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我们的增长就有不竭动力。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无疑,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大家经常使用GDP增速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指标看,这就是CPI与PPI的缺口。CPI反映了中下游行业的景气情况,而PPI则反映了上游行业的景气情况。两者之间的缺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结构扭曲程度。从宏观经济趋势看,如果结构扭曲进一步加剧,恐怕宏观经济总体表现也很难好转。从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达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这几年比较高的水平。从2012年的情况看,CPI与PPI的缺口一直处于4%-5.5%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表明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一直存在。
改革红利释放使三季度经济企稳可能性在加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今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相关的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这将有助于化解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比如,行政审批改革已经三次下放或者废除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并且还将继续推进;营转增加快推进;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加大;公共服务社会购买改革启动推进。正如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政策时滞,改革措施对增长的促进也存在一个时滞。从历史经验看,改革红利释放的时滞应该不会超过货币政策的时滞(6个月左右)。这些改革政策从3月开始推出,应该陆续在9月份开始发挥效用。这就是我们认为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有可能企稳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去投资拉动的稳增长有明显的不同,这轮增长的稳定将主要来源于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
地方能否有效推进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需要客观看到,当前制约经济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还相当多。尤其是上半年推出的改革能否完全实施到位,还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进展。在各地均面临较大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过于注重“稳增长、稳财政、稳投资”,不能自觉地把改革放在首位,形成改革的“肠梗阻”,这将极大地增大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基层调查时发现,这个风险无法忽略,有的地方“以增长取代改革”的倾向还相当明显。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恐怕是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对此各方并没有太大分歧。但要使中国增长潜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则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突破。由此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以推改革来调结构,以调结构来促增长。只要把“推改革”放在首位,只要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我们的增长就有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