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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房，一个院，老婆孩子在一块儿。
养个鸡，下个蛋儿，又种瓜来又种菜。
吃喝玩乐样样有，外带电动五大件。
——沧县八九十年代民谣
先说热望发财的热望在城、乡人民的胸中燃烧，这种热切通过焦灼的语言像电光石火一样从人们的口中迸发着。当你来到农村，这种印象会更深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家乡一带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相当的提高，吃穿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吃的主要是细粮，用的东西远比过去的地主奢侈，多数人家不仅已拥有小型农机设备，而且摩托车也已成了普遍的代步工具，甚至有的家庭还装上了空调，原来时兴的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风扇“五大件”早已不时髦了。
亚当·斯密先生在很早以前分析了由于分工而产生的“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的“交换”，并由此向大家展示了“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的图景。但是他那时未容得讲发财还是一个“欲望”问题，是一种心理现象。他仅阐述了人是怎样产生、制造财富的，但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问题，则是到了七十多年以后，又由一个德国的哲学家阿·叔本华更进一步地阐明：“因为一个人在拥有财产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不由某一财产的绝对数量所决定。这其实取决于一个相对的数量，也就是说，由一个人所期待得到的财产和自己已经实际拥有的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仅仅考察一个人的实际拥有毫无意义，这种情形就犹如在计算一个分数时，只计算分子而忽略了分母一样。”
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财也还是一个变量。如果细化的话，即使“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之后，人们热衷和追求的仍是个别的富裕。因为发财的热望得以释放，由之而来的是精神的愉悦，心理上的快乐，这已是一个关乎心态的问题了。
讲自己的例子。小时候由于食物种类的匮乏，对肉类食品一向具有强烈的贪欲。每遇家中的大日子或有客人来，家中通常会买一只烧鸡摆上桌面。每每上下打量这只烧鸡时，我就会心存遐想：何日我才能一人独吃这只烧鸡——尤其是让我一人独享两只烧鸡腿！而今，几十年过去了，这时你虽然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一个人独吃一只烧鸡、能独吃两个鸡腿乃至四个鸡腿了，可是你却已不觉得有异常的兴奋和格外的愉悦了。说老实话，自打那时起，我还未真的试过一人独吃两个鸡腿。这不是肠胃的问题，也不是经济能力的问题，它主要是心理问题。在以往，一个人能独吃一只鸡、两个鸡腿是具有排他性的，它意味着专有、特权，甚至身份；特别是当你一人独吃，旁边还有人看，却不能参与分享的时候，那种满足才淋漓尽致。然而，现在谁还会以“吃烧鸡”为能事呢？愉悦没有了，冲动减低了，那么肠胃的蠕动也就放慢了。
所以对于“发财的热望”和财富的思考我们要理清了。财富在法律、经济学中应是能直接变现的“种类物”；在物理学的形态上它是有征状的，如物业、物产、金属的“浓缩物”、经印刷“符号化”的纸张；在数学上，它仅是一串数字，然后才是加减乘除；即便在生理学上，由于生理功能上的局限性人对财富的占有、享用的直接体验也是有限制的，睡觉再高级也不过只需2米多长的一张床而已，吃喝再糜烂只不过是身体仅需一定份额的热量罢了，而不论你拥有广厦千万间、面前放着肉山酒海；在社会学上，财富是一个人自由的“半径”，自由裕度的大小，圆圈的广狭与“半径”有关，但这也是相对的，它还取决于你以何为圆心……
依我的估计：一个人在解决了基本生存所需以后，他积存下来的全部财富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再与自己的直接使用、消费有关；剩下的三分之二基本上与本人的直接使用、消费无关了，它可能是为了保护、存养剩余的财富，或者再分配，这些有时是在世时能看到的，有些则是身后事了，这全靠时运。由此看来，剩下的“三分之二”大多都是属于自身以外的了。
