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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汉时期是我国图书档案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东汉统治者对图档工作的重视，使收集到的书籍图志在东汉初期已有相当规模，为兰台、东观国家藏书库的繁盛提供了可能。兰台原为西汉内府机构，到东汉成为典藏秘书的中央档案库；东观自明帝始建，不仅承担着藏书、校书的职能，也是当时编目典籍、学术研讨的重要场所。二者在不断发展中逐渐成为东汉皇家最主要的藏书处所。论文通过研究兰台、东观藏书库作为皇家藏书机构，在管理人员、藏书种类等方面的特点，分析其对于东汉及后世在图书管理领域及社会文化活动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兰台 东观 东汉 皇家藏书机构 特点
分类号 G259.293.42
Feature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Roy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Lantai and Dongguan
Xiang Yihong， Wang Yunqing
Abstract Eastern Han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book file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Rule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the books and files， and their books and files collection was considerable scope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which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prosperity of national collection stack Lantai and Dongguan. Lantai was formerly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 become the central archival repositor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Dongguan was built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Ming， which not only bore the function of collection and proofreading books， but also w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academic study of cataloging ancient books. They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 collections of the Royal premises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royal collection agencies Lantai and Donggugan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ment staff and collection species， and analyzes their influence to the book management and socio-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later.
Keywords Lantai. Dongguan. Eastern Han Dynasty. Roy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 Feature.
西汉末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图书档案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中记载：“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散落”。面对这一局面，重视文献典籍工作的光武帝刘秀“未及下车，而先让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1]2545。这一行动不仅影响了东汉后代继承者们对于图书档案工作的支持，也使得四方学士“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之徒，继踵而集”，从事校勘、编目、著录等工作，典籍的数量、规模、种类较前朝都有了很大进步。针对收集来的图书典籍日益宏富和东汉自身产生的档案文献不断积累，藏书之所的规模和数量也随之扩大。从著名的兰台、石渠阁、东观，到石室、宣明、鸿都等，都是东汉时期的宫廷内外存贮图书档案的机构。其中兰台、东观作为东汉皇家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不仅是文献典籍集中收藏中心，也成为东汉时期学术交流和文人荟萃之地。
1 东汉时期皇家藏书中心的演变：兰台和东观
1.1 兰台
秦朝焚书坑儒，不仅没有使其世代传承下去，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汉代统治者以史为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2]，收集了大量图籍档案。为了存贮档案，西汉设立了多处图档典藏之所，“汉凡图书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西汉的兰台隶属于御史台，由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这里的“殿中”相对于“殿外”而言，即指内府。兰台作为西汉皇家内禁藏书室，位于长安未央宫内，典藏秘书，地位显赫，《汉书·王莽传》记载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谶纬之书就藏于兰台。
王莽之乱后，长安城战火连连，兰台遭到破坏。“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1]2545汉光武帝迁都洛阳，沿用兰台之名，设立兰台作为中央图书档案库，用以贮藏西汉残余图书。东汉前期，国家大部分藏书都存于兰台，不仅藏有皇家秘书，也包括许多儒学经典。同时，这里也成为当时文士的主要活动之所，先后有一批文人学者奉召于兰台负责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点校秘书，编史修志。 1.2 东观
