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收音机上那个绿豆大的红灯一直亮着，我用手捂住那儿，一会又放开……
　　
　　爷爷老得看不懂电视了，他问那个男人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黄，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上小学的侄女大笑：“人家是‘少妇杀手’韩国影星裴勇俊！头发是染的嘛！”
　　在从前，爷爷会把这样的孩子一笤帚打出去，现在，他只能闭上眼睛，靠在被子上。
　　他从窗台上摸下来一只收音机，一个壳子都已经被岁月熏黄了的收音机。没有耳机，他打开它，把它贴在耳朵边上，滋滋啦啦地叫了好一阵子，才听出是在唱戏。
　　我小的时候，爷爷的权威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受到孩子们的侵犯。他说看哪个台我们就得看哪个台，他最爱看唱戏，我们听不懂，却还得陪着他。
　　“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爷爷摇头晃脑听得陶醉，我们却走了神，就像我们今天看《冬日恋歌》，他莫名其妙一样。
　　如今的电视，已经被孩子们霸占了，不给他们看韩剧，他们就威胁说出去上网。
　　听着听着，爷爷仰躺在那里睡着了，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嘴唇干燥，嘴角垂败。收音机还叽哩哇啦地响着，只不过，那里已经在吆喝着卖保健药了。
　　但是，我们不能关掉它。无论爷爷睡得多沉，只要我们的手探过去要碰他的收音机，他闭着眼，急促而严厉地说：别关！
　　于是，他睡着，还打着呼噜，收音机响着，狭窄的小屋里，热闹得特别孤独。
　　后来，我来到了城里。我青春年少，却也有着如出一辙的寂寞。我常常把耳机塞在耳孔，无论何时何地。
　　我的MP3是我花了半个月工资买来的，但我只使用里面“收音机”的功能，这被朋友知道后，大骂我浪费、老土、丢人。可她哪懂我的心思？电台里，说一会话，然后放几首歌，给我的任何一个旅途，哪怕是从公司到去见客户的路上，都能扫走我的寂寞，添一点颜色。
　　我这个人，大概是有些怪异吧！我喜欢一首歌，我可以听上它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在收音机里，忽然就会蹦出我曾经欲罢不能的歌。这时，我会想起我爱过的人，当初，我是多么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多想亲自唱给他听。只是，现在，我依旧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听着收音机里的热闹。
　　晚上，回到出租屋，关掉灯，收音机上那个绿豆大小的红灯一直亮着，照着我的鼻尖，我用手捂着那灯，一会又放开……在谈话节目里，听着别人千奇百怪的故事以及主持人费尽心思的挖苦，让我一会笑一会恨一会又很无聊。有时，主持人还冷不丁地问我一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呢？”就好像我不是孤独的，他们真的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枕着这些声音睡去。当然，不会有人给我关掉收音机，它一夜一夜地响，我没过几天就得喂给它两节五号电池。
　　我跟同事讲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八卦，她惊讶地喊：“现在还有人听收音机么？老土啊！”
　　为了求证，我在夜市上溜达，看到有卖收音机的，特意问人家现在还有人买这过时东西吗？摊主说销路挺好，民工兄弟们买得比较多。
　　烈日下的中午，兄弟们端着瓷缸，蹲在工地上呼噜呼噜地吃白菜粉皮。一台断了天线的收音机摆在脚边，那里正锣鼓喧天地播弱智的猜谜语，主持人用了各种各样的腔调，煽动大家快打电话快发短信得大奖——收音机都快被他们喊破了。信号不怎么好，一个人嘴里叼着黑馒头，腾出手来，时不时去摆弄它一下。
　　晚上，他们趿拉着脏黑的拖鞋，举着收音机在街上一群一群地逛游。他们在听性教育普及节目，把声音放得大大的，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大姐谆谆教诲，他们嘿嘿地笑得很诡异。
　　年轻人永远是时代消费主体，于是，收音机里的节目一股脑向年轻人这边倒——有好几个电台都换成了纯粹的音乐台，主持人很少再跟我说话了，他们只负责在歌曲间隙穿插些广告。所以，我虽然还塞着耳机，却总是一望无际地走神。耳机成了我的装饰，只是提醒别人不要轻易打扰我。
　　我嫁掉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允许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睡去的男人，他会在我气息渐平的时候轻轻关掉它。我有爷爷遗传的极为敏感的神经，但我假装不晓得。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喉头就会抑制不住泛起淡淡的酸，我只好假寐，咽口唾沫，泛滥我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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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文静）