然而，在获取了与己有关的“三分之一”之后，追求那“三分之二”依旧是人们孜孜不倦、津津乐道的永恒话题。人人都有自己“三分之二”的问题，而且有的人还在不断放大自己的“三分之二”。现今，财富已非法律、经济、物理、社会、财会学所能解释的了，它已成为了异种文化，财富甚至成了“人格观”、“是非说”、“优劣论”的标准，有时人们还会忽略财富的用途、使用的质量，更谈不上敛财方式的卑劣与否了。
其实，财富所带给人美妙的感觉及快感是与攀比有关的，拥有几百万、上千万钱财的人内心仍很痛苦，活得很累，生存品质低下，八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眼中看到的不是比尔·盖茨就是李嘉诚。剔除了攀比的心理因素，其实快乐不完全与财富的多少有关，第一次获取的5000块，或许要比以后挣的50000、150000、500000、甚至5000000块来得更刻骨铭心。
再说途径“发财”已是全中国人民的话题。相比之下，农民对发财的途径似乎具有更强烈的要求。
亚当·斯密先生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讲道：
“如果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可受到投资人自身更直接的监察；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财产，不但常需冒狂风巨浪的危险，而且由于商人常需对风俗情况都不易熟悉的远郊的人贷给信用，还要冒人类的愚蠢与不正当行为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险。反之，地主的资本，却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说是尽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破坏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的现状下，农民的致富问题，已超出了传统习惯上仅以土地作为经营重心的模式，也与斯密先生的精辟分析有了出入。仅凭勤劳可能会小康，但不一定能发财。现时情况下，或许仅靠依托土地的生产能吃饱饭，但其毕竟不是发财的重要来源。现代社会生财、取财的方式已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守土重迁、习惯于“从土坷垃中刨食吃”的农民来讲是新问题。农民们以往的定式思维是：收入和产出的因果关系是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一粒种子最多能增生几十粒、几百粒粮食，人与农作物间的关系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他们习惯了算术级数的变化，从未面临因种植经济关系而产生的几何级数变化，更何况可能发生的裂变！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实在是无法训练出他们利用社会公共资源以虚拟方式去赢取财富的能力，而一旦面对这些陌生的环境，他们却反而丧失了安全感。
曾有意无意地围绕发财致富的话题与家乡许多人聊过天，这些人中有在外边打过工的，有小本经营的，有外出做买卖赔了本返家种地的，也有跃跃欲试准备再出去捣鼓捣鼓的。听着各人的讲述，每家每户的情形均不同，但言语间透露着失落感。细究起来，致富的资金缺乏，难于选项，市场不明自然是导致失落感的原因。但我猜想大家可能还是忽略了一个主观上如何准入的问题，思想上的准入是一个需予解决的首要问题。
准入可能是进城，也可能是进入市场，更可能是进入一个数钞票游戏的“牌局”。准入要有入场券，思想调校不充分，没有可沟通的语言，也是难以准入的。其实有时准入条件的具备并不需要复杂的培训，有时就凭脑筋的急转弯，有时也仅是激愤过后而涌现的大无畏就完成了。不论是乡村、城里，也不论是中国、海外，这样的事例已有很多。由此，我又不由地想到家乡一老一新的两个例子。
先说老的，是以身相许的例子。沧州曾出过两个大太监，一个是明朝的魏忠贤（肃宁人），再一个是清朝的安德海（南皮人），李莲英（原河间府人）则出自邻县。在这里我们不再在道德、政治的层面上去评判这些人，因为对此早已有人评说过了。但我仅想就其原为一介农民出身的境况，来揣度揣度他们的心境。