东观约建于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光武帝时期，统治者崇儒尚文，对于文书典籍的收集甚为重视，典册文献开始有了显著增加：“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面对数量庞大的图籍档案，已有的石室、兰台等藏书机构已无法承受，统治者们不得不采辟新的藏书之地用以存贮图籍。“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3]904，东观开始成为东汉时期皇家藏书库。
东观建于洛阳南宫之内，其建筑巍峨宏大、环境优雅。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东观赋》，又肖统《文选》卷二十四《东观铭》均见记载：“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房阔内布，疏绮外陈。”这里藏书丰富，“书籍林泉”，不仅保藏前朝秘书图籍，也是东汉所做新著的主要收藏地。和帝更是多次临幸东观，阅览书籍，甄选人才。“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东观成为东汉最重要的藏书之所。随着修编史志的工作从兰台迁移到了东观，文人士族也逐渐汇聚到此地，“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反映了东观文化交流之繁盛。
2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职能
2.1 收贮图籍
收集和贮藏文献档案是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其中兰台主要负责收录西汉时期的旧藏。光武年间，大量珍贵的图籍文献遭受了破坏，光武帝刘秀将长安未央宫内残存的书籍档案，以车载入洛阳保管于新建立的兰台藏书库，共计两千余辆。同时由于战乱，相当一部分典籍佚散民间，“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在这种情况之下，东汉早期的统治者们积极开展书籍的收集工作，四方学士们受到感召，“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大批散失民间的图书典册被寻回，保存于洛阳兰台藏书库中。
与兰台相比，东观皇家藏书库主要负责贮藏东汉时期新产生的图书档案。如，东汉时期名将张奂，师从太尉朱宠，研习《欧阳尚书》，以为《牟氏章句》浮辞甚多，于是自行删减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1]700，将新编书籍存于东观。东观不仅保存图书典籍，也是贮存档案秘书的重要场所。到了明、章帝时期，东观藏书的规模达到顶峰，东观藏书之丰，为文人学士们所惊叹仰慕。然而到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包括兰台、东观在内的藏书库均遭受了焚毁和破坏，所存贮的珍贵文献图籍莫不残佚，是东汉图书档案事业史上一笔重大损失。
2.2 编校藏书
整理编目藏书在东汉时期十分盛行。“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4]382东汉初年，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别录》、《七略》有幸保留下来，存于兰台。其中不仅包括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众多藏书，也存留下较为完整的藏书簿录体系。以著名史学家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汇聚于兰台，以七略作为兰台所藏书籍的书部，据此进行新书编目工作。经过不懈努力，新目录的书籍三倍于前，致使原有的兰台、石室藏书机构无法满足藏书需要，东观、仁寿阁等新的藏书机构就此建立。东汉中后期，东观已发展为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心，众多名儒硕学奉命在东观撰述国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班固于东观作《东观汉记》，成为研究东汉历史和文学的珍贵遗产。
东汉的藏书机构也多次参与校书工作。东汉年间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文化专制的需要，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如，汉章帝建初四年，杨终主张典校“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并于当年十一月，奉召在白虎观“论考同异”[1]346。章帝章和元年，朝廷又征召曹褒等人于南宫东观校订典籍。后汉书中《文苑列传》《吴延史卢赵列传》《马融列传》等也多次出现于东观等地从事校书工作的记载。
2.3 教书育人
东观等地作为皇家藏书机构，还成为东汉教书育人的场所。邓太后曾诏“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1]424。同时，朝廷还于东观悬挂名流学者的画像，作为道德典范，以达到促进文士治学的目的。如东汉著名文学家高彪，文采斐然、德行出众，汉灵帝就命画师为其画像，并悬在东观，以劝学者。
辟雍自西周始即为“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东汉时期，成为皇帝所建大学的藏书之处，其中主要收集经学图谶等典籍，为统治者教育贵族子弟提供服务。
3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特点
3.1 设立专职图籍管理人员
为了更好的保藏图书典籍，东汉统治者除了建立多个藏书机构之外，还为机构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后汉书和帝纪中曾记载，汉明帝时期，班固担任校书郎一职，后升迁兰台令史。这是有关皇家藏书机构管理官员的最早记载。校书郎的出现，及兰台令史一职的不断设置，反映了东汉时期藏书管理机构的日臻完善，到了东汉末期，更出现了秘书监，作为专门的图书管理机构。
3.1.1 东观校书郎
校书郎，又称校书郎中，主要负责图籍校刊等工作。“校书郎”这一称呼于光武帝时期就已出现，至和帝之后开始大量任用，主要负责编目整理位于东观藏书库的藏书。《通志》曾言校书郎并非朝廷的正式官职，“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任，则谓之校书郎中”[4]383。同时，校书郎的设立较为随机，大多都由其他官员兼任，如张衡、马融、蔡邕等都曾担任过校书郎，等他们典籍校订结束后，校书郎的工作也便结束了。
3.1.2 兰台令史
相对于校书郎一职，兰台令史的设置更为规范。兰台令史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有迹可循，它的前身是“史书令史”，《史记》《汉记》中均有记载，作为众多文职官职中的小官，主要负责核对奏疏和撰写文书。到了东汉，兰台令史成为皇家图书档案机构的专职官员，重要性大为彰显。特别在汉明帝、章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于图籍工作的支持，兰台令史一职受到重视，成为许多文人走向仕途的跳板。任职兰台令史官员的文化水平也大有提升，由普通官吏变为博通文献典籍、文学才华出众的“名香文美”的“通人”。虽然兰台令史只“秩百石”，但却被委以重任：除了基本的“掌奏及印书文工”“掌书劾奏”职能外，还承担着“典校秘书”的工作，对文献典籍的校勘整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3.1.3 秘书监
到东汉后期桓帝之时，设立秘书监，掌管图书秘籍的官员制度更加规范化。据《文献通考》记载：“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世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4]233又据《汉官仪》记载：“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1]300说明了秘书监这一制度设立的正式性和规范化。“秘书”一词的得名与东汉兴起的谶纬之学有关，东汉图籍集中收藏于皇室，统治者推崇谶纬之学，重视校点秘书。秘书监作为我国封建政府机构建立的首个主管图书典籍工作的机构，为自东汉至明朝的各代官府所沿用，将司掌图书管理事务的官员称为秘书监、秘书丞、秘书令等。
3.2 藏书种类丰富
典藏书籍是皇家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东汉以来，各个藏书机构的藏书种类、数量日益丰富。东汉明帝年间，曾遣“使天竺， 求之佛经四十二章……其经绒于兰台、石室”[3]1973。可见兰台、石室这两处藏书机构还兼有存贮佛经的特点。此外，自章帝、和帝后，东观典藏史书日益丰富，成为皇室集中贮藏图籍书目、编纂史书的主要场所。是以当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老氏即指老子，东周时期老子曾任守藏室史一职。称东观为老子藏室，又称其为“道家蓬莱山”，可见东观藏书之多。
兰台、东观等不仅作为皇室藏书机构，也履行着中央档案馆的职能，除藏有大量图书之外，还包括大量档案资料，具体见表1。
表1 兰台、东观所藏档案资料类型
4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对后世的意义
4.1 对皇家藏书机构的利用：丰富文学作品和史籍著作
东汉之前，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利益，对皇家所藏图书档案控制甚严，能够阅览皇家藏书的仅有皇帝本人、校书人员和皇帝特许之人。皇家藏书机构也只管贮藏和校对书籍，对图籍的利用程度不高。东汉时期，统治者对藏书的开发和利用格外重视，兰台、东观等地逐渐成为封建政府的参考机构和编史著述机构，对于图书典籍的利用大大增加。
明帝时期班固任兰台令史，在兰台奉旨编修史书。自此之后，一批著名文士，如贾逵、班超、孔僖、傅毅、李尤等先后任兰台令史，他们在兰台管理藏书、典校秘书、撰述史书。班固撰写《汉书》，主要资料来源于兰台藏书，尤以《史记》为重。郑樵言《汉书》“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这一评价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反映了班固对兰台史料的收集。《汉书》除了在《史记》的基础上，也补充了许多内容：如增加张鸯、李陵等传，补录了贾谊的《治安策》、公孙宏的《贤良策》、刘歆的《七略》等[5]，这些重要资料也须从皇家所藏的图籍档案中查找。另外，在兰台的这段期间，利用兰台丰富的图籍秘书，班固除了撰写《汉书》，还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学者共撰《东观汉记》的《世祖本记》和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兰台对后世，特别是图书档案界具有很大影响。兰台令史一职为后世所沿用，称史官为“兰台”，又将史官机构亦称为为“兰台”，成为了编修史志的专职机构。同时，兰台职能也在发展中不断扩大，唐高宗时期将原先主管收藏秘书的秘书省改为兰台，又由于最初兰台收藏秘书主要用以监察弹劾百官，故后世也称御史台为兰台。
随着藏书中心由兰台移至东观，东观藏书渐盛于兰台，编修史料的工作遂移入东观。东观收藏的典籍档案十分丰富，为修撰史书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许多名人学士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创作了许多著作，“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6]。这些著作中一部分是受皇命而作的御用文学，如歌、赋一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如李尤的《东观赋》和《东观铭》等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学者根据机构所藏记录而著述的史书或传记，“中兴之史，出自东观。”其中尤以《东观汉记》。东汉安帝时期，刘珍、李尤、刘毅等文人“著作东观，撰集《汉记》”，桓帝时期边韶、崔实、朱穆、曹寿、伏无忌等人也“著作东观”，灵帝时卢植、刘洪等又“补续《汉记》”。总之，前后历时百余年，各朝名士硕学，广泛采用东观收集的本朝档案文献，陆续撰成包括有纪、志、表、载记、列传等体例，记述东汉一代的《汉记》共143篇，但后来因受董卓之乱的干扰，全书未能最后完成。因为《汉记》成书于东观，故称之为《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的修撰，可以看作我国古代设馆官修当代史的开端，由于《东观汉记》是直接以当代档案文献编撰而成，因而它遂成为后世各家后汉书修撰的重要依据。
4.2 学术研究圣地：文士群体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东汉统治者对图籍档案以及藏书机构的重视，作为王朝存贮典籍最为集中的场所，兰台、东观等藏书机构逐渐成为文化交流和文士荟萃之地。其中东观作为东汉藏书最为丰富、最具学术研究性的专业藏书机构，通过开展勘校、著述等业务活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心，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时期，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洛阳东观。他们不是普通的图籍工作者，而是皆为通晓图书典籍、文采出众、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文人们大多出身高贵，才美望隆，《别通篇》称之为“名香文美”。如班固、傅毅等学士正是凭借他们的过人才华而扬名后世。