乡土中的农民在旧时代如果想出人头地，依传统不外乎有以下两种途径：读书，但要“十年寒窗苦”；从军，需要显赫的武功更要用出生入死来打拼。这两种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还要看每人的禀赋及运气。由此说来，准入的门槛已是特定了的。对于那些没有准备也无法准备，在各个方面的压力和逼迫下，急于摆脱自己困境而又幻想荣华富贵的男人而言，毅然地采取以阉割自己生殖器的方式来换取“准入”的门票。这需要一种凛然的决绝，是否也是一种“男性雄壮”的闪现？其所付出的代价与“十年寒窗苦”、“出生入死的打拼”相比孰重孰轻呢？最终三人因而接近了皇权，渗入到了最重要的政权核心，发迹腾达了。但他们的局限性也恰恰在于已经准入却不能再继续准入，他们始终进入不了文、武官的体系，不能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而最终只能沦为皇权的鹰犬。这也是封建统治下畸形男人的悲哀了。
这种以身相许的准入可算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并没有在历史的舞台退席，现时不断有人仍将之沿用：君不见城里的人时兴出国，去欧、美、日，去澳洲，在异国他乡最简捷的准入途径就是嫁娶了，而不论它是黑的、白的，老的、少的，有钱的，无钱的，健康的、残疾的；即便是在国内，美丽的姑娘嫁给富有的年迈老头，小伙子娶了有名的老太婆等违背常情的事例比比皆是。这一方式算得上是对财富、社会地位最快的“准入”了，而身体就是入场券。
再说新的，是以创意为媒的例子。一年多前，《南方周末》另辟蹊径，经严谨的筛选评定，确定了“中国首富”人选，中国的财富之王诞生了，是谁呢？李金元！有人感到意外，坐在这个宝座上的人应该是玩电脑的、搞房地产的或者是卖百货、卖电器的人才对呀？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皆因李金元为人低调，业务业绩全在国外造成的。请见如下资料：据媒体介绍，“首富”李金元出生于河北沧州，时年46岁。20岁时在华北油田任一名生产主管，后白手起家，生产一种名为“天狮营养高钙素”的保健品，继而以传销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在国家明确了有关禁止传销政策后，现已将80%以上的业务放在了国外，在马来西亚、俄罗斯、东欧近百个国家中，其拥有900万人组成的传销队伍，公司正准备在美国上市。终于有中国人会玩洋人“戏法”的了，并且还将这个游戏玩回到了洋人的地盘。
这种模式，超出了传统上人们对准入的理解，更是创造了“准入”的新标准、新概念。以物品或劳务来发财致富是传统产业，而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授予了人们一个方法，送你一个“发财的点子”，卖给你一个“发财的梦”，一种满足发财愿望的方式，一个实现致富的途径，它把握了每个人“追梦”、“发财”的动机，由此建立起了一座金字塔，抽象的概念、虚拟的期望是可以演变成数字的累积乃至裂变的。出自油田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打井采油，建树的是地下金字塔，打井探宝只要寻到“脉”上就是找到了聚宝盆；而这种方法的巧妙是要摸到人的“脉”上，人人都如同怀揣个大金碗了。但非法传销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不仅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同时还诱发出各种刑事犯罪。以此为发财的途径是不能被“准入”的，而迁往海外的销售则肯定又存在着重新“准入”的种种难题，这一系列 “准入”的复杂自不待言。首富不愧是财富之王，900万的营销大军——相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联盟体”的统领！这些成绩着实令人佩服，其胆识也着实令人惊叹。通过这个例子，我算是又进一步地明白了什么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海外发财那才是“腕儿”，胜过有些专在自家院里“扎”银行款、“绣”百姓钱的主儿。“首富”，般配！
其实，发财致富的途径中，原始的“以身相许”未必人人适用，但时髦的“以创意为媒”则因人而异都可开掘。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发财的途径实质上既在“途径”之外，又在“途径”之内。
怎讲？如果途径都在“途径”之中，那岂不人满为患——坐席有限，持券“准入”的人却早已超额，你可能来晚了，只能站着了，所以思路应是在“途径”之外。赢取财富不外乎把握供求关系，顺应人情、社情、习惯，这都是在“途径”之中的循规蹈矩，所以做法应是在“途径”之内了。