一方面，文人群体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学、史学著作。文学方面，明、章帝时期，政局稳定，文人学士以歌颂汉德、宣明国化为创作倾向，他们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一种繁复华丽的文学风貌。如班固《答宾戏》里所作：“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察仰太和。”[7]可以说，东汉时期汇聚于东观的文人群体承担了“振大汉之天声”的历史任务。文人雅士倾向于以丰富充沛的笔调讴歌东汉盛景，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史学方面，在文人的努力之下，东汉的官府藏书在图书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如东汉班固在编著好《汉书》过程中，汲取了西汉刘歆写《七略》的体制，创作《艺文志》，开创了史书艺文志的先河。同时，东汉文人在编订图书目录时，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目录互助法。这种方法，对于后世历代公、私史书编订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代学者章学诚于《校雠通义》中对东汉创立的目录互著方法评论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共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8]
另一方面，东汉文人群体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其思想倾向以知识体系为基础。经学对东汉文人群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文人群体性格的根本精神。虽然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文献版本和阐释方法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都以弘扬儒家的礼乐文化精神为思想追求，这样，文人群体就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与技艺的阶层，而具有了思想的支撑和精神的力量。东汉文人群体深受儒家精神人格的感染和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他们以传承经学、修史传世为使命。同时虽然文人的知识结构是以经学为核心的，但他们的知识范围却不仅仅局限于经学，而是涉及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他们对知识的热情，也促使东汉社会各界对知识的尊重和关心。
5 结语
总的来说，东汉统治者将皇家藏书机构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促使图籍档案在机构内的有效典藏，同时设有专职管理人员，促进了图书的存贮、整理和一定范围内的开发利用。皇帝派遣文人学者，置身藏书处，根据所藏图籍史料，撰述国史，这也变成了东汉皇家藏书机构最基本的业务，典藏经书、校雠典籍则居于次要地位。东汉皇家藏书机构逐渐演变成既是藏书之所，又为著述之处，开展的活动多为奉诏撰述文章，修纂国史，对图籍的利用率大为增加。以东观为首的藏书机构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发展为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化交流场所，大量文人学者汇聚于此。文人群体对于皇家藏书机构的开发和利用，对于传播正统文化、培育人才和控制国家政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文人学者利用机构所藏书籍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文学史籍著作，也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兰台 东观 东汉 皇家藏书机构 特点
分类号 G259.293.42
Feature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Roy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Lantai and Dongguan
Xiang Yihong， Wang Yunqing
Abstract Eastern Han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book file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Rule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the books and files， and their books and files collection was considerable scope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which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prosperity of national collection stack Lantai and Dongguan. Lantai was formerly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 become the central archival repositor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Dongguan was built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Ming， which not only bore the function of collection and proofreading books， but also w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academic study of cataloging ancient books. They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 collections of the Royal premises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royal collection agencies Lantai and Donggugan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ment staff and collection species， and analyzes their influence to the book management and socio-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later.
Keywords Lantai. Dongguan. Eastern Han Dynasty. Roy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 Feature.
西汉末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图书档案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中记载：“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散落”。面对这一局面，重视文献典籍工作的光武帝刘秀“未及下车，而先让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1]2545。这一行动不仅影响了东汉后代继承者们对于图书档案工作的支持，也使得四方学士“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之徒，继踵而集”，从事校勘、编目、著录等工作，典籍的数量、规模、种类较前朝都有了很大进步。针对收集来的图书典籍日益宏富和东汉自身产生的档案文献不断积累，藏书之所的规模和数量也随之扩大。从著名的兰台、石渠阁、东观，到石室、宣明、鸿都等，都是东汉时期的宫廷内外存贮图书档案的机构。其中兰台、东观作为东汉皇家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不仅是文献典籍集中收藏中心，也成为东汉时期学术交流和文人荟萃之地。
1 东汉时期皇家藏书中心的演变：兰台和东观
1.1 兰台
秦朝焚书坑儒，不仅没有使其世代传承下去，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汉代统治者以史为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2]，收集了大量图籍档案。为了存贮档案，西汉设立了多处图档典藏之所，“汉凡图书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西汉的兰台隶属于御史台，由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这里的“殿中”相对于“殿外”而言，即指内府。兰台作为西汉皇家内禁藏书室，位于长安未央宫内，典藏秘书，地位显赫，《汉书·王莽传》记载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谶纬之书就藏于兰台。
王莽之乱后，长安城战火连连，兰台遭到破坏。“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1]2545汉光武帝迁都洛阳，沿用兰台之名，设立兰台作为中央图书档案库，用以贮藏西汉残余图书。东汉前期，国家大部分藏书都存于兰台，不仅藏有皇家秘书，也包括许多儒学经典。同时，这里也成为当时文士的主要活动之所，先后有一批文人学者奉召于兰台负责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点校秘书，编史修志。 1.2 东观
东观约建于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光武帝时期，统治者崇儒尚文，对于文书典籍的收集甚为重视，典册文献开始有了显著增加：“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面对数量庞大的图籍档案，已有的石室、兰台等藏书机构已无法承受，统治者们不得不采辟新的藏书之地用以存贮图籍。“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3]904，东观开始成为东汉时期皇家藏书库。
东观建于洛阳南宫之内，其建筑巍峨宏大、环境优雅。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东观赋》，又肖统《文选》卷二十四《东观铭》均见记载：“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房阔内布，疏绮外陈。”这里藏书丰富，“书籍林泉”，不仅保藏前朝秘书图籍，也是东汉所做新著的主要收藏地。和帝更是多次临幸东观，阅览书籍，甄选人才。“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东观成为东汉最重要的藏书之所。随着修编史志的工作从兰台迁移到了东观，文人士族也逐渐汇聚到此地，“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反映了东观文化交流之繁盛。
2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职能
2.1 收贮图籍
收集和贮藏文献档案是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其中兰台主要负责收录西汉时期的旧藏。光武年间，大量珍贵的图籍文献遭受了破坏，光武帝刘秀将长安未央宫内残存的书籍档案，以车载入洛阳保管于新建立的兰台藏书库，共计两千余辆。同时由于战乱，相当一部分典籍佚散民间，“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在这种情况之下，东汉早期的统治者们积极开展书籍的收集工作，四方学士们受到感召，“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大批散失民间的图书典册被寻回，保存于洛阳兰台藏书库中。