养个鸡，下个蛋儿，又种瓜来又种菜。
吃喝玩乐样样有，外带电动五大件。
——沧县八九十年代民谣
先说热望发财的热望在城、乡人民的胸中燃烧，这种热切通过焦灼的语言像电光石火一样从人们的口中迸发着。当你来到农村，这种印象会更深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家乡一带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相当的提高，吃穿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吃的主要是细粮，用的东西远比过去的地主奢侈，多数人家不仅已拥有小型农机设备，而且摩托车也已成了普遍的代步工具，甚至有的家庭还装上了空调，原来时兴的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风扇“五大件”早已不时髦了。
亚当·斯密先生在很早以前分析了由于分工而产生的“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的“交换”，并由此向大家展示了“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的图景。但是他那时未容得讲发财还是一个“欲望”问题，是一种心理现象。他仅阐述了人是怎样产生、制造财富的，但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问题，则是到了七十多年以后，又由一个德国的哲学家阿·叔本华更进一步地阐明：“因为一个人在拥有财产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不由某一财产的绝对数量所决定。这其实取决于一个相对的数量，也就是说，由一个人所期待得到的财产和自己已经实际拥有的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仅仅考察一个人的实际拥有毫无意义，这种情形就犹如在计算一个分数时，只计算分子而忽略了分母一样。”
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财也还是一个变量。如果细化的话，即使“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之后，人们热衷和追求的仍是个别的富裕。因为发财的热望得以释放，由之而来的是精神的愉悦，心理上的快乐，这已是一个关乎心态的问题了。
讲自己的例子。小时候由于食物种类的匮乏，对肉类食品一向具有强烈的贪欲。每遇家中的大日子或有客人来，家中通常会买一只烧鸡摆上桌面。每每上下打量这只烧鸡时，我就会心存遐想：何日我才能一人独吃这只烧鸡——尤其是让我一人独享两只烧鸡腿！而今，几十年过去了，这时你虽然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一个人独吃一只烧鸡、能独吃两个鸡腿乃至四个鸡腿了，可是你却已不觉得有异常的兴奋和格外的愉悦了。说老实话，自打那时起，我还未真的试过一人独吃两个鸡腿。这不是肠胃的问题，也不是经济能力的问题，它主要是心理问题。在以往，一个人能独吃一只鸡、两个鸡腿是具有排他性的，它意味着专有、特权，甚至身份；特别是当你一人独吃，旁边还有人看，却不能参与分享的时候，那种满足才淋漓尽致。然而，现在谁还会以“吃烧鸡”为能事呢？愉悦没有了，冲动减低了，那么肠胃的蠕动也就放慢了。
所以对于“发财的热望”和财富的思考我们要理清了。财富在法律、经济学中应是能直接变现的“种类物”；在物理学的形态上它是有征状的，如物业、物产、金属的“浓缩物”、经印刷“符号化”的纸张；在数学上，它仅是一串数字，然后才是加减乘除；即便在生理学上，由于生理功能上的局限性人对财富的占有、享用的直接体验也是有限制的，睡觉再高级也不过只需2米多长的一张床而已，吃喝再糜烂只不过是身体仅需一定份额的热量罢了，而不论你拥有广厦千万间、面前放着肉山酒海；在社会学上，财富是一个人自由的“半径”，自由裕度的大小，圆圈的广狭与“半径”有关，但这也是相对的，它还取决于你以何为圆心……
依我的估计：一个人在解决了基本生存所需以后，他积存下来的全部财富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再与自己的直接使用、消费有关；剩下的三分之二基本上与本人的直接使用、消费无关了，它可能是为了保护、存养剩余的财富，或者再分配，这些有时是在世时能看到的，有些则是身后事了，这全靠时运。由此看来，剩下的“三分之二”大多都是属于自身以外的了。