与兰台相比，东观皇家藏书库主要负责贮藏东汉时期新产生的图书档案。如，东汉时期名将张奂，师从太尉朱宠，研习《欧阳尚书》，以为《牟氏章句》浮辞甚多，于是自行删减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1]700，将新编书籍存于东观。东观不仅保存图书典籍，也是贮存档案秘书的重要场所。到了明、章帝时期，东观藏书的规模达到顶峰，东观藏书之丰，为文人学士们所惊叹仰慕。然而到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包括兰台、东观在内的藏书库均遭受了焚毁和破坏，所存贮的珍贵文献图籍莫不残佚，是东汉图书档案事业史上一笔重大损失。
2.2 编校藏书
整理编目藏书在东汉时期十分盛行。“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4]382东汉初年，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别录》、《七略》有幸保留下来，存于兰台。其中不仅包括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众多藏书，也存留下较为完整的藏书簿录体系。以著名史学家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汇聚于兰台，以七略作为兰台所藏书籍的书部，据此进行新书编目工作。经过不懈努力，新目录的书籍三倍于前，致使原有的兰台、石室藏书机构无法满足藏书需要，东观、仁寿阁等新的藏书机构就此建立。东汉中后期，东观已发展为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心，众多名儒硕学奉命在东观撰述国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班固于东观作《东观汉记》，成为研究东汉历史和文学的珍贵遗产。
东汉的藏书机构也多次参与校书工作。东汉年间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文化专制的需要，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如，汉章帝建初四年，杨终主张典校“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并于当年十一月，奉召在白虎观“论考同异”[1]346。章帝章和元年，朝廷又征召曹褒等人于南宫东观校订典籍。后汉书中《文苑列传》《吴延史卢赵列传》《马融列传》等也多次出现于东观等地从事校书工作的记载。
2.3 教书育人
东观等地作为皇家藏书机构，还成为东汉教书育人的场所。邓太后曾诏“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1]424。同时，朝廷还于东观悬挂名流学者的画像，作为道德典范，以达到促进文士治学的目的。如东汉著名文学家高彪，文采斐然、德行出众，汉灵帝就命画师为其画像，并悬在东观，以劝学者。
辟雍自西周始即为“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东汉时期，成为皇帝所建大学的藏书之处，其中主要收集经学图谶等典籍，为统治者教育贵族子弟提供服务。
3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的特点
3.1 设立专职图籍管理人员
为了更好的保藏图书典籍，东汉统治者除了建立多个藏书机构之外，还为机构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后汉书和帝纪中曾记载，汉明帝时期，班固担任校书郎一职，后升迁兰台令史。这是有关皇家藏书机构管理官员的最早记载。校书郎的出现，及兰台令史一职的不断设置，反映了东汉时期藏书管理机构的日臻完善，到了东汉末期，更出现了秘书监，作为专门的图书管理机构。
3.1.1 东观校书郎
校书郎，又称校书郎中，主要负责图籍校刊等工作。“校书郎”这一称呼于光武帝时期就已出现，至和帝之后开始大量任用，主要负责编目整理位于东观藏书库的藏书。《通志》曾言校书郎并非朝廷的正式官职，“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任，则谓之校书郎中”[4]383。同时，校书郎的设立较为随机，大多都由其他官员兼任，如张衡、马融、蔡邕等都曾担任过校书郎，等他们典籍校订结束后，校书郎的工作也便结束了。
3.1.2 兰台令史
相对于校书郎一职，兰台令史的设置更为规范。兰台令史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有迹可循，它的前身是“史书令史”，《史记》《汉记》中均有记载，作为众多文职官职中的小官，主要负责核对奏疏和撰写文书。到了东汉，兰台令史成为皇家图书档案机构的专职官员，重要性大为彰显。特别在汉明帝、章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于图籍工作的支持，兰台令史一职受到重视，成为许多文人走向仕途的跳板。任职兰台令史官员的文化水平也大有提升，由普通官吏变为博通文献典籍、文学才华出众的“名香文美”的“通人”。虽然兰台令史只“秩百石”，但却被委以重任：除了基本的“掌奏及印书文工”“掌书劾奏”职能外，还承担着“典校秘书”的工作，对文献典籍的校勘整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3.1.3 秘书监