然而，在获取了与己有关的“三分之一”之后，追求那“三分之二”依旧是人们孜孜不倦、津津乐道的永恒话题。人人都有自己“三分之二”的问题，而且有的人还在不断放大自己的“三分之二”。现今，财富已非法律、经济、物理、社会、财会学所能解释的了，它已成为了异种文化，财富甚至成了“人格观”、“是非说”、“优劣论”的标准，有时人们还会忽略财富的用途、使用的质量，更谈不上敛财方式的卑劣与否了。
其实，财富所带给人美妙的感觉及快感是与攀比有关的，拥有几百万、上千万钱财的人内心仍很痛苦，活得很累，生存品质低下，八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眼中看到的不是比尔·盖茨就是李嘉诚。剔除了攀比的心理因素，其实快乐不完全与财富的多少有关，第一次获取的5000块，或许要比以后挣的50000、150000、500000、甚至5000000块来得更刻骨铭心。
再说途径“发财”已是全中国人民的话题。相比之下，农民对发财的途径似乎具有更强烈的要求。
亚当·斯密先生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讲道：
“如果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可受到投资人自身更直接的监察；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财产，不但常需冒狂风巨浪的危险，而且由于商人常需对风俗情况都不易熟悉的远郊的人贷给信用，还要冒人类的愚蠢与不正当行为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险。反之，地主的资本，却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说是尽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破坏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的现状下，农民的致富问题，已超出了传统习惯上仅以土地作为经营重心的模式，也与斯密先生的精辟分析有了出入。仅凭勤劳可能会小康，但不一定能发财。现时情况下，或许仅靠依托土地的生产能吃饱饭，但其毕竟不是发财的重要来源。现代社会生财、取财的方式已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守土重迁、习惯于“从土坷垃中刨食吃”的农民来讲是新问题。农民们以往的定式思维是：收入和产出的因果关系是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一粒种子最多能增生几十粒、几百粒粮食，人与农作物间的关系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他们习惯了算术级数的变化，从未面临因种植经济关系而产生的几何级数变化，更何况可能发生的裂变！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实在是无法训练出他们利用社会公共资源以虚拟方式去赢取财富的能力，而一旦面对这些陌生的环境，他们却反而丧失了安全感。
曾有意无意地围绕发财致富的话题与家乡许多人聊过天，这些人中有在外边打过工的，有小本经营的，有外出做买卖赔了本返家种地的，也有跃跃欲试准备再出去捣鼓捣鼓的。听着各人的讲述，每家每户的情形均不同，但言语间透露着失落感。细究起来，致富的资金缺乏，难于选项，市场不明自然是导致失落感的原因。但我猜想大家可能还是忽略了一个主观上如何准入的问题，思想上的准入是一个需予解决的首要问题。
准入可能是进城，也可能是进入市场，更可能是进入一个数钞票游戏的“牌局”。准入要有入场券，思想调校不充分，没有可沟通的语言，也是难以准入的。其实有时准入条件的具备并不需要复杂的培训，有时就凭脑筋的急转弯，有时也仅是激愤过后而涌现的大无畏就完成了。不论是乡村、城里，也不论是中国、海外，这样的事例已有很多。由此，我又不由地想到家乡一老一新的两个例子。
先说老的，是以身相许的例子。沧州曾出过两个大太监，一个是明朝的魏忠贤（肃宁人），再一个是清朝的安德海（南皮人），李莲英（原河间府人）则出自邻县。在这里我们不再在道德、政治的层面上去评判这些人，因为对此早已有人评说过了。但我仅想就其原为一介农民出身的境况，来揣度揣度他们的心境。
乡土中的农民在旧时代如果想出人头地，依传统不外乎有以下两种途径：读书，但要“十年寒窗苦”；从军，需要显赫的武功更要用出生入死来打拼。这两种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还要看每人的禀赋及运气。由此说来，准入的门槛已是特定了的。对于那些没有准备也无法准备，在各个方面的压力和逼迫下，急于摆脱自己困境而又幻想荣华富贵的男人而言，毅然地采取以阉割自己生殖器的方式来换取“准入”的门票。这需要一种凛然的决绝，是否也是一种“男性雄壮”的闪现？其所付出的代价与“十年寒窗苦”、“出生入死的打拼”相比孰重孰轻呢？最终三人因而接近了皇权，渗入到了最重要的政权核心，发迹腾达了。但他们的局限性也恰恰在于已经准入却不能再继续准入，他们始终进入不了文、武官的体系，不能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而最终只能沦为皇权的鹰犬。这也是封建统治下畸形男人的悲哀了。
这种以身相许的准入可算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并没有在历史的舞台退席，现时不断有人仍将之沿用：君不见城里的人时兴出国，去欧、美、日，去澳洲，在异国他乡最简捷的准入途径就是嫁娶了，而不论它是黑的、白的，老的、少的，有钱的，无钱的，健康的、残疾的；即便是在国内，美丽的姑娘嫁给富有的年迈老头，小伙子娶了有名的老太婆等违背常情的事例比比皆是。这一方式算得上是对财富、社会地位最快的“准入”了，而身体就是入场券。
再说新的，是以创意为媒的例子。一年多前，《南方周末》另辟蹊径，经严谨的筛选评定，确定了“中国首富”人选，中国的财富之王诞生了，是谁呢？李金元！有人感到意外，坐在这个宝座上的人应该是玩电脑的、搞房地产的或者是卖百货、卖电器的人才对呀？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皆因李金元为人低调，业务业绩全在国外造成的。请见如下资料：据媒体介绍，“首富”李金元出生于河北沧州，时年46岁。20岁时在华北油田任一名生产主管，后白手起家，生产一种名为“天狮营养高钙素”的保健品，继而以传销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在国家明确了有关禁止传销政策后，现已将80%以上的业务放在了国外，在马来西亚、俄罗斯、东欧近百个国家中，其拥有900万人组成的传销队伍，公司正准备在美国上市。终于有中国人会玩洋人“戏法”的了，并且还将这个游戏玩回到了洋人的地盘。
这种模式，超出了传统上人们对准入的理解，更是创造了“准入”的新标准、新概念。以物品或劳务来发财致富是传统产业，而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授予了人们一个方法，送你一个“发财的点子”，卖给你一个“发财的梦”，一种满足发财愿望的方式，一个实现致富的途径，它把握了每个人“追梦”、“发财”的动机，由此建立起了一座金字塔，抽象的概念、虚拟的期望是可以演变成数字的累积乃至裂变的。出自油田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打井采油，建树的是地下金字塔，打井探宝只要寻到“脉”上就是找到了聚宝盆；而这种方法的巧妙是要摸到人的“脉”上，人人都如同怀揣个大金碗了。但非法传销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不仅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同时还诱发出各种刑事犯罪。以此为发财的途径是不能被“准入”的，而迁往海外的销售则肯定又存在着重新“准入”的种种难题，这一系列 “准入”的复杂自不待言。首富不愧是财富之王，900万的营销大军——相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联盟体”的统领！这些成绩着实令人佩服，其胆识也着实令人惊叹。通过这个例子，我算是又进一步地明白了什么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海外发财那才是“腕儿”，胜过有些专在自家院里“扎”银行款、“绣”百姓钱的主儿。“首富”，般配！
其实，发财致富的途径中，原始的“以身相许”未必人人适用，但时髦的“以创意为媒”则因人而异都可开掘。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发财的途径实质上既在“途径”之外，又在“途径”之内。
怎讲？如果途径都在“途径”之中，那岂不人满为患——坐席有限，持券“准入”的人却早已超额，你可能来晚了，只能站着了，所以思路应是在“途径”之外。赢取财富不外乎把握供求关系，顺应人情、社情、习惯，这都是在“途径”之中的循规蹈矩，所以做法应是在“途径”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