到东汉后期桓帝之时，设立秘书监，掌管图书秘籍的官员制度更加规范化。据《文献通考》记载：“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世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4]233又据《汉官仪》记载：“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1]300说明了秘书监这一制度设立的正式性和规范化。“秘书”一词的得名与东汉兴起的谶纬之学有关，东汉图籍集中收藏于皇室，统治者推崇谶纬之学，重视校点秘书。秘书监作为我国封建政府机构建立的首个主管图书典籍工作的机构，为自东汉至明朝的各代官府所沿用，将司掌图书管理事务的官员称为秘书监、秘书丞、秘书令等。
3.2 藏书种类丰富
典藏书籍是皇家藏书机构的基本职能，东汉以来，各个藏书机构的藏书种类、数量日益丰富。东汉明帝年间，曾遣“使天竺， 求之佛经四十二章……其经绒于兰台、石室”[3]1973。可见兰台、石室这两处藏书机构还兼有存贮佛经的特点。此外，自章帝、和帝后，东观典藏史书日益丰富，成为皇室集中贮藏图籍书目、编纂史书的主要场所。是以当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老氏即指老子，东周时期老子曾任守藏室史一职。称东观为老子藏室，又称其为“道家蓬莱山”，可见东观藏书之多。
兰台、东观等不仅作为皇室藏书机构，也履行着中央档案馆的职能，除藏有大量图书之外，还包括大量档案资料，具体见表1。
表1 兰台、东观所藏档案资料类型
4 东汉皇家藏书机构对后世的意义
4.1 对皇家藏书机构的利用：丰富文学作品和史籍著作
东汉之前，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利益，对皇家所藏图书档案控制甚严，能够阅览皇家藏书的仅有皇帝本人、校书人员和皇帝特许之人。皇家藏书机构也只管贮藏和校对书籍，对图籍的利用程度不高。东汉时期，统治者对藏书的开发和利用格外重视，兰台、东观等地逐渐成为封建政府的参考机构和编史著述机构，对于图书典籍的利用大大增加。
明帝时期班固任兰台令史，在兰台奉旨编修史书。自此之后，一批著名文士，如贾逵、班超、孔僖、傅毅、李尤等先后任兰台令史，他们在兰台管理藏书、典校秘书、撰述史书。班固撰写《汉书》，主要资料来源于兰台藏书，尤以《史记》为重。郑樵言《汉书》“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这一评价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反映了班固对兰台史料的收集。《汉书》除了在《史记》的基础上，也补充了许多内容：如增加张鸯、李陵等传，补录了贾谊的《治安策》、公孙宏的《贤良策》、刘歆的《七略》等[5]，这些重要资料也须从皇家所藏的图籍档案中查找。另外，在兰台的这段期间，利用兰台丰富的图籍秘书，班固除了撰写《汉书》，还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学者共撰《东观汉记》的《世祖本记》和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兰台对后世，特别是图书档案界具有很大影响。兰台令史一职为后世所沿用，称史官为“兰台”，又将史官机构亦称为为“兰台”，成为了编修史志的专职机构。同时，兰台职能也在发展中不断扩大，唐高宗时期将原先主管收藏秘书的秘书省改为兰台，又由于最初兰台收藏秘书主要用以监察弹劾百官，故后世也称御史台为兰台。
随着藏书中心由兰台移至东观，东观藏书渐盛于兰台，编修史料的工作遂移入东观。东观收藏的典籍档案十分丰富，为修撰史书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许多名人学士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创作了许多著作，“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6]。这些著作中一部分是受皇命而作的御用文学，如歌、赋一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如李尤的《东观赋》和《东观铭》等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学者根据机构所藏记录而著述的史书或传记，“中兴之史，出自东观。”其中尤以《东观汉记》。东汉安帝时期，刘珍、李尤、刘毅等文人“著作东观，撰集《汉记》”，桓帝时期边韶、崔实、朱穆、曹寿、伏无忌等人也“著作东观”，灵帝时卢植、刘洪等又“补续《汉记》”。总之，前后历时百余年，各朝名士硕学，广泛采用东观收集的本朝档案文献，陆续撰成包括有纪、志、表、载记、列传等体例，记述东汉一代的《汉记》共143篇，但后来因受董卓之乱的干扰，全书未能最后完成。因为《汉记》成书于东观，故称之为《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的修撰，可以看作我国古代设馆官修当代史的开端，由于《东观汉记》是直接以当代档案文献编撰而成，因而它遂成为后世各家后汉书修撰的重要依据。
4.2 学术研究圣地：文士群体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东汉统治者对图籍档案以及藏书机构的重视，作为王朝存贮典籍最为集中的场所，兰台、东观等藏书机构逐渐成为文化交流和文士荟萃之地。其中东观作为东汉藏书最为丰富、最具学术研究性的专业藏书机构，通过开展勘校、著述等业务活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心，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时期，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洛阳东观。他们不是普通的图籍工作者，而是皆为通晓图书典籍、文采出众、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文人们大多出身高贵，才美望隆，《别通篇》称之为“名香文美”。如班固、傅毅等学士正是凭借他们的过人才华而扬名后世。
一方面，文人群体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学、史学著作。文学方面，明、章帝时期，政局稳定，文人学士以歌颂汉德、宣明国化为创作倾向，他们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一种繁复华丽的文学风貌。如班固《答宾戏》里所作：“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察仰太和。”[7]可以说，东汉时期汇聚于东观的文人群体承担了“振大汉之天声”的历史任务。文人雅士倾向于以丰富充沛的笔调讴歌东汉盛景，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史学方面，在文人的努力之下，东汉的官府藏书在图书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如东汉班固在编著好《汉书》过程中，汲取了西汉刘歆写《七略》的体制，创作《艺文志》，开创了史书艺文志的先河。同时，东汉文人在编订图书目录时，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目录互助法。这种方法，对于后世历代公、私史书编订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代学者章学诚于《校雠通义》中对东汉创立的目录互著方法评论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共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8]
另一方面，东汉文人群体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其思想倾向以知识体系为基础。经学对东汉文人群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文人群体性格的根本精神。虽然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文献版本和阐释方法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都以弘扬儒家的礼乐文化精神为思想追求，这样，文人群体就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与技艺的阶层，而具有了思想的支撑和精神的力量。东汉文人群体深受儒家精神人格的感染和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他们以传承经学、修史传世为使命。同时虽然文人的知识结构是以经学为核心的，但他们的知识范围却不仅仅局限于经学，而是涉及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他们对知识的热情，也促使东汉社会各界对知识的尊重和关心。
5 结语
总的来说，东汉统治者将皇家藏书机构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促使图籍档案在机构内的有效典藏，同时设有专职管理人员，促进了图书的存贮、整理和一定范围内的开发利用。皇帝派遣文人学者，置身藏书处，根据所藏图籍史料，撰述国史，这也变成了东汉皇家藏书机构最基本的业务，典藏经书、校雠典籍则居于次要地位。东汉皇家藏书机构逐渐演变成既是藏书之所，又为著述之处，开展的活动多为奉诏撰述文章，修纂国史，对图籍的利用率大为增加。以东观为首的藏书机构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发展为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化交流场所，大量文人学者汇聚于此。文人群体对于皇家藏书机构的开发和利用，对于传播正统文化、培育人才和控制国家政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文人学者利用机构所藏书籍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文学史籍著作，也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